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赵丰超
【一】
我对“燕子”的感情很复杂。这种怪异的习性被我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老师叫我背诵“二月春风似剪刀”时，我宁肯被罚站，也不愿张嘴。
关于燕子，事情是这样的：
燕子，其实是我姐姐的名字。听我妈说，我跟姐姐是双胞胎，论出生本来是有先后的，但是我们出生的那天晚上偏偏摊上黄大脚值班。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这个接生婆是整个卫生院里最马虎的一个人。据说，给我妈接生的那天晚上她还喝了酒，嘴里哼着沂蒙山小调，完全置我妈的哭喊于不顾。直到把姐姐和我放进澡盆，她才一拍大腿，大概酒也醒了半截，她竟把谁先出生这事儿给忘了。我们那儿的人最忌讳这个。她拉着老脸把这事告诉我妈，满以为我妈会有多生气，就先陪了几十个不是，谁知我妈竟在这个时候表现出终生少有的大度，她一点也不生气。
我妈有她自己的办法——根据头发的多少来决定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她真是个有思想的女人。
“就这个吧，这个头发多。她是姐，叫她燕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妈指着姐姐跟我奶奶说。
“你自己的娃，咋顺嘴咋叫，别问我。”我的奶奶呀，最该说句公道话的时候，她竟然选择了沉默。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伤害，我只能这么说。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因头发焦黄稀疏被判成了妹妹，那个日后被我称为姐姐的人，因为头发浓密理所当然得成了姐姐。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听我爸说过，燕子这个名字本来是给我起的，却因为她的头发多，因为她被判成了姐姐，竟被她冒领了。要知道，这个名字可不是乱起的，在我们那儿燕子被视为一种吉祥之物，就跟喜鹊差不多。春天来到的时候，如果谁家的燕子没有回来，那家人在一整年里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活。可见，燕子这两个字有多重要，有时候它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期盼。
妹妹就妹妹吧，大概这就是命。但我不能容忍的事还是发生了。我的名字被姐姐冒领，按我后来的想法，他们至少应该给我起个“小燕”、“莺子”之类的名字吧？但他们没有。他们极其不负责任地管我叫二妮。在日常呼叫的时候，他们更加随意，干脆省略了那个“妮”字——就像奶奶管三叔叫“三儿”一样，他们竟管我叫“二”（因为两字同音，连儿化音也省略了）。说者无心，听者会意，他们在我的名字上做了减法，就容易产生歧义。我记得，表姐第一次听奶奶这么喊我时，差点笑岔了气。在她眼里，二这个字的意思等于傻。她还说，“一个字不好听，我再给你加个字——货，二货咋样？”她又在我的名字上做了加法。她真的笑岔气了。本来她单脚支地骑在自行车上，说完这句话，她就摔了下来。姐姐跑去扶她，竟也被她带倒在地。后来，姐姐爬起来跟我说，“她才是二货呢！别听她胡说。”姐姐是好心，但我听不下去，我觉得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上学第一天，我并不知道老师还会点名。那天我去得特别早，兴冲冲地坐到讲台边，昂首挺胸，两手下垂，坐等老师讲课。可惜老师没有直接开讲，他来到教室的第一件事竟是点名。点名，真够讽刺的——在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之后，我成了全班名人，为此，老师钦点我做了班长，还叫我站起来转了一圈，好让同学们认清我的脸。
我不想以这样的方式被大家认识，真的，我看不到我的脸有多红，但我能感受到它有多烫。
事后，同桌偷偷问我，“你是不是还有个姐姐，叫大妮？”我没回答，而是在桌子上划了一条“三八线”，并以新任班长的权威告诉他，“过了线，别怪我不客气。”那天我是哭着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在想，我确实有个姐姐，可她不叫大妮，她叫燕子。燕子，燕子，尽管这个名字不是姐姐自己选的，我却依然对此抱有敌意。我一直觉得，悲剧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二，不单单是一个排序的问题。
【二】
姐姐的头发确实好。虽然没有燕子尾巴那么乌黑，却比我要多得多。据我妈说，几个月后姐姐已经扎起了羊角辫，而我的头发依然毫无起色。他们说，我的头皮太“薄”，这个说法来自于土地，倒不是真的薄，而是指贫瘠、养分不足，它能提供的营养似乎支撑不了更多的头发。为了帮助我生发，我妈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给我刮光头，她说这是从割韭菜上面找来的灵感——韭菜越割越旺，如果长时间不割反而会“滞住”，开出菜苔花，直至蔫黄。可惜，割了几茬之后，我妈就失去了耐心。我不如韭菜。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对姐姐来说绝对是一个良性循环。她头发多，长得好看，惹人疼，喂奶的时候，自然要吃头口，家人做了什么好吃的，总也紧着她。这样以来，她吃得好，长得快，头发越来越浓密，更像一个姐姐了。而我呢，吃得少，长得慢，与姐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妈妈心里还有所疑虑，事到如今她已经打心眼里认定当初把我判为妹妹是一个睿智而前瞻的决定。
