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公

我们之所以对那些驻扎在心理时间上挥之不去的记忆葆有激情，是因为我们自身是那记忆的携带者和传递者。时空中充斥一种神秘气流，它在蚀灭或压迫着我，我一回眸，它们消失。有些东西消失就像树叶凋敝、先人消亡，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实体消逝，但暗香残留。其实，那些关于墙上斑点的联想、关于尤利西斯的构架、关于由小玛德兰点心诱发的庞大回忆场，都是人类整体记忆个案，被代言人以寓言格式挽留，让后人截获在场的信息。我看见，有些信息在现实时间上呈首尾衔接的射线状在表现事物秩序，而在心理时间上，有些家族记忆密码被我们裹挟强化，辐射出一种温情的强度。

我知道，每分每秒我都在消失中。先人们彻底消失，我亦正在消失中：木板地上的落发、渐渐生长的指甲、遗忘的记忆、怀旧的情愫，都传达出我身体某部分关于消失的信息。是的，我在消失，我的生活、我的情感、我的品质和个性，都在消失之路上奔突，我能看见它们迅疾奔走的弧线，我情不自禁要伸手挽留住，我不想行至水尽，我不想以另一个我的姿态，观看这个正在远去的我。

而我知道，我作为我们家族记忆的保存体，正回归到某种皈依或怀想中。“人是不幸的，一切美的产生，都与他们无关”。人与世界的关系生来就是荒谬，但这无法阻止我对生命源头的探望。我写过《血液的上游》，在那篇文字里，我寻觅从未谋面消亡近70载的爷爷；而此刻，我在敲击键盘，想从屏幕里勾勒出我外公形象。我见过他，很多次我在梦里见他，我也与他相处过，他是个亲切的人，呼之欲出的人。

他叫沈宗英，上海人，写一手好字，算一笔好帐，一辈子谨小慎微，一生没有踩死过一只蚂蚁。加缪说：真正的无言并不是沉默，而是不断地说话。很多时候，在我小说、散文或诗歌构思中，我都把自己写死去，我让我自己死掉，然后，我以写作的形式喋喋不休，呼唤自己复活。此刻，我呼唤我外公复活，回返到现实的此刻，我愿意这样，假如我会操纵时间机器，只要轻轻摁动按钮，我长眠的外公就会醒来。在很多影碟里，我看过这样的场景——晚辈在墓前滴一滴鲜血，在月圆的夜晚，鲜血滴入先人枯木般的心脏，在月色中，先人苏醒，具有法力的先人挺身而出，来拯救处于危难或灾难的后人，以幽灵的形式庇佑并恩泽，让他们幸免于难。

此刻，我并没有遭遇不测，但我想勾勒出我外公的样子。我外公的样子英俊儒雅，他应该是从上海滩音乐背景下走来。不擅言辞目光冷峻的年轻外公，嘴里衔含一支明灭不定的香烟，穿着黑色大衣，围着咖啡色羊毛围巾，打着一把比雾气浓重的黑伞，在逆光中的雨夜走来。他孤独，他有无尽话语要倾吐，但找不出合适词语，或者，要表述的与意愿不符，他缄默，孤独行走，他在黑夜戴着墨镜，他穿着长大衣在夜色行走。

我要迎上去，纵然是梦境，我也能在梦里认出来，这是我年轻时代的外公，我要走过去，尾随他。他一定在雨中这样行走过，或者在他上教会中学时，抑或，在他英国留学归来后，行走在上海霞飞路上的某个雨夜里，他走向我的记忆中。他们兄弟姐妹十三人，他名列老八，我母亲的姑妈们都称呼他为八哥。读中学放学回来，我在正午的阳光下读报，报上连篇累牍登载黄金荣、杜月笙轶事。我外公拄着拐杖走过来说，我父亲带我大哥到杜月笙家去白相过，常常去的。秋阳照射在他苍凉的脸上，一种阅尽沧桑写满他脸颊。我外婆是太仓人，一辈子都爱吃太仓肉松。她说她家很大，只记得大花园像个公园一样，许多的花，四季飘香。她喜欢花，也喜欢香味，她一直擦上海牌花露水。晚上临睡前，洗涮好，走到镜子前，倒几滴香水于掌心，在耳后颈脖轻轻点几点。第一次看到这一幕，她才50多岁，我惊讶她的优雅，像从张爱玲书中走来的人物。最后一次看到这一幕，外公已逝世多年，她90多岁，一个90多岁老妇，每晚依然在擦香水睡觉，极大地震撼了我，以至于我现在也不由自主每晚在临睡前，点两滴CD或毒药轻涂于耳后入睡。习惯和潜移默化就这样不动声色被我自动沿袭，以一种家族密码的形式蛊惑我，我身不由己投入并执行。

一切都消失于我失落自己的记忆中。我失落，让先人登场。秋天里，树叶纷纷坠落，是为了化作尘埃呵护老树。黑鱼生过幼子饥饿要死，新生小鱼纷纷涌过来，充当母亲的食物。老爱幼是古训，幼尊老也是法则，自然生存需要亲和，人类生存需要牺牲。我想牺牲我自己，让我的先人复活。

