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散文现场（二）

作品欣赏

不醒之塔（外一篇）

沈天鸿

散文观：文学就是意味。散文自然如是。而有意味的作品，必定有其意义在——这意义被包融在意味之中，甚至是已经无痕地成为一体。文学性散文因此是立体的：既是一篇散文的结构的立体，也是一篇散文的意义的立体。立体即空间，形成空间才能生成意味存身、变化和蒸发的境。

一座宝塔在一个城市的一隅站立着，周围是比它更美丽的楼房、大厦——这个“更”字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座宝塔也是美丽的，不，一座宝塔从来就不可能是“美丽”的，它只可能是庄严的，肃穆的，或者是阴郁、压抑的，而现在这座宝塔已经老了，一座老了的宝塔经历了足够多的风雨，它已经与庄严、肃穆这些形容词无缘，甚至连阴郁的压抑的力量也已经远远不够了，这就像一个人老了之后只是一个老人，此外什么也不是一样，一座塔老了仅仅就是一座塔。

这个“更”字也没有认为那些楼房大厦是美丽的意思。用钢筋水泥蓝色玻璃等等建造装潢起来的楼房大厦，有可能是美丽的吗？至少是我认为不可能，我宁可用“坚固的”、“豪华的”，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形容词来形容它们。我用这个“更”字只是构成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中，一座塔以自己衰老的容颜、形影相吊的身姿，使那些雨后春笋般不断窜出的楼厦有了虚假的美丽的性质。

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安庆，一个已经存在了七百多年，而我才居住了十几年的古城，它位于长江北岸，不舍昼夜的江水，日夜击打着它临江的城墙。

这座塔的名字叫做振风塔，一座比这城市略为年轻，但也已目睹过几个世纪的死亡的古塔。

那日夜击打城墙的涛声曾经是金兵的马蹄声，一千里色中秋月，半夜军声万马潮，1217年，风雨飘摇的南宋在这江畔筑城驻军以御金兵，城未破于金却被破于元，国破山河在，城破之后城池也仍在。在“安庆”这个名字上“定居”下来的这个当初的驻军小城，已是初呈繁华的商业之城了。

那塔，当是为佛所建。但并未能供奉舍利，因此只能说是为佛教所建吧。但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于是，塔在我眼里便只是塔，不为任何存在，甚至也不为它自身存在，它只是存在而已。

塔因此成为一个我眼中的象征。

象征就是那种什么都可以是，惟独不是它自己的东西。

也是总是就在这儿，却又根本就不在这儿的那种东西。

对塔一直有着浓厚兴趣的我，很长时间里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塔有兴趣，我曾经以为那是因为塔可以使我登高远眺，放目八极，而我的确不曾放过任何一个登上任何塔顶的机会，安庆的振风塔我更是登临过多次。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喜欢塔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与塔都不是自己，都是既总在这儿，却又根本就不在这儿——兰波的那句“生活在别处”，在我和塔的存在中得到了印证：我们总是生活在别处，即使也生活在此处，那个此处也仅仅只是被微弱地包含在别处之中。

感谢那位米兰·昆德拉小说《生活在别处》的翻译者，他让像我这样的读者得以读到那部小说，但他在译后记或者译者前言中（在我看来，后记或前言都是一样的，它们并没有前后的区别）对书名所做的美好的生活总是在别处的解释，我是不能接受的。名词和动词有着本质的不可混淆的区别。

塔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这全在于怎么看。但即使是只从修辞角度来说，一个静立的名词，一座静立的塔，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一旦它成为了象征，它就是动词了。

这是我的修辞学，不是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

亚里斯多德没有见过塔，尤其是没有见过我见过的塔。塔是东方的，传入中国后又变成中国的，它是中国独有的象征，独有的名词与动词，与它所从来的印度的浮图已经没有多少关系，证据就是塔那收藏舍利和经卷的本来用途，几乎已经被中国“丛林”之外的所有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并且早已就不再习惯用“佛塔”“浮图”这些佛教名称来称呼它，干脆给它起了个“宝塔”的俗名。宝塔已与佛教无关，似乎它只是总是与寺庙在一起出现而已。