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姐姐已经出落成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相比之下，我则基本没变，依然是一个头发疏黄、脸蛋黝黑、身体瘦小的假小子。那时候，我被理成了平头。头发多少的问题一直困扰我很多年。真的，不怪姐姐惹人疼，她生来就有一种招人喜欢的能力。我俩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共生在一个家庭，我也会喜欢她的，她太好了。
有一天，妈妈从街上带了一些鲜物回来，其中包括几个发卡和彩色的皮筋。她把提篮放下，还没来得及歇一下就朝姐姐招手，姐姐跑去了，我也跟了去。妈妈拉了一把凳子，叫姐姐坐进她怀里，开始给她梳头，梳完之后又把一个蝴蝶模样的发卡扎在了她的头发上。真好看，我就那么看着姐姐，打心眼里觉得好看。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对姐姐的讨厌好像消失了。或者说，她的好看麻痹了我，叫我根本讨厌不起来。
我伸手去摸那些彩色的橡皮筋，虽然它们没有发卡好看，对我来说，却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等你头发长好了，才给你买呦。”
妈妈把橡皮筋收了起来，忙去了。我看看姐姐，姐姐也看看我。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头，不轻不重，像是安慰，但我感受到的却是敌意，是嘲讽。我哭了。可是，等妈妈离开之后，姐姐却把我拉到屋里，偷偷把几根橡皮筋塞到我手里。这一点大出我的意外，她就是这样，不但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她刻薄一点，狡猾一点，那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地讨厌她……可她不是，她什么都好，完全担得起姐姐这个称呼。
后来，妈妈买回来一件裙子。当时我还是很激动的，裙子不像发卡，必须有漂亮的头发曾戴。我巧妙地避开了姐姐，偎到妈妈身边。妈妈也摸了摸我的头，像是鼓励——她帮着我把裙子套在了身上。虽是一件裙子，我却穿出了棉袄的温暖。我看着妈妈，真想去抱她一下。可是，仅仅只是两三分钟之后，我就发现裙子并不合身，它太大了，一直拖到我的脚下。如果现在叫我走两步，很可能我会被自己绊倒。当然，妈妈也发现了这一点。她笑了，不是肯定的笑，而是那种被逗乐了的笑。
“太大了，还是先给你姐穿吧，她穿过你再穿。”
姐姐果然来了。妈妈以同样的手法帮她穿上裙子，穿完之后她叫姐姐在原地转了两圈。妈妈又笑了，这次的笑很肯定，她是为自己的眼光精准而笑。
这件事并不寻常。妈妈竟据此在我们姐妹之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我与姐姐的身体发育刚好相差一年，正正好好，就像精密的钟表件，整天咔嚓咔嚓地生长着，却从不出什么差错。也就是说，不管是一双鞋子还是一件裙子，姐姐穿过的第二年再穿到我身上，见鬼了，竟然不可思议地合身。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为了节省开支，我妈摸索出一个极为省钱的办法——所有的衣帽鞋袜、玩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只需买一套即可，由姐姐先穿，穿剩了再传给妹妹。我妈是一个很会持家的女人，奶奶就是这么说的。这个办法被她推而广之，连上学也是这么安排的。那时候九年义务教育还未实施，儿童入学年龄普遍偏大，农村小学又不以年龄为入学标准，而是按照家长意愿来决定。于是，我和姐姐虽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却没能同时入学——她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才被允许就读一年级。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她个子高，显得比我大；二是父母仍在刻意延续那个省钱的办法——姐姐读过的课本、用过的文具我可以接着用。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几年都过去了，我早就习惯了。但是，每当翻开她用过的课本，我就会看到姐姐的名字，这一点令我特别难过。
