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时代的“壳”与情感的“核”——评许春樵小说《下一站不下》

近期，我省评论家王中评论《时代的“壳”与情感的“核”——评许春樵小说〈下一站不下〉》发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时代的“壳”与情感的“核”

——评许春樵小说《下一站不下》

王中^①

张爱玲曾总结李笠翁《闲情偶寄》中传授的写作之法：惊人、眩人、哄人、媚人。^②毫无疑问，许春樵是懂得这一点的。这位来自安徽天长的60后小说家，从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且能抓住读者心理。但难得的是，他一直保持着审慎且克制的写作态度。也正因为此，他才有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写出男人系列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等之后，又有一部不失水准的长篇力作《下一站不下》。它延续了作家的风格又发展了它。

从五四伊始，中国现代小说就呈现出强烈的抒情倾向，作家始终忘不了“自我”。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又使当代小说陷入了“怎么写”的迷宫，作家们都愿意在小说技艺上一较高下，炫技色彩较浓。倘若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找到几位能抑制抒情欲望、专心讲故事的人，许春樵可以算一位。但许春樵的故事又是与众不同的，它们与民族、时代紧密相关。如果把他的长篇小说连缀起来看，将是相互连贯、相互阐释的当代中国发展史；又更像是一节节镌刻着“中国特色”的时代列车，人们带着各自的成长故事，进入不同等级的车厢，面目各异，各怀心思。时代的列车不可阻挡地向前开去，它划出了中国人生活的大致方向，但众生扰攘，人们在不同的站台上车下车，个体生命的具体轨迹又取决于人对情感的抉择。时代为“壳”，情感为“核”，时代与情感相乘除决定了人的命运。这是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以及其他几部长篇小说的总体特征。

一

如果还原作家的写作现场，那么在构思《下一站不下》的布局时，笔者有理由相信作家划在草稿纸上的是时间：1992、1993、1994、1996、1999、2000、2006、2008、2012。从叙事学的角度剖析，这是文本的“故事时间”。而文本还有一个“叙述时间”，大约在2017年左右。这些特定的年份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选择就显得意味深长。

作者按照编年史的方式设定故事时间。故事开始的时间作者交代得十分清楚：“1992年春天宋怀良走进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国营庐阳无线电二厂的一个小电工，……”^③ 小说共22章，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标明了故事往前推进的时间，但恰恰在最后一章《下一站不下》（这一章作为宋怀良事业、爱情、生命的终结章）中，却没有清楚地说明时间，只是在文中非常隐晦地提了一句：“客厅电视里正在放《甄嬛传》，屏幕上的宫廷争斗进一步恶化。”^④《甄嬛传》是一部现象级电视剧，于2011年11月发行，2012年3月在安徽卫视播出。小说写到播《甄嬛传》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4月间，从剧情推算，“这一年”就应当是2012年。因此，整部小说的故事时间是从1992年到2012年，也正符合小说中反复提到的“二十年”。故事的整体框架放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庐阳市电工宋怀良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现庐阳为合肥的市辖区，合肥在历史上曾别称“庐阳”，因此小说中的庐阳市暗指合肥市）。宋怀良从草根上升至怀琳公司老总，20年的创业史开始于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起步但尚不完善的时期，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完善而覆灭。成也时代，败也时代。宋怀良幸又不幸，是生在这个中国历史巨大变动的转折期。

 叙述时间则刻意与故事时间拉开了距离。小说是以“我”的口吻来叙述宋怀良的故事的，是“从外叙述的”，“我”不在“我”的叙述之中。但小说一直没有交代叙述活动发生的时间，却不断强调“我”与宋怀良故事的时间距离，它直接反映在城镇面貌的变迁上：“如今，在庐阳树桩一样密集的高楼里去找五里井，就如同到大漠深处去寻找楼兰古城。”^⑤五里井是庐阳无线电二厂的宿舍区，一度风光无限，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如今却已无处可寻，无人知晓。直到小说结尾，作者才透露“我”查访“江淮好人”宋怀良的故事，本来是要写成剧本的，2018年要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献礼大戏去省城上演。而“我”这个查访过程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因此文本的叙述时间可以看成是在2017年左右。距离故事结束的时间不过5年，但在一代人的精神感受上，却似乎有50年之遥。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落差。由是“我”对宋怀良人生的追溯似乎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和人物的考古。故事时间（1992年—2012年）与叙述时间（2017年）距离并不遥远，但属于宋怀良的时代已然远去，以宋怀良为代表的草根英雄的故事已尘埃落定，成为历史。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在几年之间。作者制造一个外在叙述，错开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并在故事时序中不断插入叙述时序，目的就在于强调这种巨大落差的历史感，并在梳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时能够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由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已很明显，文本中“我”的戏剧最终没有写成，无法献礼于改革开放四十年，但这本小说可以看成是作家对改革开放的致敬，对民族、个人与时代的总结与概括。作者力图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学之间找到相通之处，更希望在时代和人之间寻觅一种更为亲密的联系。这也是众多评论者对许春樵小说创作的一致看法。但笔者以为，许春樵似乎并不止步于此。

