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问题意识与文学意识：主题文学创作的方向与拓进空间——杨小凡小说《在希望的田野上》短评

优秀的主题文学创作是社会的画卷、时代的强音，它不仅反映着时代的变化，思考着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代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体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但也有多名脱贫英雄牺牲，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战场。作为彪炳史册的时代壮举，扶贫攻坚应是主题创作的重大主题，讲好扶贫攻坚故事，塑造扶贫攻坚典型形象，也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杨小凡积极介入现实，深入现场，参加了对三个扶贫对象三年的帮扶活动，进而创作中篇小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关于主题文学创作的方向，吴义勤曾强调，主题创作是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创作，更是具有文学高度、艺术高度、思想高度的创作，要在文学的意义上认识它、讨论它，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在此，他强调了“文学性”的重要，也表明“文学性”是建立在“思想性”基础上的“文学性”。故从思想性与文学性的角度探讨本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切入路径。

首先来谈它的思想性。对于主题创作，大部分作者基本围绕主题收集材料，确定视角，大多预设帮扶干部为高大上的英雄，扶贫对象们思想觉悟很高，基层干部也很给力，最终能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解决困扰多年的贫困问题，不可避免地陷入主题先行或主题同质化的泥淖之中。本文作者则始终保持这份清醒，在人物塑造、材料选取、主题揭示等方面，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更接近本质的虚构来诠释其所见所思，展示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力。如在主要人物塑造上，作者在开篇交代扶贫干部夏雨参加扶贫工作的动机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作为农村出身的他竟对灰尘漫天的农村生活不适应等，展示其普通人的一面，但英雄的本色还是使他在复杂的工作中接受磨炼，逐步成长为奉献、忘我、创新、亲民、实事求是、敢做敢当的第一书记。在材料取舍上，作者为大家讲述了诸多小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限于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其真正用意在于揭示每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问题，间接彰显新时代农民的多元精神面貌。在主题揭示上，更多关注的是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如在扶贫政策的理解与实施方面，出现了填表式扶贫、假贫困户、扶贫贪污等现实问题，还包括诸如脱贫标准的确定、评估验收的科学性、基层干部的形式主义僵化思想、扶贫村干部的以权谋私、扶贫对象思想的不觉悟、脱贫又返贫的可能性等技术层面或思想层面的问题。如从社会学角度还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时代乡村存在着空心农村、留守儿童、土地流转、法治、养老等问题，而在扶贫对象身上所出现的部分人性固有弱点问题，更令人深思。有人说，新时代的农民已经不同于鲁迅时代的农民。确实，新时代的农民在文明开放的社会语境和科学完善的政策引领下，文化素质提升了，自主意识增强了，幸福指数增高了，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新时代农村之所以还会出现一定比例的贫困户，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性脱不了关系。在这方面作者有了重笔描摹，如“投毒”事件中的狭隘、阴暗心理；村妇吵架中道德伦理的沦丧；“修改年龄”事件中的“利”字当头价值观；对待贫困户的态度由以“贫”为耻转向以“贫”为荣等。因孔子而得名的齐家寺在传承与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之路上渐行渐远。

如何处理上述问题？除了社会学层面以及人性固有的弱点问题，作者还是慎重地做出回应。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扶贫的体制与机制日益完善，村民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道德水准也逐步提升，具体表现在：如扶贫期间，“酒阎王”同意搬迁、老人的赡养问题得到解决、妇联会的成立使好人好事得到表扬等；如三年扶贫期满，村民们流泪了，集体签名要求夏雨留下；如夏雨因公喝酒猝死，村民们哭成一片，而在猝死事件的“定性”上，基层干部一致认可夏雨的扶贫功绩，这些皆表明脱贫攻坚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也表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对此充满信心，正好与小说标题相契合，从而升华了主题。

再来谈它的文学性。承前所述，在“写什么”几成定规的主题创作模式下，文学性对于主题创作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为鲜明的“文体意识”与一定的文化意蕴。如在处理“谁来叙述”时，小说采用亡灵视角，这种特殊形式的上帝视角在保证开放叙事的同时兼具第一人称的温度和贴切。在设置“如何叙述”时，围绕猝死事件的“定性”展开交互叙述，让相关人物轮番上台，借助亡灵的回忆、联想、内心独白等，自然引出扶贫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小故事，既摆脱现实生活逻辑的规约，又完全符合现实生活逻辑本身。除了叙事自由，小说还以会场为中心舞台，以亡灵视角为触角，铺陈展开三年多来扶贫过程中的枝枝叶叶，使得小说的内在结构近于剧本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场景高度集中，矛盾尖锐对立，化宏大的抽象叙事为具象的日常琐事，增强了文本的生活质感。而文本又自然分为十小节，各节相对独立又前后关联，从外在框架上构建了并置式与串联式相渗透的叙事结构，以一个个小故事推演出时代的大变革，颇具四两拨千斤之妙。除了文体意识，作者将孔子传说、药城饮酒风俗等穿插文中，使民间故事、地域文化、传说史志与扶贫故事相交融，增强了小说的文化韵味。

当然，若从更高标准看，小说在文学表达上还存有一定空间。如在语言表达上，个别语言如“今天我舍命陪你，不信感动不了你”，过于直白，无形中将人物形象平面化。而充斥通篇的述说、议论、说理等叙说方式，给人一种报告体小说的感觉。如在叙述节奏上，大概受限于中篇小说的容量，作者无心于控制节奏，或设置悬念来吸引读者，而是顺着叙述的惯性轻易地将包袱抖出，还是给人一种报告文学的错觉。再如在细节的丰富性上，虽然小说插入诸多故事，包括对地域文化和民间故事的演绎等，但具有场景感的细节描写不多。不过这些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相对于当前主题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同质化、模式化、概念化等问题，本文跳出惯常思维，直面现实，思想深刻，视角独特，情感真诚，人物立体，不失为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刘霞云，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与批评。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班成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马鞍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马鞍山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

已出版《20世纪后20年长篇小说文体革新现象研究》《张弦艺术论》《当代名家小说研究》《人性边缘》《流风遗韵话千古》等专著。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艺评论》《当代文坛》《宁夏社会科学》《理论月刊》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研究成果分别获第十六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八届“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一等奖；安徽省文艺评论一、二、三等奖；马鞍山市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马鞍山市政府文艺奖一、二、三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