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元证券杯”安徽文艺创作年度推优活动优秀作品选

月城城区，从地图上看，形似弯月，面积不大，也无甚显要特征，但四方残留的残垣断壁和一条干了的护城河为证，它是有过几百上千年历史的。斗转星移，如今城里城外分界模糊，或以稻田和公路为界。城里总共两个有湖的公园，一到周末，人满为患；二十层以上的建筑寥寥可数，狭小的巷子倒是随处可见。余文真全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清凉寺巷。这个巷子既不清凉，也没见着寺。不过这城里名不副实的地方多——“鱼矶”，无鱼，无矶，无石，就是一个土丘，现在做垃圾集散地；“明府巷”，不明亮，也无府邸。月城人亦很少较真。这城里有许多的东西失了出路，没了踪迹，像一幅龟兔赛跑图——兔子溜了，乌龟还没到，画面上只有几棵不相干的草。

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

作者/江少宾

在长年累月的闲置里，父亲的老屋成了一座废墟。形同虚设的大门，勉强遮风挡雨。这次回来，父亲甚至连钥匙都没有带，他示意我把手伸进门框的最下面，向上托。我有些疑惑，父亲胸有成竹，嗓门大了起来，“行哦，你托！”我只好躬身俯首，将信将疑地向门框下面探进一只手，“咿呀”一声，在我的托举里，门框上的榫头果然离开了基石，左边的半边门，瞬间就从门框上塌了下来，支开的缝隙，足以进出一个人。我哑然，多少有些吃惊，父亲却很坦然，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顿时明白了过来，儿时的记忆瞬间复活了。

儿时，牌楼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木门，简洁而美观，温暖而安宁。不过，在岁月的流逝以及时代的变迁里，木门逐渐消失了，整个牌楼，像我家这样的老房子只剩下三栋。另两户举家迁到了城里，许多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包括春节、清明和冬至。好端端的老房子，被主人白白废弃了，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蚊蝇肆虐。其中一栋老房子还是朱家的祖业，朱家人自己说，始建于民国年间。那栋老房子，我们叫它“朱家大屋”，像熟悉自己家一样熟悉它的结构——进门是一间敞亮的堂屋，左右连着四间厢房。小时候，我们喜欢在最大的一间厢房里“躲猫猫”。厢房里立着两根水桶粗的柱子，柱子上架着一根立柱形的横梁，横梁南端雕着一只鸟，北端雕着一头兽。走出牌楼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只神鸟和一头瑞兽，神鸟名“朱雀”，瑞兽名“玄武”。

在牌楼，朱家这样的祖屋绝无仅有，它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浩劫，但朱家人却毫不痛惜，说丢就丢了，像随手扔掉一块脏兮兮的旧抹布。有一年清明，我拨开齐腰深的芭茅草，走近朱家大屋，想再看一眼记忆中的朱雀和玄武。那个午后淫雨霏霏，朱家的屋檐下挂着一面面亮晶晶的蜘蛛网，每一面都有筛子大，像罗盘，也像八卦。大屋正面，两扇菱形的木雕花窗不见了，只剩下两个黑黝黝的洞口。那两扇花窗真是稀罕，镂空雕刻着一枝老梅，老梅的右上方，还停着一只振翅欲飞的灰喜鹊。灰喜鹊，寓意吉祥，是江淮地区常见的留鸟。我慢慢靠近那扇尘封的大门，大门上耷拉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猛然间，从黑黝黝的洞口里飞出几只灰褐色的鸟，噗噜噜，噗噜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它们已经消失了。

戏剧评论《黄梅戏的跨文化互动与传播》

作者/冯冬

《黄梅戏的跨文化互动与传播》于2022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论著立足中国黄梅戏，从黄梅戏的跨文化演出与交流、黄梅戏剧目的跨文化演绎，黄梅戏的跨文化翻译和黄梅戏音乐的跨文化发展四个维度，以国际视野系统地综述黄梅戏的跨文化互动与传播现象，呈现其传播过程、演出积累、适应时代与受众衍变的规律，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壮大并形成国际影响的全貌，也揭示该剧种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因此，本论著对中国戏曲，尤其是黄梅戏的发展、传播及“走出去”具有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梅戏“属于近代史的产物”。作为较为晚出的地方性剧种，黄梅戏相对于昆曲、京剧而言，没有辉煌壮阔的历史和几近完美而严谨的表演程式，但它产生于花部乱弹百花齐放的繁盛时代，深受吴楚文化的滋养，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吸收歌舞、说唱等艺术精华，向更为古老的、成熟的剧种学习，从兄弟剧种中借鉴，以率真、质朴、自信的文化精神和实践品格在积极顺应时势中发展壮大，在南征北战中不断拓展着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流布，不但为异域文化提供了新的艺术借鉴，还能从中提取有利信息为自身开拓新的发展途径。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到来，黄梅戏丰厚的情感凝结及艺术特质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成为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增强自身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有利资源。