姐姐为了安慰我，每次都用铅笔写名字，以便我在重复使用时更容易擦掉。当然，她也很爱惜课本，尽量保留课本的崭新样子。不过，她越是这样，我却越觉得难受。我刻意与她保持着距离。我俩虽然住在一个屋里，说话却很少，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在十五岁之前，她从来没穿过旧衣服、旧鞋子，用过旧文具，而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新鞋子，用过新文具。尽管她从未为自己的所得表现出令人厌恶的优越感，也从未对我表示敌意，但我仍觉得她就像一棵大树，在我头上投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怎么挥也挥不去。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妈妈把我判成了姐姐，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三】
转机是在小学即将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我要升读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小学还没有六年级，读初中还需要考试），姐姐因为未能考上初中，被迫留级。这样一来，姐姐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这件事情的连带反应是，姐姐继续用她之前用过的课本，而我第一次用上了新课本。对此，我很激动，再看姐姐的旧课本时，我有些不屑，可她似乎并不在意，依然爱惜如初。
那时姐姐的成绩并不理想，这似乎与一张照片有关——
那是一张两寸见方的黑白照片，与那个年代普遍的怀抱吉他、机场背影、人脸模糊、烈焰红唇的相片风格不同，它朴素，清晰，还带毛边。那是初二上学期的一个晚上，借着灯光我看得非常清楚，照片上就一个人，还是一个我认识的人——陈春生，我们的同班同学，班主任的儿子，还是我们班稳稳的第一名。
起初，我像发现了惊天的秘密一样，兴奋极了，双手直打哆嗦。照片虽小，我却用双手捧着。我要不要把这事儿告诉妈妈呢？要不要告诉班主任呢？妈妈知道之后，会不会把她对姐姐的疼爱分一点给我呢？班主任知道之后，会高看我一眼吗？
我忍住了，没有急着告诉妈妈，而是仔细地端详着那张照片。陈春生背着军用书包，穿一件略微偏大的白衬衫，一手扶着柳树，另一只手叉腰。依托于柳树的支撑，他的一只脚弯曲踮起，只有脚尖点地，轻轻地放在那儿。我把照片往灯下又凑了凑，我想把那只弯曲踮起的脚看仔细一些。我跟姐姐睡在一个房间，我回头确认了一下，她已经熟睡。她的轻微的鼾声在寂静的夜里被拉长了，也放大了。我开始放心地看。可是，看着看着，我竟发现一件怪事——是的，就是那只脚，再随意不过的一个动作，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有一股魔力，能把人一下子拿住。特别是他脚上的球鞋，虽然有点发灰、发白，很旧了，但我依然能够透过照片的黑白底色猜出它原本应该是蓝色的，带着一股爽利的气息。
深夜里，电灯下，我的脸竟然毫无征兆地烫起来，尽管屋里别无他人，我还是捂紧了脸。我赶紧关了灯，摸索着回到床边，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眼巴巴地等着天亮。我只能说，那个夜晚实在太漫长了。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从那个晚上才开始长大的。我相信不管多么幼稚的人在经历过那样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都会长大成人的。我不再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也不想告诉班主任，倒不是我要替姐姐隐瞒什么，而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了秘密。
我开始恨起姐姐来。恨她有个好名字，在那张照片的背后分明写着“燕子惠存”的字样，或许只有燕子这样的名字才配得上那张照片，试想，如果上面写的是“二妮……”算了，还不如不写；恨她她的头发那么长，她的身体那么饱满。在她均匀而细腻的呼吸声里，我似乎能感受到，她的身体就像刚刚发芽的种子，正在濡湿的土壤里暗暗生长。
我是怎样化嫉恨为力量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在那个夜晚之后我开始认定，只有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挽回我的人生败局，改变命运。而且，第二天当我眨巴着疲惫的眼睛去上学时，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极为直观的目标——超越陈春生，拿下全班第一。尽管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超越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就要较个劲——跟自己较劲，跟陈春生较劲，也是跟姐姐较劲。在姐姐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了对立的两个面。
我不像陈春生，有个班主任爸爸给他开小灶，补课文，我只能靠自己。所以，每天姐姐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早早地起来读书了，姐姐熬不住的时候，我还在继续做习题。倒不是我比她能熬，而是我一想到那张照片，想到陈春生，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
