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7-02 来源:文艺报 作者:乌兰其木格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历代文人学者普遍具有历史情结,希望写出具有史诗气度的传世之作。网络文学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发展,但网络作者对历史题材大规模的产出及读者粉丝的追捧阅读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中,《琅琊榜》《芈月传》《后宫·甄嬛传》《梦回大清》等成为现象级作品。因不满女性在历史中的长期缺席和男尊女卑性别秩序的设定,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通过“穿越”的叙事策略和天马行空的飞扬想象,致力于男权历史的解构、女性王国的虚构及母性家谱的建构,从而赋予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合法权利,彰显出女性企图进入历史、获得历史的热切诉求。
中国古典历史小说遵循“信史”的叙事准则,在对家国天下兴衰荣辱的描述中,追求气魄恢弘的史诗巨著。但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则必须面对没有历史的尴尬。在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历史题材作品中,女性或为被遮蔽的存在,或为水性杨花的祸源。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彼时的女性多数尚未浮出历史地表,更不可能在文学世界中得到公正客观的呈现。
直至20世纪初期,西方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的译介进入中国,一时间“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响彻华夏。此时,女性的解放不再局限于思想学理范畴,而是含纳了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政治与时代的双重召唤下,秋瑾、吕碧城等时代新女性应时迎世而出。作为女性解放运动热情的鼓吹者,她们勇敢地突破了闺阁的拘囿,走向时代的广场中心。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她们用大量的杂文和诗歌写作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将女性解放纳入救亡图存的宏大语境中。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女性写作竭力想要完成的是在历史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内为女性争取到“女国民”的资格。此后,这种女性叙事路径被解放区的丁玲和“十七年”时期的杨沫所承继。在这些女作家建构的文学世界中,男性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人物,而是逐渐发出了独属于女性的心音。女性作为力量的一极,通过男性导师的启蒙与引领获取到进入历史的权利。此时,女性作家以乐观主义和献身精神完成了对历史极富浪漫化的想象。
但“新历史”书写蔚然成风后,女性书写者开始表现出对“女国民”形象的质疑与解构。作家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初“男女平权”的倡扬只是启蒙运动再造国家的应急策略。真实的女性境遇,真切的女性心理及真正的女性历史依然处于喑哑的情状。因此,历史非但不能庇护遭到曲解的女性,反而与男权合谋成为异己力量。这些作品在对女性境遇的切肤体恤中都表现出进入历史的艰难。争权夺利而又遍布残酷的血腥历史里没有女性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为健全女性的精神确立提供生长的环境。她们的偶尔在场,或为男性主人公的情爱陪衬,或被男权文化强势蚕食。历史本身便是女性存在的深渊镜像。此时的女作家们勘破了既往历史在男权文化掌控下对“女国民”的蛊惑和利用。面对历史,女作家们悲悼着自身力量的微渺,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在大历史的坐标中,女性的边缘位置如此固定,以至于留给女作家的除了在作品中叹息感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但网络文学中的女性历史书写却可以利用解构主义叙事策略巧妙地消解传统女性作家在历史书写中的挫败感。在网络作家笔下,既然文本的历史不过是一种“修辞想象”,那么历史就不应该独属于男性,而是平等地赋予每个试图叙述和理解它的个体。于是,男权历史的颠覆和女性历史的建构就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合法性。
(摘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喧哗中的谛听》,乌兰其木格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