某种程度上，一些优秀作家会在一些关于文学的重要问题，比如个人与时代、记忆与时间诸命题上达成共识。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于200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悠悠岁月》，它与《下一站不下》在某种写作意图和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悠悠岁月》被时人称为“社会自传”。安妮·埃尔诺不是用自传而是用“她”传的方式，用“她”成长过程中的一张张照片，拼贴时事与历史。传主个体的经历、以编年体方式排列的法国和世界历史，水乳交融，而后者才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重点。《下一站不下》也是以编年体方式写作“他”（宋怀良）传，用一个男人的创业史、精神史和情感史来勾勒中国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近三十年的历史。正如安妮·埃尔诺在书中所写的：“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⑥《下一站不下》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人物的塑造或故事的讲述，而是在对个人生活的描绘中“重建”或“找回”历史，那既是一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我们经历过的“共同的时代”。

用小说的形式记录沉默无形的生活和时代，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接近现实，把它镌刻在语词中。《悠悠岁月》、《下一站不下》中都频频出现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特殊名词：流行歌曲、电视剧、电影、时尚商品、时代俗语俚语等。它们是历史的“活化石”， 不少名词若非亲历其境将会不知所云。在《下一站不下》中出现的流行歌曲有：F4的《流星雨》、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奥运主题歌《我和你》、王志文、江珊的《糊涂的爱》、尹相杰、于文华的《纤夫的爱》等，电视剧除上文提及的《甄嬛传》，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有《功夫之王》等。为塑造艾叶这个“新新人类”而出现的时尚品牌ADIDAS，时髦饮食日本清酒、三文鱼片、神户牛肉、菠菜乌冬面火锅等，不胜枚举。这些看似不经意被提及的特殊名词，其实都是作者精心选择、被大众所共同关注的事物，它们承担了一定的文本功能：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气氛、暗示情节和心理等。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无情流逝的时间中，我们经历的“共同时代”的痕迹。从读者的角度而言，无论处于哪种年龄阶层，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和最清晰的记忆，从而唤起某种“时代共情”。

二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经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凸显的人的情感和道德困境则是时代的“痛点”与“热点”。对相对保守和注重伦理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现代科技和生活节奏的飞速发展尚可接受，事物的消逝之快亦可忍耐，可随之而来的情感的变幻却是人不能轻易接受的。这是现代社会的悖论。人们不得不在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之间挣扎。

《下一站不下》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小说，但它更是一部情感小说。许春樵以写实见长，情感的比重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强烈。与许春樵以往的多部长篇小说相比，《下一站不下》加重了情感投射在人物身上的阴影。就故事框架而言，《下一站不下》与《酒楼》十分相似：落魄男人（齐立言、宋怀良）的成长史（发家史）；在个人的发家史中贯穿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呈现二三线小城市在近三十年中的变迁；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故事。但不同的是，《酒楼》着重写的是齐立言的发家史，男女关系是略写。《下一站不下》则浓墨渲染了男女关系，尤其是夫妻间的情感纠缠。书名“下一站不下”也正表明了时代是这部小说的“外壳”，情感才是“内核”。

小说中的情感描写主要围绕着宋怀良和三位女性：吴佩琳、张月秀、艾叶。在笔者看来，她们分别突出了鲁迅所提及的女人的“三性”：妻性、母性、女儿性。她们与宋怀良的情感模式可以用一首经典的爱情诗来形容，即穆旦的《诗八首》。这首诗写到了爱情的整个过程，而宋怀良与这三位女人的关系恰好对应了某中的某个阶段。

宋怀良和妻子吴佩琳是相爱的。他们白手起家，相濡以沫，不顾双方条件的巨大差距，义无反顾地在一起，他们的爱最初是坚贞的。但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二人身份地位、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对公司、对家庭经营理念的不同，硝烟渐起，爱情逐渐幻灭。正如穆旦所说的“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当初宋怀良和吴佩琳爱的不过是“暂时的你”，当生活添来“另外的你我”时，才惊觉彼此之间“相隔如重山”。然而他们的爱已在多年的相伴中融合为亲情，不能断然分开。于是在你来我往、漫长又反复，且令人窒息的情感战争中，宋怀良和吴佩琳的感情演变成“孤独的爱”：“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夫妻俩最后并没有离婚，但他们人生和情感的轨道平行着生长，永远不会交织在一起了。