安徽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仅就现代安徽诗歌而言，就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陈独秀擅写旧体诗，胡适的白话诗尝试，湖畔诗社的汪静之出版《蕙的风》时才年仅20岁，新月派代表诗人朱湘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方令孺、方玮德出身桐城名门，诗作意境不俗，还有“时代的鼓手”田间。当代安徽诗人也是名家辈出，影响深远。韩瀚、刘祖慈的诗歌振聋发聩，梁小斌的朦胧诗享誉中国，海子的诗歌朝向神性的高度，还能数出很多有影响的诗人诗作：沈天鸿、杨键、陈所巨等。

文学评论

《理想与诗意——江飞文学评论集》

作者/江飞

本论著基于文学史的立场，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坛尤其是安徽本土作家（如鲁彦周、石楠、潘军、洪放、胡竹峰等）作品进行了广泛扫描和细致观察，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张扬个体精神、抒写底层情怀、寻找理想诗意、重建精神信仰的内在特性和独特价值。观点突出，学理清晰，个性鲜明，切实践行了“在场”“对话”“求真”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体现出一位“80后”批评家为重建文学批评的“文学”本体所做出的努力。

酒旗风暖少年狂——胡竹峰散文论

胡竹峰熟谙“赋比兴”的传统，尤其善于用“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或以甲作家与乙作家相比，或以有形之物比无形之物，均形象妥帖，各得其妙。比如，“从文体上说，鲁迅简练如刀，一刀见血，三拳两脚击倒对手。周作人刚柔如鞭，看起来舒徐自在，鞭力过去，如秋风扫叶”。又如，“汪曾祺是泉眼无声惜细流，一江春水向东流。孙犁是半江瑟瑟半江红，无边落木萧萧下。汪曾祺是纷乱尘世中的清清箫音与缓缓笛声。孙犁则是离群索居时的幽幽埙咽和淡淡琴韵”。如此等等，几乎每篇之中皆有。朱光潜曾说，“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诚哉斯言！借此，我也试有一比：胡竹峰的散文是电影里的文艺片，是绘画里的文人画，是音乐里的抒情民谣，是建筑里的中国园林。

文学评论

《底层叙述、人民性与文学良知

——许春樵长篇小说论》

作者/彭正生

许春樵是一位入世色彩浓厚的当代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以当代社会的历史转折和时代变化为对象，聚焦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喜乐哀愁，呈现出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和当下意识。许春樵以切近体验和主动介入的方式进入小说世界，对底层人物的命运给予凝神注视和深度关切，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价值立场。在许春樵的长篇小说中，他似乎刻意放大和泛化小人物的精神亮点和优良品性，彰显出知识分子的文学良知。

百年中国新文学，以民间、底层为表现对象的人民性叙事在价值取向、情感态度上主要可分为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倾向于以审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揭示底层社会与民间世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则以欣赏、认同和肯定的态度对底层社会与民间世界予以美化。由于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许春樵长篇小说的人民性既有继承性，也有突破性。许春樵延续了浪漫主义人民性对底层（民间）道德的认同，但削减了它的牧歌似的幻想性，更具有现实性；他改变了启蒙主义人民性对底层（民间）的审判和反思，却保留了它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态度。《放下武器》中悲悯地写出了作为普通人的郑天良在官场的挣扎，以及人性面对权力和金钱挤压而逐步沦陷的过程；《男人立正》则展示了消费时代卑微人群的生活情态，极大地彰显了底层人物的道德力量；《屋顶上空的爱情》则书写出底层知识分子在商品社会里艰难生存，且顽强抵抗沉沦、守护良知的境遇。在此，许春樵似乎希望“借助于人民性重新唤醒消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唤醒他们内心中的人道主义同情，唤醒他们作为社会的精英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