中国宝塔的建筑类型有楼阁式塔、密檐塔、金刚宝座塔、喇嘛塔等等，安庆的振风塔据说是仿北京天宁寺塔建成的，那么，它就是密檐塔了。但我对此并不关心，以我登临的经验，所有的塔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是从内部盘旋向上，在那狭窄黑暗的内部，向上的道路总是极为陡峭，上和下总是激烈地冲突，而每上一层都有找不到向上的路，似乎阶级已经断了，只能到此为止的感觉。更进一步地相同的则是塔影，它们的区别在影子中被取消，在秋天，塔影里铃声冷如一株寒菊，开放了一夜，也凋谢了一夜，早起的僧人，打扫院子的僧人，和络绎而来的游人，看见的只有落叶，只有深秋的早晨，只有逐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塔影。

塔影甚至比塔更真实。它总是能从空中回到地面，然后又回到塔回到空中。

塔做不到这一点。耸入空中的塔已不能从空中回来，它指向的方向永远是天空，“永远”的含义对于塔来说就是一直徒劳而无望，它获得的其实只是空间，而不是天空。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想法。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乘军舰到过安庆，军舰一泊码头，毛泽东就兴致勃勃地说，走，“过了安庆不说塔”，看振风塔去！读到记录此事的文章时，我记得我曾略为惊讶，毛泽东也知道“过了安庆不说塔”这句话？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毛泽东见到振风塔说过什么或会想到些什么？不得而知，能够肯定的，只是绝不会有我这样一介平民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先后写过几首虽未点明，但实际上是写振风塔的诗，自己以为其中以写于1982年初的那第一首最差，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我想起的却就是这第一首：“一座古塔/一柄开裂的古老的时针/它从来没有动过/永远记录着/它诞生的那个时辰/几条蜥蜴/蛇一样从裂缝中窜过/搅起了一片厚厚的/时间的灰尘//我凝视着它/历史 //挂在它衰退而斑驳的塔顶/那儿，曾停留过/多少个世纪/过客的眼睛//我想起了许多/但实际上谁也没有想起/……一群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从我身边走过/风吹起/落叶覆盖下堆积的钟声”。

最后我想起的，是那在安庆民间流传甚广，也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人出的那据说是“绝对”的上联：

迎江寺，寺迎江，迎江宝塔，塔影横江，鱼上塔。

          

 

明长城到此为止。

祁连山却仍一脉地西去，只扔出一座文殊山，凭着山脚下呜咽的讨赖河之险，与立于北的黑山对抗。铁青着脸的黑山山脊如马鬃微露，似有伏兵万千，隐隐腾起狰狞的杀气，逼视着扼两山之间十五公里宽峡谷的嘉峪关。

孤峙于嘉峪塬上，三面临戎的灰黄色的关楼却悄无声息，漠漠平沙在铅灰色的天穹下四面辐射开去，一种铅灰色的肃穆，如重重又重重难以数清的帷幕静垂大地，夹着晚来天欲雪的的沉重。远远地，几匹瘦驼啃着枯黄的塞草，在沙上悠悠晃晃，逆着西沉的夕阳看去，如黑黑的剪影，那牧驼的人也如一剪影，使人几疑那是从帷幕深处走出的历史中诱敌的兵士，一场刀光剑影，血溅枯沙的恶战爆发在即……

这儿是古战场，数百年前英雄系马磨剑之处，单于猎火照狼山，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地方。

我们的旅行车，便是从这冥冥中仍回响着铜的嘶鸣、铁的冷啸的古战场穿行而过，几个小时，行尽我从小学课本上知道嘉峪关后的二十余年的梦寐，停在关下。

双脚踏踏实实地踏上嘉峪关的土地，我深深感到1986年9月里的一天，我出现在这儿纯属偶然。不论过去与未来，这一瞬间和另一瞬间都有许多选择，但偶然不容选择。偶然没有过去与未来之分，它永远是现在时。

现在的关门大开。

大开的关门也仍是关门，尽管再无士卒把守，我的思想，仍然已中重重埋伏——

罗城，瓮城，内城，道道城墙边的埋伏者中，必有一人是我未知姓名的祖先。他来自关内何处？他知道他出现在这儿也是纯属偶然吗？偶然构成人的命运。他到这儿来了，他执行了命令，他进入了阵地。通往敌楼的马道上，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脚步明明灭灭……

