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烈，一个如作家韩少功所说“雄赳赳”的笔名，其后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写作者，《西湖》杂志今年第7期的新锐。与这个笔名一脉相承的，是她的小说《盘古岭》的气质，“那里只有寂寞的凡人小事，但有自然，有历史，有底层沉默的生命之道，自带几分《呼兰河传》或《百年孤独》的大气”，韩少功一语中的。
这个“大气”，韩少功指涉的是“心的大”，即余烈惦记和关切的半径大。她目光投向的，仍然是那个与城市长久对话的乡村，“命运”二字布满其间的每个罅隙，每个人物领受着它的巨大力量。余烈如盘古岭的先民们一样，领受和承认这种命运，“在山中四季靠着光合作用长大，我愿意臣服于大自然的原则和道义”。她在三十年前的盘古岭中逡巡、游弋，不过也是在寻求这原则和道义能够赋予她的，解决当下生活困境中“新的精神疑难”的路径和可能。
记者：当下青年写作者自觉转向城市，即便回望乡村也像是一个外来者。你的小说《盘古岭》似乎有所不同，这倒无关于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只是你的这个小说里有一种纯粹：盘古岭是你所有情感切实的生发地，是血肉的连接。
余烈：对，这种“纯粹”的观感很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亲身参与产生的效果。我一开始立下这个长篇（仍在创作中，未完成）的写作提纲的时候，就没有关于人称、视角、人物设置的犹疑和思量。它是不由分说的，无可置疑的。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雪峰山深处的村子里，七岁随退伍复员的父亲进城生活。在那之前，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村里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要承担一定的农活和家务，但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日后是要去城里生活的，所以我不必学习干农活。同龄人小小年纪就需要放牛、砍柴，而我却可以看书、玩耍。就这样，我从小就成了大山里的“游荡者”和观察者。
从记事开始起，我在我的“盘古岭”感受到的就是交错联结的人情网络、热情的四野乡邻和亲人们给我的不求回报的爱。我后来感受到的城市生活就像是这些词语的反义词。但我适应得很快，迅速成为了一个在亲戚眼中没有共同语言、爱读书、沉默、可能还有一点瞧不起他们的城里小孩。尽管如此，随着年岁的成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在我的农村亲友之中感觉更自在。所以你说，“盘古岭”跟我是血肉的连接，是非常贴切的。
我起笔很晚，三十岁才开始探索这条道路。二十岁到三十岁中间酝酿着非常复杂的情感，但那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直到有一天，盘古岭的故事突然降临，我想这样的故事以及故事的发生地是我内部情绪最合适的出口。童年生活就像一棵树的根部，被土壤包裹起来的部分能产生无尽的安全感和踏实，而地面以上的茎叶因为要独自面对风霜雪雨难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和无穷的孤独。无限向外扩张，最终的归宿也无非是凋零，千篇一律。独自面对广阔的世界，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返回根部是一种补给，一种索取。
记者：韩少功在评论里说，《盘古岭》中“只有寂寞的凡人小事，但有自然，有历史，有底层沉默的生命之道，自带几分《呼兰河传》或《百年孤独》的大气”。如果试着解析他的这番话，是说你在为盘古岭做一个文字的存证，自时间深处走来的它，带着久远的自然、风俗、天道、历史，以“我”长成的这三十年间的变化和恒常，绘制了一幅图卷。其实从青年人的出外打工以及他们的回归与否中，已经看到了一种变化。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盘古岭的历史与当下中昭示的乡村的变化？
余烈：从这一点来说，盘古岭是当下农村现状拼图中微小的一块，没什么特殊性，已经有非常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对此进行了扫描式的观察。我只能说说我亲身经历的这三十年的情形，就像是一大帮孩子在山里出生，在田里茁壮成长，然而青黄不接的时节就被城市收割了。盘古岭从我这一代人开始投身城市化，渐渐地乡村小学开始向上级合并，因为村子里不再有学龄儿童，空巢老人陡然增多。我的同龄人在城里落脚安家以后都选择让孩子在城镇里上学，他们开始瞻望下一代智力和学历的红利。现在我的故乡和周边的村落开始向旅游目的地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而乡村本身反而越来越退回到原本的面貌，与此同时，我们的下一代如今对乡土环境和方言已经越来越陌生。
记者：谈谈小说的细部。你在创作谈里提到这个故事汹涌而来，裹挟着主线、人物、结构，其实阅读的时候有一点感觉，这个故事中的一切仿佛是奔涌出来的，穿流而下。于是结构上的分合有致，小说空间上的放松又内敛、文字上的率性又审慎形成了。
余烈：2014年秋的某一天，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写到这里，“任何一个活在俗世里的女人，无不具有天然的动物属性，希望可以最大程度的拥有男人、孩子、固定的住处。可是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无法附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自我想要自我抹灭。一个女人拄着动词和名词的拐杖在人间挣扎前行，她却不想拥有。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可是我跟这个原因之间的距离十分朦胧，云山雾罩。”就在这个时刻，盘古岭的故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意识到，从短篇到长篇，自己始终试图描绘清楚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局限，她的虚空，她的道路，她的命途。而你提到的“结构”和“空间”，是思路变得清晰的那一刻进行的自我建造，顷刻间好像被灯光骤然照亮一样。这就是“故乡”题材的特殊性——她是内置的，先行的，我只是这个故事借用的一支笔。
记者：“一切‘过去’都是现在的产物，都是当下现实的魔镜，有现代心结的灵魂附体……其目的不过是，启示人与社会的未来方向。”韩少功将你这部小说的立意定在此处，你如何看待他所说的这个话题？
余烈：韩少功老师所说的“过去”与“现在”，这种镜像内外的通路关系我十分认同。来时路固然无法变更，但当下的立足之处的确可以改变观察的角度。更改一个落脚点，变换一种身份，我们回头所看到的人与物的联结会产生极大的不同。韩老师所说的“回应当下生活和文明的新的精神疑难”触动了我，实事求是地说，我写故乡的故事，正是为了探索我自己在当下生活困境中“新的精神疑难”。在当代农村加速变迁的图景中，我是其中普通的一份子，如果我个人的叙述能带来大于一的效果，那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困境是相同的——从更普遍的生存意义上来说。
记者：你创作谈中提到“泪水”这个词两次，当盘古岭这个故事来到时，当盘古岭的人物贴近你的呼吸时，强烈的情感召唤了你的写作，也更像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
余烈：我的写作容易受到情绪的支配，我当然不是一个理智型的写作者。“流泪”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大概因为我的写作很多时候是在浇灌、融化我内心的块垒。如前所说，我起笔很晚，三十岁受迫于强烈的自我认同危机感，开始通过写作释放一些无法安置的情绪。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北上南下，有点漂荡无根的感觉，遭受了生活并不友善的狙击，遗留在内心的一些难题至今仍需要自己不断地通过阅读和写作去疗愈。因此我关注比较多的是如何向内开掘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