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于是之夫妇在长白山
谈到中国话剧，不得不提北京人艺；而谈到北京人艺，于是之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创造的那些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构筑起一座座丰碑，立在话剧的来路上，为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后辈演员提供了艺术的标杆和纯正的表演范式。
2013年1月20日，于是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曾为之不懈奋斗和热情拥抱过的世界。而那时，他已经因病离开钟爱一生的话剧舞台20余年。
退出舞台后的于是之和妻子李曼宜曾经闲聊起将来谁先走（去八宝山）的事。于是之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但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妻子提议，趁两人都在，把这些年经历的事写下来，将来也是个念想。李曼宜的分工是准备材料，包括整理于是之的年谱、演员日记、未发表的文章手稿以及两人多年来的通信等。
这一准备工作持续了20多年。这期间，于是之生病住院又出院，出院又住院，最后几年一直没离开医院，直到生命的终结。
今年10月，于是之先生已逝世6年多，《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在机缘巧合下终于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此时，李曼宜也已是94岁的耄耋老人。
李曼宜起笔自1949年春两人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相识相知相爱，有恋爱时的甜蜜忧伤，初建家庭时的琐碎幸福，成为父母后的养儿之乐，更有于是之此后60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风光无限的演员生活背后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读这本书，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拒绝“崇高”。于是之生前便很反感旁人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他只承认自己是“演员于是之”；当有人以“大师”来称呼他时，他说出了那句后来流传甚广的“大师不能满地走”。他一生踏实勤恳，表演天赋之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书中有一章节专门讲述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家贫失学后，他始终不肯放弃读书，上世纪40年代艰难购得的书上，留下了彼时的自尊与勤奋。
于是之晚年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因为这个无法治愈的病，于是之晚年是痛苦的。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李曼宜目睹了全过程，自尊心非常强的她亦经历了痛苦和内心挣扎。她在书中没有回避，勇敢地直面了这些苦涩、不甘和委屈，以及外人的不理解甚或不尊重。“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自此，她伴着他开始了过于艰难的晚年。两个同样骄傲自尊的人经历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在书中也细致呈现，《与病魔抗争》一节读来让人落泪。
李曼宜老人记录下了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伴，那贯穿一生的信任和深爱让我们得以再次窥见爱情本该有的样貌。因其内容的丰厚和细节的丰赡，不论是研究于是之本人，还是中国当代话剧，这本书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在新书出版之际，李曼宜老人接受了《北京青年报》的独家专访。
曾一起演过《雷雨》，但当时“封建”，都没看清于是之演的周萍的脸
问：写作这本书前后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我看书里有很多精确的时间、地点、事件，您有参考过一些资料吗？
李曼宜：前前后后大概四五年时间吧。是之2013年去世以后，我还在整理资料，准备一心一意把是之的年谱整理好，多补充些材料，写得详细些，也能当作他的“传”了。就在这时，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王镇如的女儿王丹出现了。王镇如在世时曾热心帮我查找整理有关是之的资料，所以，王丹退休后想继承她母亲做的事，她鼓励我不要只写年谱，还应该写些我知道的于是之和我在一起的故事，她不仅把自己写的工作回忆录叫我看，还把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写的回忆录《往事琐记》和季羡林同志写的《病榻杂记》带给我看，并表示她会全力支持和帮助我，最终我被说服了，我们的合作便开始了。一般是我写了初稿，经她整理打成电子版；或是我口述，她录音后整理出来，我再修改。就这样断断续续，经过几年才初具规模。
我有做剪报和写日记的习惯，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都用到了。此外，还参考了剧院的大事记、于是之的工作笔记等资料。
问：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在1949年加入了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艺前身）？