如果说吴佩琳代表的是“妻性”的那一面，那么张月秀对宋怀良来说就是有“母性”意味的女人。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而言，男女相爱，彼此都分别有“母性”和“父性”的渴求，那是希冀得到庇护和慰藉的情感需求：“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张月秀和宋怀良是可以彼此偎依、相互成为港湾的一对。对张月秀来说，这样的“安憩”已经足够，这就是她理想的婚姻。但对宋怀良来说，张月秀母亲般的爱值得眷恋，但却不够，不是他想要的爱情。因此，面对张月秀时，宋怀良欲迎又拒，首鼠两端。

倘若将宋怀良比喻成一座爱情的列车，那么当艾叶上车的时候，张月秀就该下车了。小说也的确是这样处理的。艾叶与宋怀良隔了一个辈分，真正是“女儿性”的代表。如果说吴佩琳与宋怀良的爱情是“孤独的爱”，那么艾叶与宋怀良正如书中所引的流行歌曲，是“糊涂的爱”。这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宋怀良都是被动的，但却是真正动了心的。艾叶在宋怀良眼中，是新颖而挑逗的：“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艾叶不见得比吴佩琳更美，但她胜在拥有“年龄里的小小野兽”，青春时尚，大胆直接，有攻击性和魅惑力。她的魅惑力不仅仅是肉体的，而在于她是“走在前面”的新时代女性，拥有宋怀良所不能企及的时尚气质和能力。对年近中年、已有暮气的宋怀良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深深吸引他并令他迷恋的地方。这也是艾叶最终能够击败吴佩琳的原因。

可以发现，在许春樵的小说中，“变”是不变的主题。时代为经，情感为纬，经纬交织构成了人物生活的具体模式。时代在变，情感也随之而变，情感深植于时代。许春樵写出了情感之变的深层原因。宋怀良和吴佩琳都是二十世纪的先锋人物，能够敏锐抓住时代给予的机会，顺流而上。但在时代之变面前，吴佩琳选择了不变，坚守上一个世纪的道德价值观念。她是道德至上主义者。在公司的经营上，她相信道德大于能力，不用有能力但道德有瑕疵的人，不做赚钱但对社会有害的事。宋怀良持的却是实用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的信条，希望能够紧跟时代，随时势更新自我。这是吴佩琳与宋怀良最内在的分歧。吴佩琳与艾叶，则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两个先锋女性的对决，是时代理念的交锋。吴佩琳固守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古典情爱方式，明知爱已消亡、车已到站，却坚持“下一站不下”。艾叶则清醒得多，在明确宋怀良这趟列车不能带她去旅途终点时，即刻下车，绝不留恋。宋怀良选择艾叶，是符合人物逻辑的，因为他是一个“向前看”的人。但作者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无法判断这一选择的对错，无法预知这一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或者他也同情、理解吴佩琳的道德至上主义，因此，他设置了很多“意外”，让宋怀良的离婚大战戛然而止。因此这本小说就避免了很多的争论。

在《下一站不下》的封面上，有一个英文书名“Stay with me，please”，这像是一个情感的告白：“不要离开我，拜托！”又像一间空屋子里的呼喊：“我在这里呀，请和我在一起！”它是吴佩琳对宋怀良的乞求，又是张月秀对宋怀良、宋怀良对艾叶的渴望。最终，他们都没有得偿所愿。于是，作者在写尽了时代、情感之变后，剩下了唯一不变的永恒：人类从根柢上是孤独的。

三

尽管大多数批评者都认同这么一种理念：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故事。但是故事与讲故事的人息息相关，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密的联系。而批评的原意，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⑦批评首先要无限可能地接近作者的原意。作为60后小说家，许春樵在他的小说中呈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写作特质：写实倾向；人是时代中的人；人的社会属性和情感属性构成了人的外在和内在。在写作方法上，《下一站不下》也体现了浓郁的许氏风格。

阅读当代作品时，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决定了其写作生命的长度。我们可以根据作品的呈现方式来预判作者写作生命的长短。对一位长篇小说家而言，叙事能力大于自我抒情的欲望，懂得节制情绪、节约文字，这是非常优秀的品质，它意味着作者还可以有漫长的艺术生命力。《下一站不下》虽是侧重于写情感的小说，但它总体上而言是非个人化写作。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在故事里。小说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作者的意志。比如对人的阶层的划分，依据的是“出身”论、“成分”论。许春樵出生于1962年，“成分”论对他这一代人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标准,将农村家庭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成分，将城市居民划分为干部、工人、贫民、小业主、资本家等成分。因此，吴佩琳的父亲吴镇海在去世前，对女儿传授了他的婚姻观：“男女搭不搭，不是谁好谁坏那么简单，而是两个人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一时冲动生拉硬扯到一条道上，不是走歪了，就是快慢踩不到一个步点上去。”^⑧在吴镇海看来，这“一条道”指的是家庭出身和成分。吴镇海认为他的婚姻不幸源于“资产阶级大小姐”与“乡巴佬土包子”的对立。尽管吴镇海后来成了厂长，但他“工人”出身无法改变。改变的是吴佩珊的成分，她不再是工人出身，而是干部女儿、未来的女大学生。宋怀良虽然和吴佩珊是中学同学，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工人出身。因此，宋怀良与吴佩珊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出身、成分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诸多人生理念上的差异，婚姻悲剧在所难免。