我轻轻移动的双脚，每一步都出其不意，踏在数不清的看不见的手上。

汉代，在这儿设有玉石障；五代，这里设有天门关。而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征虏大将军冯胜置关首筑土城算起，至今也已有六百多年了。数百年风雨，数百次血战，城墙和箭垛仍十分坚固。传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经过认真的筛选后，还要放在青石板上让烈日烤干，以免草籽发芽。夯筑墙身时，更在黄土中掺入麻丝、灰浆和糯米汁，以增强黏结能力。验收也异常严格：在距墙一定距离处以箭射墙，如果箭头没入墙中，便要返工重筑。终于，城墙坚固，箭头触壁落地，攻打关城的时间之纵队，也在相持中与戍守者一起风化为齑粉，散成沙丘一片了。

唯有关城无恙，挂过号角的铁钉还在那儿，被黄昏和望归的靴子磨平的石级还在那儿，甚至，当年构筑关城，经过精心计算，完工时仅仅多出的一块砖，也仍毫无变动地，还呆在西瓮城“会极”门楼后边的狭窄檐台之上……

既往的一切，都如这块可望而不可及的砖了：多余而必须。既在当初的那儿又不在当初的那儿。呈锁的形状却根本不是锁，没有钥匙开启也无须钥匙开启。

这块砖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人们所记得的东西。

人们记得它首先必须看到它，而能看到的砖或文字都是一种障碍，它们使让我此刻立足的嘉峪关，已绝对不是历史深处那个真正的嘉峪关了。真正的历史深处的那个嘉峪关，是卡夫卡的城堡，谁都听说过，但谁都无法进入。它永远属于几百年前的那些戍守者，他们明明灭灭的脚步在我身前身后杂沓，甚至就从我身躯中穿行而过，而相互毫无知觉——对于他们，对于历史，我们是不存在者。历史是他们的，只有当代史才允许我们厕身其间。在我无法参与的那么多为历史所忽略了的夜晚，瓮城积雪盈尺，戍守者们于怔忡中冻醒，寒风扑打关门，宇墙上传来冻脆的刁斗声……春来了，而这里仍然是塞草未青，白发的戍卒于关楼的墙角下以两石相击，然后流泪听击石后发出的啾啾燕鸣——那是关中春暖的燕鸣，那是家乡吴语般的燕鸣啊！

如今，“击石燕鸣”作为一景传下来了，那些为历史所忽略的夜与昼则是永远地遗失了。

历史忽略那些昼与夜，是因为那些日子里没有发生值得记载的战事，但那些日子这儿有活生生的人，有比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可能更为丰富更为立体的人在。忽略了人的历史，分明有几分假了，历史深处的嘉峪关因这遗失，更分明有几分虚幻了。

权且把它当作布景吧。

我和同行的几位诗人分别了照了几张相。

离去的时候，车出关门，我回头隔着玻璃望了一眼，蓦然发现关门外的斜坡上立有一方石碑。莫非是战死在这儿的古代将士的墓碑？

我再次回了一下头，嘉峪关已远，那块石碑更是虚渺不见了。

我闭上眼睛。我这次偶然的嘉峪关之行到此为止。

我的确到了嘉峪关。

我确实没有到过嘉峪关。

这两种说法都对。

作者简介

沈天鸿，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安徽省作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高级编辑。著有诗集《沈天鸿抒情诗选》、《另一种阳光》，文学理论集《现代诗学》、散文集《梦的叫喊》等。主编有《当代精品美文》丛书20卷。大陆、港、台4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多种诗文选如《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中国当代诗歌经典》、《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等收有其作品。

作品欣赏

八月，我在老家住了十天

晚 乌

散文观：我没有书写的野心，也不勤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生活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我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融入零星的散文创作中。散文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但它对现实的关照应永不缺席，我用散文书写记下自我心迹，记住当下生活中我们的模样。

母亲到家就抱怨

 

我们进村后，没遇到任何人。

夏末秋初的村庄，树木葱茏，绿意浓酽。

到家，已是下午四点多。父亲在村厂还没回来，他养的一群鸡在院里闲庭信步。我把行李搬下再送到屋里。孩子满心欢喜，下车时，他犯难了。他嫌弃水泥地上的鸡粪，他踮脚一蹦一跳地挪到到屋檐下，急着让我把鸡屎打扫干净。母亲打来井水，我们冲洗地面。

