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她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其作品《东藏记》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已过鲐背之年的她，因视力衰弱，读书只能“耳读”，先选好篇目，再请人读给她听，而写作更为艰难，先口授，请助手记录下来，再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今年年初出版的《北归记》就是这样完成的。
今年国庆假期，怀揣敬意，我来到宗璞先生的家。宗璞的新家位于北京远郊的一个安静小区，没有我想象中大。进门右侧是一个隔断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已经泛黄的《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等文学经典，书前有一幅宗璞低头沉思的手绘小像。往里是会客厅，茶几上摆放着她的童话集和译著。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那是冯友兰先生84岁时为爱女手书，字有点歪，难怪宗璞在文章中戏称它为“斜联”。
就在我观赏对联之际，在保姆的搀扶下，91岁高龄的宗璞笑吟吟地从卧室出来了，棕色衬衣外罩米色背心，清雅洁净，只是没想到她那么高。读《野葫芦引》时，我曾想当然地认为作者也和她笔下的嵋一样，是个身形娇小的人。见我如此惊叹，宗璞乐了：“我有一米六六，到老都没有变矮！”落座时，我想坐在宾位的沙发上，她却招呼我坐到她身旁，指指自己的耳朵说：“这样说话，听得清楚。”
我带给她一本学术刊物，上面有研究其作品《西征记》的论文。她拿起来，眯着眼睛看了看，点头道：“这个题目不错！回头我听听。”很早就得知，因视力衰弱，宗璞读书都是“耳读”，先选好篇目，再请人读给她听，因听力也欠佳，听的时候，还要戴上助听器。而写作更为艰难，先口授，请助手记录下来，再一遍遍读给她听，反复修改打磨，直到满意为止。今年年初出版的《北归记》就是这样完成的。《北归记》是宗璞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在此之前，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广获好评。其中，《东藏记》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1957年，宗璞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豆》，在文坛崭露头角。当时甚至有大学生到小说主人公江枚和齐虹的定情处颐和园寻访。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宗璞更是频出佳作，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近三十多年来，宗璞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野葫芦引》的写作上，完成它成了她的责任，“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北归记》讲述了以孟樾父女为代表的明仑大学师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重建家园的故事，小说既着力摹写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和家国情怀，也叙写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明仑大学师生们所遭遇的悲欢离合。相对于《西征记》中的“金戈铁马”，《北归记》并没有正面写新中国成立前夕激烈的革命斗争，而是将其作为背景，通过许多看似“无事”的细节，以极其诗意的笔墨，呈现了一代文化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们的求学、恋爱、别离等人生的欢喜与创痛被一一付诸纸上，汇成了一部有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文化史诗。小说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糅合了当年宗璞北归和校园生活的真实体验。“当年我们也是乘飞机回来的。那是一架货机，没有座椅，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一路颠簸着飞回北平，心情非常激动。”但当我问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现实原型时，她又狡黠地说：“小说写到的人物肯定有作家生活中人的影子，至于主要角色有没有原型，小说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小说的杀手了。”
写爱情一向是宗璞所长，从早年的《A.K.C》《红豆》到如今的《北归记》，爱情一直是宗璞书写的重要主题。《北归记》写了好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嵋和无因，峨和吴家榖，玹子和卫葑，写得或婉约，或深沉，或浪漫。构思之精巧，语言之典雅，让人难以相信其出自八九十岁老人之手。宗璞虽然写了不少青年人的爱情，但笔法十分节制。我笑问她：“您写的爱情一直是只牵手的，最多亲一下脸颊，有没有想过突破一下？”宗璞一听也笑了，差一点笑掉了助听器，顿了顿，才认真回答我：“我觉得《西厢记》《牡丹亭》写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胆举止我是不赞成的，发乎情止乎礼是我们的传统。我喜欢这样的爱情。”
《北归记》出版前，曾在《人民文学》刊发，获得了2017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优秀作家贡献奖和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不过，质疑声亦有。谈到有人批评《北归记》里宗璞借小说人物之口予冯友兰以高评，宗璞正色道：“我的父亲是个历史人物，是一个学者，我要写那段历史，就必须要评价我父亲，这是避不开的。我只希望我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责任。”某种意义上，历经十年之久，于艰难境遇中创作完成《北归记》的宗璞，其顽强、不弃不馁之精神和其父可谓一脉相承。“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薪火相传的意义。而这份坚持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让我们看到了宗璞作为一位作家的情怀。
“卷定了一甲子间长画轴”，宗璞说，她要和书中的人物和时代告别了。但不要相信她是真的要告别文坛，因为接下来，她决定集中精力写童话。“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童话。”宗璞指了指茶几上的童话集《总鳍鱼的故事》，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