在人物的评判上，作家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引导和干预。宋怀良与吴佩琳渐生嫌隙以及离婚拉锯战的过程中，小说情节的安排使读者眼中的宋怀良是可以理解并令人同情的，或者说是无辜的，比如他为了公司发展所进行的种种应酬、他与汪晓娅的偶遇、他与张月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都是有理由且不违背道德的，这使得吴佩琳的怀疑和指责显得多余和狭隘。正当读者的情感天平倾向于宋怀良时，小说中却插入大段宋怀良的自省和自责（如小说271页到272页的内容），认为自己是有错或说“有罪”的。这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行阻拦了读者对宋怀良的亲近，并试图以宋怀良的“自我评判”（难道不是作者的评判？）来替代读者对他的判断。这种突兀的做法使笔者有理由相信，在宋怀良的情感世界里，作者更多地投入了自己。写作是一种自我审视和清理的过程，作者在故事里又逸出故事外。当他沉溺在宋怀良的情感漩涡里时，他潜意识里是为宋怀良辩护的。但宋怀良又不能是过于完美的，谁能说自己完全无辜？于是又只能跳出来，用过于挑剔的目光抨击作品中的人物，那个虚拟世界中的另一个自我，并以此拉开读者与人物的距离。

以上只是小说的细节，它们是作家意志在文本中留下的“症候”。就风格而言，它是作家意志的整体体现，也是他安排其艺术形式的一种特别的习惯。从《下一站不下》以及“男人四部曲”等长篇小说可以看出，许春樵擅长以人物为中心来写故事，用人物的活动来描述和观察社会。这种“以人带事”的手法与多年前的小说家老舍不谋而合。正如老舍在《怎样写小说》里所说：“……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⑨老舍笔下多是城市贫民。许春樵聚焦的也是普通市民，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塑造了让人难忘的人物，《下一站不下》中的女性人物就各有特色、面目生动。“以人带事”看似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写作方法，但却是最扎实、最持久、最能考验作家写作功底的写法。老舍曾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许春樵则可以称为市民作家，不仅因为他创造的是小城市的市民社会，更因为他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向普通人靠拢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因此他的小说读起来很亲切，很平实。老舍在创造理想市民时有某种英雄主义情怀，许春樵也有。他擅长写“于连”式的男主人公，比如《下一站不下》中的宋怀良、《酒楼》中的齐立言。他也善于塑造平凡人、小人物里的“英雄”，比如《男人立正》中的陈道生。作者在写人生平实的一面时，也更愿意展现人生飞扬的一面，即人物的高光时刻。这是作家不自觉流露出的浪漫倾向。

《下一站不下》加深了作家的浪漫主义精神，这部小说充满悖论的地方就在于：故事是写实的，但弥漫在其中的情感却是浪漫的。众多女性包括吴佩珊对宋怀良产生的情感没有充足的来由，却持久而弥坚，正如《牡丹亭》里所唱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种古典的情爱方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显得奢侈而浪漫。更为浪漫的，是宋怀良在几乎丢失了所有（爱情、婚姻、事业），并没有像《酒楼》里的齐立言一样，重新回归小人物的卑微生活，平凡却也不失快乐地活着，而是决绝地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在这场婚姻故事中，宋怀良以他的自戕、吴佩珊以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固守，共同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二十一世纪的罗曼谛克挽歌。

结语：

在风格纷呈、异军倍起的当下写作的整体环境下，在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化的雅俗共存的阅读背景下，许春樵的小说要杀出一条血路，自有它的道理和能量。扎实与沉稳，不炫技，适当的隐忍与克制，以及文字的经济，是他的小说的好处。他的故事像舞女飞旋的裙边，在旋转如意之际扫到读者身上，给我们的心灵以或轻或重的一击，或多或少触到了我们的痛处。物质与情感，生活与事业，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我们坐在二十一世纪的列车上，下一站下还是不下？这是我们永远的困惑，而在这种困惑与反复中，亦能窥见现代人人性的幽深之处。

① 作者简介：王中，女，1978年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②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8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④许春樵：《下一站不下》，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⑤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⑥ （法）安妮·埃尔诺著：《悠悠岁月》，第2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

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⑧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第4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⑨老舍：《怎样写小说》，《老舍全集》第17卷，第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