李曼宜：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我们北师大的一些同学在看了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之后，都感到非常振奋。从他们演出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等方面来看，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因此很受鼓舞。后来又听说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是这个团的领导之一，我们对这个团就更有一种羡慕之情。一天，有位同学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个文工团正在招收新团员，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当时就决定去报考。测试非常简单，我们都被录取了。
问：您和于是之是怎么相识、相爱的？他身上有哪些特质是您比较欣赏的？
李曼宜：是之比我们早了一个月进入文工团。我们相识后，彼此还挺谈得来，那时青年团组织我们讨论“什么是正确的恋爱观”，我们都认为谈恋爱不能影响工作。后来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我俩1944年时还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我和我们邻居的几个孩子在暑假里想学着排一出话剧《雷雨》，角色分配后，缺一个周萍没人演，有人说他可以找一个朋友来。戏里我是被分配演繁漪的。那时候的女孩子还真有些“封建”，对词时我头也没抬，根本没看清这个“周萍”的脸。而且当时他也不叫于是之。后来我们聊起这件事，像是在说笑话。由此我们就又多了一层了解。
比较有趣的是排演《莫斯科性格》，是之扮演的维克多想追求的一位女性正是我扮演的一位苏维埃代表，但他们的恋爱没有成功，最后苏维埃代表和一位工程师结婚了。可现实生活中又是怎样的呢？通过一起演戏，我俩有了更多共同语言，这一次于是之的恋爱成功了，在戏演完的庆功会上，我们便宣布结婚了。
他为人真诚，没有坏心眼儿，对工作也总是尽自己力量去做，还酷爱学习，这些就叫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生病时，于是之给我做了一碗鸡蛋羹
问：演员身份之外，家庭生活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您二位平时闹矛盾的时候多吗？
李曼宜：他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对数字和钱尤其不敏感。一次我发现每月过日子用的钱数怎么不对了，问他，原来是发了工资忘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在一起生活不能说没有矛盾，只是我们会想办法缓解。一次，他在外面因为工作不愉快，回到家把我的一本精装的谱子摔裂了。我非常生气，觉得他不尊重我，他再和我说话，我就不理他。过了两天他慢慢冷静下来后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于是正式向我道歉，承认错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还有一次，我牙疼得厉害，吃不了东西，实在忍不住了就自己上了牙科医院。我回到家后什么话都没说就躺下了，他也没说什么。待了一会儿，发现他做了一碗鸡蛋羹从厨房端了出来让我吃，这让我很吃惊，我从来不知道他会做这个。原来心里那点儿认为他不关心我的意思也就没有了。
问：作为父亲，于是之算得上“严父”吗？
李曼宜：是之很疼爱儿子，他们在一起时总像朋友似的。他从不给儿子规定要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凡是孩子有兴趣的事，他认为是有益的，都支持。于永对无线电感兴趣，喜欢捣鼓收音机，后来要参加北海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是之很是支持。于永还常上我们的邻居霍焰那儿，跟着他去灯光间看演出时灯光的调配。于永对台上演的戏并不太感兴趣，是之也不说服儿子一定要喜欢。
于永后来进工厂当了工人。周末回家，我们常爱听他谈工厂里的事情，这一方面可以了解儿子的成长情况；另一方面，多了解些工厂的情况对是之写剧本也有帮助。
当他知道于永对学英语很感兴趣时，便请英若诚、吴世良夫妇以及申葆青等外语好的朋友帮忙指导，这使得于永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于是之这一生有三大遗憾
问：北京人艺演出的老舍先生的第一个剧本便是《龙须沟》，1958年的《茶馆》更是享誉全国。老舍先生那时也常到北京人艺给导演、演员说戏。于是之眼里的老舍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曼宜：是之曾在文章里写过，“老舍先生和郭老、我们的曹禺院长一样，以他的剧作培养了我们，滋养着剧院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北京人艺就像一个孩子，每天从大人们的言谈举止里受到陶冶，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具体到老舍先生，是之认为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从不妄自菲薄，是一位时时想着为祖国争气的人。一生平等待人，人间给他以温暖，他必以他的文字将温暖转送给人民，慰藉着人们的心，指望着人们融洽地、和谐地、互相信赖地活下去。老舍先生是结交三教九流的，是精通世故的。他不精通世故就写不了《茶馆》。但老舍先生对人对事又是非常真挚的，缺少了这种真挚也写不成《茶馆》。这种品格就决定了他写东西不撒谎，不浮夸，不说假话。
他写戏的时候，第一尊重生活，第二心里有看戏的人。所以他写的戏观众爱看，演员爱演。老舍先生的文字又是极其精炼简括的，甚至三五句话、几十个字就可以描写出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是之曾用“大土近洋，大俗近雅；精通世故，返璞归真”16个字敬献给老舍先生，并引用《元曲选》序里臧晋叔的话“本色当行，不工而工”来形容先生的创作特色，认为他在剧本里用“大白话”说出了很多引人深思的道理。
问：戏剧界很多人都知道有着“话剧皇帝”美誉的演员石挥是于是之的舅舅。在提到于是之的师承时，也多会追溯到石挥。于是之本人怎样评价石挥的表演？受到过他的指导和影响吗？