母亲一边洒水，一边嘀咕，她对父亲独立生活的审查，从一把木椅子开始。那椅子用桐油刷过，光洁发亮，父亲没保管好，随它在屋檐下日晒夜露，变得灰暗，陈旧。母亲无法忍受这种随意浮躁的生活态度，她觉得父亲有义务珍惜一把木椅子。家里共有十来把椅子，这些年家里人少，椅子的使用率不高，有几把已被蛀虫咬噬，人坐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除了一把椅子，门前小菜园也是母亲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不能接受父亲铲除她所种洋葱的事实，她认为他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语气里有隐忧与不满，忧在他不能好好地照顾自己，不满于他照看家门的本领。

做晚饭时，母亲又是一通牢骚。这么多年过去，她用唠叨不断对父亲进行脸谱化的塑造，而我对她的很多看法表示认同。这是我家的常态，母亲在批判里展现她的智慧与要强，我父亲，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在沉默中爆发。一旦他爆发了，我母亲也会就事论事据理力争，跟他磕到底，往往最后失了分寸的还是我父亲。

 

亲爱的冬瓜

 

这个季节的乡间，日常蔬菜挺丰富。

这得益于父亲，他在劳作间隙种茄子、辣椒、西红柿、冬瓜及山芋。从前，暑假里天天吃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排斥。此时，我并不反感这些乡间的当家蔬菜。母亲用小火油煎茄子，再红烧，口感软糯有肉香。山芋杆撕皮，清炒，口感脆爽，也颇让人喜欢。年纪大了，心境已改变，我不再贪恋肉食，这些蔬菜倒是表达出日常生活的底色，就算一日三餐吃，也不觉得厌倦。

屋内的角落睡着父亲收回的冬瓜，大大小小，给人丰收的喜悦感。保存妥当，冬瓜搁放到冬至也不会烂。今年的这些冬瓜，来路特殊。在皖南，妻有天买了个细长的小冬瓜，母亲觉得它体量合适，品种独特，一两天能吃完。她留种带回老家给父亲种，父亲按指令行事，取得成功。回家头几天，母亲忍不住多次赞美这些冬瓜，她直抒胸臆：看了真是让人爱。她决定，这次回皖南时再带几个走。

这些叠罗汉般堆放在一起的冬瓜，会让往事沁出心头。以前，家里的冬瓜放在我写字的木板桌下，我一伸腿就能触到，它们像是我静默的伙伴，看我读书学习。我和哥哥有时犯错，免不会被父亲责骂，棒喝。幼小心灵的挫折与悲伤，被我一股脑地泼向桌下冬瓜。我拿出铅笔刀，蹲下身子，划过某个瓜的身体，给这个扎一刀，再给那个扎一刀。那些伤口无痕，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明显，这是一个男孩的泄愤表达，我把委屈和不满发泄在一只只冬瓜身上。它们替我接住负面的内心情绪，如果它们能感受疼痛，一定会在我窗下发出疼痛的呻吟和呐喊。没多久，冬瓜开始腐烂。刀划的地方，变黑，变暗，再流出陈腐味的液体，慢慢地，整个身体开始塌陷，瘫软在地上，母亲会捧着将它们扔进门口的竹林里，至始至终，她并不知道我曾伤害过它们。

跟冬瓜蹲在一起的，还有南瓜。它们扁平，敦实，扎起来手感很差，再加南瓜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如果受伤，它们会分泌出油状的汁液封闭伤口，不易感染。因此，它们不会遭殃。在往后的日子，如果南瓜和冬瓜再次一起睡在墙角，南瓜也该因冬瓜替它们承受的疼痛而致谢。

乡下的瓜果蔬菜，不仅是果腹的日常物资，也在庸常的时光里盛满生活百味。我从它们身上汲取来自朴素岁月的力量与精神依托，当我变成城里人丢失土地后，我格外爱它们，爱它们在生命里留下的慰藉与体验。

 

疼痛与死亡

 