让思绪漂流去承载家族信息，让词语出位替我陈述语速，词语也是一种密码信息，发送出去，让我消失中的先人接纳。

我外公在1949年前是上海某家大银行主管，而外婆是一所教会小学校长，当时家境应该属于富有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我后来看过我舅舅和我母亲小时候穿旧的皮鞋和毛呢大衣就知道这殷实的分量。但他们在1950年，响应上级号召来到安徽。当时动员他们来安徽的人说，安徽特别富贵，大街上汽车有三层楼高，到处都是比24层楼还高的大楼，米饭遍地都是。他们终于来到安徽，我外婆还辞去校长职务充当家庭妇女，一来之后就知道上当受骗，当事实已经无法挽回。

接着，他们经历过各种运动洗礼。在文革时，我外公遭受批斗，他那上海口音和作派成为招致攻击的靶子，就在批斗跪水泥板时，他落下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病根，最后去世也是由这病根复发所致。红卫兵要来抄家，外婆在凄清的月光下，不知把一手绢包的金银细软藏到哪里才好，一会儿放在锅灶下、一会儿放在雨鞋里，最后，她一咬牙，把它们奋力抛到湍急的河水里。多年后，我母亲把这故事讲给我父亲听，我父亲说，抛在哪条河里，我下去捞。我父亲多年后讲给我们听，我弟弟说，抛在哪条河里，我下去捞。我多年后把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我儿子说，抛在哪条河里，我下去捞。我想，我在时空里佑护我们的外婆一定在窃笑，窃笑我们后人都不如她能够该放下时就放下。

我外婆是我们姐弟四人降临人世第一眼见到的亲人。我两个舅妈生孩子她也要去照看各一个月。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寄养在外公外婆家一年，我和外公一起吃食堂，我外公一辈子不会烧饭做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住在安徽六安城一个叫皖西饭店的家属平房里，我外公是这个饭店的会计，我们门前就对着自来水池。我每天去食堂打四两饭，一份五分钱的白菜豆腐汤。外公会做自制的菜汤，所谓汤，就是在碗里倒上白开水，滴酱油若干滴，放猪油小半勺，味精少许，葱花几粒。我一喝，哎呀，那个鲜那个美，我们喝得稀里哗啦喜气洋洋。饭后，他给我削铅笔，我摧枯拉朽神速做完作业，完毕，我锁上门，把钥匙挂在胸前，被他牵着手，走过平房，走过大楼，走下六安皖西饭店那高高在上的几十级台阶，从后门来到皖西烈士陵园外基鸿塘小径散步再散步。晚霞荡漾在水面，基鸿塘河水铺金洒银。我外公平静地说：你外婆就是把我们家的金银珠宝抛进这条河里的。我看看河水，一派宁静，我的记忆也一派宁静。

后来，我父母从瓦西河中学调回到六安师范，我结束了近一年的寄养生涯来到父母身边。应该是一个星期天，我忽然被梦境里的剧烈咳嗽声惊醒。醒了之后才知道是梦，但我强烈想念外公，我被梦中情景困扰，害怕他有不测，胡乱起床，扒吃了几口饭匆忙出门。一开始，我以为我是散步，走着走着我找到了方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话，去看他，去看他，我听从了。一个九岁从未独自出门上街的我，沿着模糊的记忆方向，从六安城北走到六安城西，不知我怎么穿过马路走过街道，我走到了外公单位六安皖西饭店，我终于轻轻推开了外公家的门，而外公正在床上喘成一团一如梦里情景再现，外婆一定去外面买菜去了。我立刻倒水给他喝，轻轻拍打他后背，眼里充满潮湿的雾光。我还找出饼干，我们就着热水当作午餐，外公昏沉入睡。我关上门，敞开窗，阳光照射进来，我蹲下来，在我以前睡过的小床肚下找出原封不动的小纸箱，哦，我的小人书、小纸牌、万花筒、鸡毛毽子都在，时间仿佛静止，它们完好等待我来收取。我至今都记得，我保留一张关于冬尼娅看保尔钓鱼的小说插图：上钩了，上钩了，她逗他，真美。她穿水兵服的样子真美。她喜欢他的样子也美。外婆捧着大包小包中药回来后我们才知道她去给外公抓药了。她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侬个小赤佬，侬爹爹姆妈晓得法拉。坏了，我大叫一声，夺门而出。等一等，背后传来外公的声音，我送你回去，你不会挨打。

我外公送我回去，走到一棵小树前，我对他说，回去吧，他说，再送送。走到一座小桥前，我说，回去吧。他说，再送送。桥过去了树过去了什么都走过去了，他依然在送我。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一个叫北门下洼的商店里，指着柜台里一双漂亮的白球鞋问我：喜欢吗。我看看脚下灰头土脸的鞋，还有用白粉笔涂抹的粉灰，没有作声。他掏出钱买下了它，让营业员为我穿好鞋带，让我穿上新鞋走回去。

我匆忙走上六安师范的小桥时，暮色降临，老远就听见我父母正在各大路口呼唤我名字，我父亲很绝望地沿着小河呼叫我。我知道我闯祸了，他们以为我出事了，泪水夺眶而出。我哽咽叫着：爸爸妈妈。我父亲看见我很想给我一巴掌，但他扬在空中的手定格了，他在微笑着看着我身后，我身后是我外公一脸最温和的微笑。

（《散文》2017年第1期）

江南雪儿，女，真名徐红，安徽六安人，系安徽省作协会员、中国石化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中国石化安庆分公司。本科学历，文学学士。获得过新散文大奖和全国散文大奖，2015年获首批“中国石化优秀作家”荣誉称号；2016年获中国石化第二届朝阳文学提名奖；2015年江南雪儿博客当选天涯社区“十大最具影响力博客”；有散文作品获浩然文学馆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