李曼宜：石挥对他的影响，不是石挥教给他什么——石挥从来没跟他说过怎么演戏，从来没有。石挥对是之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
石挥比是之大12岁，就在他四处奔波、挣钱养家的时候，是之还是个孩子。那时石挥在电影院小卖部工作，喊是之一家人去看电影，实际上是之不看电影，就跟在石挥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石挥去哪儿他去哪儿。在是之年岁稍大以后，发现石挥家里有不少书，这也是他最羡慕的。
石挥去上海演戏以后，经济收入稳定了，家里的日子也好过多了。有时是之家实在需要钱了，是之便写信到上海。石挥就给寄些钱来，像他业余学法文的钱，就是石挥支持的。
那时石挥每演一个角色，照例就给家里寄一张剧照来。《秋海棠》《金小玉》《蜕变》等的剧照是之都在他家里看到过，印象是“每一个角色都差别很大”。还有就是，石挥写过一本《舞台语》的小册子，提出了读台词要“生活化”，那时是之已经参加业余演戏，对这三个字印象很深。石挥还创作了一套符号以标记台词的处理，是之也学着用过。
是之看石挥现场演戏其实很少，不过就是石挥来北京演出《秋海棠》和《大马戏团》时看过，这叫他大开眼界，简直着了迷。后来是之在业余剧团也演《大马戏团》，他就演石挥演的慕容天锡，石挥偷偷去看了，戏散后有人发现了，问石挥有什么意见，石挥就“撂”下一句“孩子们胡闹”，转身就走了。不久，石挥从上海给他弟弟石诚写的信里，提到那次看戏的事，大意是说：看了一个孩子演慕容天锡，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喂姜糖水时，喂完了用手擦嘴边、碗底，再把手指放到嘴边嗍干净。这一手是他自己加的，不是照抄的，并表示这招儿还不错，以后他要再演时也可考虑加上。这些话对是之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多少年了，他一直念念不忘，深藏在心底。我知道这件事是在1985年，是之正准备写几篇回忆良师益友的文章。一天我们聊起了石挥，他才很神秘地告诉我石挥曾说过的那些话。不过，他说：“这一点我是不准备写的。”我知道这就是“于是之”。而石挥也从没当面称赞过于是之。
解放后，《龙须沟》在北京人艺上演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是之演的程疯子也得到些好评。这时石挥正巧在北京，他又一次悄悄地没惊动任何人到剧场看了《龙须沟》，戏散了，也没到后台去，径直回家了。事后，有人告诉是之，说石挥来看戏了。是之既兴奋又紧张，急于想听听他舅舅的意见。第二天是之就跑到石挥家，不巧石挥没在家。又过了几天，石挥就回上海了。那时他们两个人都很忙，可是之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件事。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关于石挥的噩耗传来，他的这件“心事”便成了终生遗憾。
问：在您看来，于是之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李曼宜：一、书没读够。二、外语没真精通。他特别佩服英若诚、童道明的外语好，能拿来研究学问。他学的外语特别多，初中学的日语，没上几天就辍学了；后来学了一段法文，又自学了英语，解放后我们大伙又都学俄文。他语言的本事还特别灵，每一种文字，他学点就敢说，可是没有一门精，没有一门能拿下来去研究学问，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三、他想演独角戏，可是一直没人写出来；他还想演曹雪芹，后来在家老看《红楼梦》，可是一直没遇到满意的剧本。他还觉得自己可以演毛主席的晚年，也没演成。这些都是他的遗憾。
94岁了记忆力这么好，可能与常年做数独有关系
问：您今年94岁了，记忆力还这么好，和您常年做数独有关系吗？数独游戏对您有什么影响？
李曼宜：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数独，完全是出于偶然。大约从2005年是之的病情不断发展，经常要住院，那时候我没有心情整理材料，也没心情看书，实在是无聊，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一种数字游戏——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数独，便和护工一起研究摸索着做了起来。慢慢就有些入门了，也有了兴趣，这样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天做一点。后来从书上了解到，数独能够提高逻辑推理和空间想象能力，还具有智力开发、休闲解压和延缓衰老等功能。我在这么多年坚持做的过程中，大概从中也有所受益。
问：是之先生晚年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作为病人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感受想和读者说的吗？
李曼宜：我作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家属，想说几句话。在大约二十多年前，是之刚有这个病的苗头的时候，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症还知之甚少，对老年人的常见病，如高血压、中风或偏瘫等，大家一听都很同情；而对一个人“老糊涂”了，爱忘事、丢三落四、说话词不达意等，常会当笑话说，甚至失去对病人应有的尊重。对此我深有体会。所以首先要说的，就是对他们要有真正的尊重。
其次，这种病目前还没有最有效的治疗办法，所以护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作了。曾有大夫告诉我，一般地说，有三种情况要注意：一是因长期卧床，易多发肺部感染；二是因吞咽功能的下降，易产生营养不良而导致各脏器衰竭；三是因护理不慎，如发生摔伤、褥疮等，都会诱发一些并发症，使病情加重。以上这些情况，对病人来说，都可以是致命的。所以，家属护理要特别精心。如果护理做得好，病人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
我相信，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病将来一定会被攻克。
文并供图/姬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