我凌晨三点醒来，在院子里坐了会。

夏末秋初的凉爽让人清醒。虫鸣一阵接一阵，四周寂静，我在暗黑里发现一丝灯光。

弱光来自邻居的窗户，两片帘子像并未合拢的嘴巴，而那一点亮，则是它存留的虚弱呼吸。屋里躺着的女人来自云南，本地人喊她唐芬。她在我们这个皖东南的县里生活了20多年，丈夫意外去世，便来到我的村里。她的现任丈夫，是个本分的人。这些年，他外出打工，生活无忧，不久前翻新了屋子。

在我看来，隔壁叔叔踏实，加上唐芬很勤劳，他们的生活还算安顿。她跟前夫生的女儿也长大成人。那女孩，我见得少。生活的风暴有时会突然降临，车祸将这个平和的家击碎。唐芬陷入重度昏迷，身体多处骨折。三个月来，她有微弱的呼吸，靠插管饮食。前两天，母亲去看望她，回来说她的眼球会微微转动。东奔西走的生活，并没有给唐芬带来最后的安然与稳定，她没有身份，没有户口，直到跟隔壁叔叔领过结婚证，才真正落户。那个20来岁的女孩，听说在户籍上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要确认关系只能靠亲子鉴定。当前，女孩在家照顾妈妈，翻身、喂食，她一定在期待奇迹，然而希望万分渺茫。

在乡下，村人习惯放弃跟疾病抗争的勇气，微弱无力的医疗保障和物质的缺乏让他们对大城市的高级医院望而却步。有些人生病，病因没弄清楚，就不明不白地死了。隔壁唐芬在县医院住段时间，就回家了。肇事者是隔壁村的，拿出几万块后，再也无力，只能等法院的判决。

唐芬不到五十岁，她只是近年来村里遭遇不幸的人之一。去年，壮年W被车撞身亡。W走后，他的妻和在读高中的女儿相依为命。村人说，有时半夜会听到他妻子的撕心痛哭。没多久，W的母亲得病去世。这些遭遇不幸的人，是我从前格外熟悉的人，他们对我十分了解，知道我是通过读书从这里离开的人。

今年，我还失去了生命里的一位亲人，我的大姨父。这个早年念完高中，后来发奋通过招考进入政府的男人，分管农业工作。他人缘极佳，对亲戚也多会倾力相助。他意外摔跤，没能抢救过来。他的离开，我一直觉得像梦。葬礼上，我几度流泪，内心情绪无法形容。正月，我去给他拜年，他畅想今后的生活，还向我炫耀他养的兰花。只是，这次我回来，他人已不在，他养的花异常茂盛，生出许多新叶。

 

笤帚厂的乡亲们

 

我开车去父亲工作的笤帚厂，孩子跟着一起。

父亲的工作台靠近一个墙角，他带着老花镜，看到我们，喊了声孩子的名字。父亲从前根本看不上扎笤帚这样的指头活，他觉得一天到晚坐着，枯燥乏味，挣钱还少。去年冬天，他生病住院，身体虚弱。我们认为那是干重体力活所致，全家合议后，让他去扎笤帚。

这厂子有20年的历史，产品是环卫大扫帚，出口韩国。老板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手快的人一天能挣一百元，手慢的挣得要少些。20年前，扎一把扫帚挣五毛钱，现在可以挣一块八。

父亲是新手，一天能挣八十块左右。他早晨5点不到就出门，下午6点左右回来。父亲自带午饭，在厂里蒸着吃。他的工友跟他有着相同的生活节奏，早出晚归，天天如此。在厂里看到的工人，我都认识。我的大舅，他目前独自守在老家，因为表弟结婚后有了孩子，舅妈去了城里。大舅患有哮喘和眩晕症，不久前还摔伤骨头，休养了好几个月；我的小姑，我父亲的二姐，70多岁，前年患过直肠癌，手术后继续在厂里干活；我的表哥，我小姑的大儿子，智商有所欠缺，从前在外做体力活，目前转战到笤帚厂；还有远秀大妈，她将近80岁，丈夫去世10多年了，大儿子遭车祸走了，她目前独立生活；还有良秀大妈，年纪超过70岁，丈夫不久前癌症去世，目前和单身的大儿子一起生活；我的三婶，他跟我叔一起在厂里干活，一年前，她在附近的蘑菇基地做事，后来跟老板产生矛盾，也转战到这里。我叔叔自从摔伤大脑后，看起来有点呆滞；开荣婶目前不在厂里，她摔伤，在家休养。以前，我去厂里还能见到热情的老板娘邓婶，这次她也不在，她去浙江给儿子打下手去了，儿子在外地开家效益挺好的网点。母亲说，笤帚厂可能不久要关闭，因为老板不断被催促去浙江帮忙，但独立自由的蔡老板目前还在坚持，他不想受拘束。