很快，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就结束了。去拿成绩通知单的那天正好是腊月十八，天上下着大雪，特别冷。班主任把全班同学的成绩作了统计，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挨个写在一张红纸上，还把红纸贴到了黑板的一侧。我去得比较晚，个子又矮，眼看同学们都挤在黑板下面引颈观看，就像探榜似的，我却只能在后面等着。这时候，站在一边的班主任看到了我。他把我叫到跟前，仔细看了看我，好像在此之前从来都不认识我一样。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有赞许，也有诧异。
“考得不错。”他说。
他把成绩单递给我。果然。班主任特意用红笔在成绩单上作了标记——第一名。这时候同学们都围了过来，端着跟班主任一样的目光看我，议论纷纷。班主任倒没急着给其他同学发放成绩单，他还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我那会儿有点激动，没顾上。我环顾四周，在找一个人——陈春生。可是，他根本不在教室里。
雪花沸沸扬扬地飘着，校园里很快就积了很厚的雪，很多拿过成绩单，而且又考得不错的学生都在外面玩雪。我注意到，陈春生正在一棵披满雪花的松树下面团雪球，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姐姐，她也在团雪球。他们嘻嘻哈哈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们应该早就看过了成绩表，可他们似乎压根就不关心成绩的事，他们毫不在乎……
我捏着那张画有第一名字样的成绩单，站在雪地里，只感觉好冷好冷。
【四】
初二的两个学期，以及初三的上学期，我拿过三次全班第一，这其中还包括一次全校第一。不过，第一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快感，尤其在陈春生和姐姐面前，我感到很挫败。学习只是我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我继续学习，是因为除了学习之外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终于熬到了初三下学期。
刚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就给我们做了国家政策的宣讲。他说，初中毕业考试是一道龙门，只要能顺利考上中师（中等师范学校的简称），就能鱼跃龙门。他还“设身处地”地给我们分析，你们入学本来就晚，初中毕业都已经十七八岁了，如果选择高中，接下来还有大学，鬼知道要读到什么时候？你们还想不想成家？高中三年要花多少钱？再说了，能不能考上大学还是个没籽的瓜。
不得不说，班主任在宣讲上很有一套。经过他的一番解说，全班56名同学的理想竟然出奇一致，全部都要考中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陈春生，以及我的姐姐。
不过“铁饭碗”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班主任的话锋很快就掉了个儿。他说，别以为考中师那么容易。每年全县参加考试的有一万多人，而考上的也就百十人。啥意思？一百个人里面挑一个，真正的百里挑一，要是按照概率来，咱们全班56个同学，四舍五入才能考一个。
群情振奋的同学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谁也不吭声。经班主任这么一说，几乎所有人都泄了气，刚刚树立起来的远大理想就像一棵被锯断根部的大树，轰然倒地，摔得枝丫尽断体无完肤。
最后，班主任扶了扶眼镜说，总之，初中毕业考试是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中师是一所能够改变命运的学校。
命运。命运这个词对我来说极其刺耳，它让我想到了姐姐的头发。考试真能改变人的命运吗？在班主任的宣讲下，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开始考虑以后的人生。未来，我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将去往哪里，我的命运又将如何，我还会在姐姐的阴影下生活吗？这绝对是一件人生大事。话说，当班主任提到命运这个词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看陈春生和姐姐，然后，突然被一种斗志点燃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学习更加刻苦，除了陈春生和姐姐，我几乎忘记了所有事情，所谓“废寝忘食”恐怕也不过如此。期间，在历次月考、期中考试中，我和陈春生轮番夺魁，竞争极其激烈。有时候，即便能分出高下，也只是一两分之差，更惊奇的是有一次我们竟然考出了并列第一的奇葩成绩。
我记得很清楚，学期快要结束时的一个星期天，班主任骑着他的“大链盒”自行车来到我家，作了一次家访，也是我的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家访。他跟我的父母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期间，我和姐姐都在，而且我们怀着相同的秘密，谁也没说话。
