未来文学的“新路向”又在哪里

在会上发言的三位作家。左起：苏童、范小青、毕飞宇

以“中国当代文学新路向”为议题的第四届扬子江论坛（原“南京论坛”）近日在南京召开。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它最繁荣、最复杂、最变幻莫测、日新月异的特殊时期，作家和研究者面对着很多潮水般涌来的新机遇、新素材、新内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更艰巨、更深刻的新挑战，如何理清和判断各种各样的“新路向”，如何为新路向把脉，为它们即将或已经开启的可能性提供智性的、学理的思想和指导，是所有关心中国文学未来的作家和理论家们的共同课题。

如何理解新路向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评论家丁帆认为，新路向的问题就是回答作家的远方在哪里，作家的主体性在哪里，他用狄更斯的七句话表达了自己的理解：

第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思想都有，什么现象都出现的多元时代，最坏的时代是很多作家不能保持自己的定力，不能走自己的路。第二，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智慧和知识的积累给文学表达提供了十分广阔的技巧空间、技术空间，但这又是一个产生了大量的文学垃圾和伪作家的时代。第三，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我们坚守着文学理想，坚守着人文精神，坚持着人性的底线，但是怀疑人性、怀疑文学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第四，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有一部分作家富裕起来了，他们有思想的空间，但是还有消费文化和意识形态两个双刃剑悬在头上。第五，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能够在纷繁世界和历史的夹缝中看到我们的未来，但又有现实世界种种的诱惑。第六，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生活的优越给我们带来了富足感，但是自我的意识和思想的穿透力往往会被扼杀，会被科技扼杀人性。第七，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选择文学的天堂还是地狱，不同作家选择是不一样的，既要有技术、语言革命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作家不能对现实世界采取漠视态度。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汪政认为，当下的文学确实发生许多的变化，80年代的文学革命是以旗号、以运动的方式在进行，而当下的革命是静悄悄地以技术的方式、以文体的方式。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甚至何为“文学”的看法，都在悄悄地变化，许多写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写作是不是文学，他们在意的是表达，是创意。其次是写作主体在变化。80年代有一些异质分子在写作，但现在恰恰是这些异质者以行业、文化、地域等不同的身份进入文学，来解构文学，重新丰富文学，而不是统一化文学；其三，媒介和媒介融合。比如戏剧，新媒介为戏剧在舞台时空与结构方面提供了许多启示，原来许多无法实现的想法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变为舞台现实；其四，文学力量的变化对文体形成影响。比如随着科幻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和传播，科幻写作的观念与手法向其它文体迁移、渗透，形成了许多新的表现手法和文体特征。

文学新路向在哪里

1998年，韩东与朱文等曾发起一场名为“断裂”的运动，以决绝的姿态跟另一部分文学和文学组织作切割。南京大学教授、作家毕飞宇认为，就小说的美学、小说的文本，文学内部的脉络而言，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是不存在断裂的，还有传统基因的序列在往前延伸。但此时此刻，文学确确实实是断裂的，“新一代的作家、新一代的写作者，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的审美需要，跟我们过去的文学序列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他说：“我们那一代人是热衷于虚构写作的，通过虚构的手段渴望抵达另外一种现实，所谓更真实的现实或者更加坚实的现实。但今天的写作者通过虚构渴望抓到的东西仍旧是虚拟的世界。所以，断裂是存在的，哪怕这个断裂不那么彻底。”

毕飞宇因此表示，他不知道未来小说究竟会往哪走，但他承认，新路向摆在我们世界面前的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问题。“至于我怎么写，虽然知道新路向的问题是个问题，但对我来讲，仍是怎么顺手怎么写。”

“我们的写作毫无疑问也处于有没有路由器、要不要接通，在什么状态下接通的几种情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家苏童想起约翰·契弗的小说《巨型收音机》，与当下新路向的讨论话题特别切题。他认为对于写作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促进改革、促成巨大改变的，有时候是意外、偶然，甚至是错误。文学也是一个隐喻，是一台巨大的收音机，要让它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但所谓新的路向，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所达到的，苏童寄希望于意外与奇迹。

江苏省作协主席、作家范小青认为，要达到新路向，首先要求文学作品达到一定的高度，作家不仅要有能力去描写和批判现实，更要有能力发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第二，要有技术的难度，必须要有技巧上的新挑战；第三，要有思想的维度，满足读者对知识的渴望。一部好的作品思想境界越高，文学作品的思想维度就越大。另外还需具有生活的温度。“现在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抓住好的时机来实现我们的新路向。”范小青说。

探索新路向的最终目的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看来，20世纪80年代学界曾热衷于探讨新方法、探讨新路向，那时的探讨显著的特点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比较鲜明。今天的变化是具体的社会客体的变化，在客体的变化中我们跟主体发生巨大的脱节。主体功能丧失，从而导致客体主导了历史，人类的历史被科技重构为社会的客体化，它附属于科技的力量之下。因此谈新路向，就要重新考虑如何跟这个世界构成一种关系。“科技无限的增加形成了强大的客体力量，这对文学是很大的阻碍。”陈晓明提出，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更要保持好文学的传统，为人类的心灵和精神留住最后的家园。

新媒体跟旧媒体的界线在慢慢消失，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的界线也在慢慢消失。山东省作协主席、评论家黄发有注意到，媒体的融合趋势明显，而且对文学、对文化包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人工智能、新科技对文艺的渗透，必将会给文学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美学冲击主体美学的地位，科技因素对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对文学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日常语体的大融合。

无论新路向的探讨过程如何，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看来，好作家的标准是不变的。他提出，成为好作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人性的好奇；二是对语言的敏感；三是有自己稳定的价值体系。

王彬彬认为，对人性的好奇是成为“作家”的基本条件。作家应该是对“人”特别感兴趣的人，应该是人性的凝视者、观察者、研究者。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语言来表达对人性的好奇、惊讶、困惑、感动，甚至恐惧。我们的感受是独特的，而表达却是平庸的；我们的感受是深刻的，而表达却是浅薄的；我们的感受是强烈的，而表达却是纤弱的；我们的感受是丰富复杂、五味杂陈的，而表达却是简单、幼稚、呆板的。有了对语言的敏感，就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富有文学表现力的语言方式。要成为很优秀、很杰出的作家，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那就是通过学习、探索、思考、体验，确立自己稳定的价值体系。稳定的价值内核，是作家赖以感受、评价世间万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