如果这厂子停歇，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0的人，靠什么生活呢？这些天，我去过菜市、逛过乡村杂货店，物价之高不输城里。我买三根排骨71元，一条鲢鱼26元，买点卤菜50多元，一眨眼，我花了三百多。乡村人的人情往来也多，红白喜事随礼300起步，挣得钱也只够日常开销，积蓄寥寥，遇到大病大痛，出县治疗，报销并不多。

想到这些，我总会有些不安。这些人是乡村农民的代表，他们的暮年生活里充满忧虑。我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极端不安全感，他们要强、自尊，根本不愿意过着伸手向孩子讨要的生活。我的父亲刚好70岁，在我看来，他缺乏智慧且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和知识，一直用个人的经验来应对多变的世界。他仅剩的是自我体力，他似乎并不认输，觉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他拖沓的脚步、瘦弱的身体以及不合格的身体指标证明他的想法是虚妄的，不真实的。

大家对我格外客气，纷纷跟孩子说话打招呼。我知道，我们已变成他们眼里的外乡人。在厂里，并不是想带孩子去猎奇参观什么，只是，我真的是想去看看他们。

 

摇晃的乡间

 

当我用文字来梳理短暂的乡村生活时，写着写着，我的情绪变得复杂起来。

表面上看，乡村有田园生活的诗意底色。阴雨天，远处的山头顶着灰白的雾，林木在雨水中散出更为明亮耀眼的光；门前的田野草木茂盛，白鸟飞翔其间，我走在某条小路上，有种沉醉的心绪。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风景在远方，殊不知，我的老家也美丽如画。

现在的生活赠与我不同的欣赏视野，我用游子的情感打量我曾生活过的村庄，自我与对象之间有别样的情感互动。简单点说，这些年，故乡在我心里已然成为陌生的观察对象，我是它的局外人，此刻我带着距离审视它，赞美它。

然而，一旦回归养育过我的小院，我却体会到一丝沉重的忧伤。进入乡村生活的内部系统，我从父亲身上窥见大多数村人的乡间命运，他们是留守者，是儿女带不走的行囊。他们基本丧失跟新鲜世界沟通的能力，被衰老与病痛纠缠，是困在土地上的某颗棋，四面楚歌。但他们又极具道德感与自尊感，他们不想成为儿女的拖累，不愿过早依附他人。尊严对乡间老人来说，是奢侈品。他们可能会为人生的最后体面选择绝路，跟世界匆匆而别。

楼房、马路，电器，这些确实提升了乡村的生活质量，但在本质上，村庄是被动的，被城镇化拖着迈步。年轻人把城市的生活习气带入村里，乡村开始模仿城市。村人把一生的积蓄用来为儿女搭建一座漂亮小楼，儿女在外，他们是看门人。有限的物质积累一旦耗尽，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开始，用羸弱的身体一点一滴积累，只为两个目的，一是日常开支，二是攒钱。攒钱做什么，在我看来，是缓解内心的不安全感。在精神角度，他们是极度不安全的，缺乏对晚年生活的底气。老人留守村庄，这些只是问题的表面。一个村庄如果没有人气，那也就不再具有活力，老人们内在精神是被人忽略的，不是因为儿女们不想重视，只是儿女们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有的虽然已在县城买房，但谋生依旧靠打工，他们把孩子送城里读书，压力巨大。

父辈这一代人经历过饥荒，没有文化，生存技能单一，他们的现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许等我老的时候，一切会有所改观，只是那时的乡村可能人会更少，我们留在老家的楼房只会成为我们节假日回归乡土的据点。

作者简介

晚乌，80后，居皖南，散文写作者，高校英语专业副教授。作品散见《散文》《安徽文学》《黄河文学》《美文》《广西文学》、《北方文学》等，出版作品《天亮前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