“二妮这孩子不得了，你们可得好好供她上学。中师考试你们知道吧？”班主任坐在小凳子上，扶着眼镜跟我父母说。他首先提到的是我，这让我多少有点窃喜。我看看姐姐，她在给班主任倒茶，似乎她更在意这些，而不是成绩。
“这班上，有本事考中师的，没几个人。我跟你们掏一句心窝子的话，你闺女算一个，我儿子也能算一个。”他并没有指明“你闺女”是哪个闺女，但我知道指的是我。他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果我跟陈春生都考不上，那其他人就是麻生提豆腐——别提了。不过我更在意的是，他竟把我的名字跟陈春生相提并论，而且带了“我儿子”和“你闺女”几个字。当时我的脸就红了，我觉得这不像家访，更像提亲。我拿挑衅的眼光去看姐姐，可姐姐微笑着在听班主任讲话。她的平静叫人找不到一点碾轧的快感。
不得不说，家访很管用。我的父母似乎受到班主任的影响，破天荒地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上新鞋子，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虽然后来穿破了，我也没舍得扔掉。此后，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已经等不及要一显身手了。有那么两个晚上，我甚至预见了我的未来——骑着“大链盒”自行车，夹着书，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作为老师，一路疾驶直奔学校。而陈春生跟我一样，也像他爸爸一样，骑着“大链盒”自行车……
毕业考试就要来了，面对考试，我跟大多数同学的心态都不一样，他们是害怕，而我是期待。考试前的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次梳理，然后准备睡觉，这样第二天才能有丰沛的精神来应付考试。那时候，天还不算太热，但是已经能够听到蚊子的嗡嗡声。姐姐找来了蚊香，点了两盘，一盘放在她的床下，一盘放在我的床下。我把房门关好，就上了床。姐姐却没睡，她很反常。我跟她说，这个时候再学也没用了，还不如早点睡觉呢。不知是这句话刺激了她，还是另有情况，她突然来到我的床前，把双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气氛立马就变了，她一脸严肃，用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这么多年了，尽管她一直把我当成妹妹，我却从来没在内心里接受她这个姐姐，毕竟谁是姐姐这个事充满了偶然性，我始终不能信服。所以，当她突然这么亲近地看着我，我有点接受不了。
“妹妹，你能不能帮我个事儿？”说这话的时候，她那种招人喜欢的能力又表现了出来，任谁都无法拒绝。
“什么？”我本来躺下了，这时候不得不重新坐起来。
“我肯定考不上，”她的脑子好像很乱，“咱俩是双胞胎……”她突然反身去翻一本书，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本夹着陈春生照片的书，“姐求求你，我一直有个秘密……”
她断断续续地说了好多话，乱得接不上，但我还是听明白了。她知道她自己考不上中师，她还知道，如果她考不上，而陈春生考上了，他们就完了。她的意思是，我俩是双胞胎，虽然个头不一样，脸部轮廓还是很像的，特别是搬到照片上，不是自己人根本分辨不出来。她是想求我替她考试——我拿着她的准考证，在试卷上写她的名字，她拿着我的准考证，在试卷上写我的名字。而且她还宽慰我说，“你成绩好，今年考不上，明年还能考上的……”
我有点懵。我坐在床沿上，双腿自然地下垂着。她见我没有答应的意思，竟顺着我的双腿跪了下去，她哭了。
“姐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她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用手不停地摇晃着我的双腿。她说，“我真的很喜欢他。”
……
天哪！我把脑子使劲晃了晃，它快要炸开了。我需要缓一缓，请给时间以时间。如果说第一次看到陈春生照片的那个晚上，我是眼巴巴地等着天亮，那么，这个晚上根本就没有天亮可等。
叫我怎么说呢？我也哭了，而且这滴眼泪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
十几年来，父母不待见我的时候，她体贴我，我感动；她天资优越，头发好，长得漂亮，我嫉恨；我废寝忘食，发奋学习，终于打败了他们，他们也终于在意成绩的事了；她“真的很喜欢他”，那我呢？可是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姐姐，我希望她一直微笑下去……
房间里很燥热，几只垂死的蚊子正拼命嗡嗡。我深吸了一口气，朝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那儿正趴着一只吸了大饱的蚊子。
作者简介
赵丰超， 安徽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雨花》《湖南文学》《山东文学》《短篇小说》《厦门文学》等刊物。出版有《下一站拉萨》《滚滚淮河》等，其中《滚滚淮河》入选第三届安徽省长篇小说精品扶持工程，获安徽省政府社科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