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作协主办
发布时间：2022-11-14 来源：安徽作家网 作者：安徽作家网
散文观：散文不好说，一说就走样。还是呼应自己内在的情感为好。回归自在世界，表达真实诉求，不佞妄，不伪饰。感受生活的温度，开掘心灵的深度，打磨思想的亮度。如此而已。
许俊文
秋天是我喜爱的季节，这可能暗中与我出生的时辰有着某种关联。母亲活着时，曾不止一次埋怨自己的记性差，忘了我的生日，但他却清晰地记得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是在一个露水很重的秋晨。当时，她拖着沉重的身体走进一片晚熟的稻地，发现前几天收割后留下的一簇簇水稻茬口上，聚集着一捧一捧的露水珠子，水银似的晃眼。她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发现每一颗晶莹的青露下面，都藏着一个锥形的小脑袋——次青（收割后的稻根二次发的嫩芽）。母亲的这一段鲜明的记忆，说明我是顶着秋天的寒露扑进皖东一个名叫豆村的小村庄，因而，我的第一声啼哭，想必也就自然而然地留在了露珠里。
我曾在一篇旧文里写下这样的句子：一座被树木、庄稼和野草包围的村庄，也被露水包围着。露水与朴实、怀柔的乡村，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它是土地的孩子，质朴，纯净，又有着顽皮的天性。在露水遍地的清晨，它会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早早下地的人们，伸出微凉的小手弄湿他们的裤管和鞋子，并将微小的草籽和花粉粘在上面，对此，人们并不介意，谁家的孩子能不做出一两件淘气的事儿呢？要是在收获季节，人们最担心落雨，尤其是那种延绵不断的连阴雨，像一个泼皮无赖的小人赶都赶不走。黄透的稻子捂在地里，长期经受雨水的浸泡，眼睁睁地看着它发芽或霉烂掉。因而，此时的露水就成了治疗人们心疾的灵丹，一颗小小露珠的出现，它所给予的救援，往往要胜过千军万马。
那年代，水稻产量极低，生产队种植的主要作物只能选择红薯。人们在收获了红薯之后，除了一部分窖藏留种，大多切成薯片，撒在山坡、院坝或翻耕过的犁垡地里晾晒。这个当口，人们对天气就格外地操心，要是遭遇了阴雨天，一年的辛劳和口粮就会泡汤。这时，所有人的目光就投到了的露珠上，那平时百无一用的露珠似乎突然间就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通灵宝玉”。我曾纳闷，不就是一颗颗小小的露珠吗，人踏畜践的，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之轻，还不如那些祸害庄稼的虫子，每当地里发生了虫灾，满村的人便“虫子”、“虫子”的喋喋不休，仿佛屁股上着了火似的，一片惊慌和大呼小叫；而短命的露珠显然没有这种让人诚惶诚恐的能耐。
现在该请露珠出场了。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父亲在磨好了刀片，准备切红薯之前，差我到门前池塘边的草丛里试试起没起露水。屋外黑得一塌糊涂，只有几只流萤伏在草棵上发出微亮的光点。因为恐惧，我瞄了一眼就拔腿跑回了家。父亲问我起露水了吗？我吱吱唔唔地语焉不详。这时他拽过我的手摸了摸，说你的手焦干焦干的，到底摸没摸草叶子，我见父亲如此郑重其事，只得实话实说。于是，父亲拉上我重新来到池塘边，他在黑暗中将手在草叶上划拉了几下，不无兴奋地，有了有了！这一招十分灵验，次日果然是个朗晴的天。看，那毫不起眼的小小露珠，居然如此神奇，它不仅暗藏着天地乾坤神秘莫测的机密，还影响着一家人的生计。从此，我对露珠便另眼相看，生出一些敬畏来。其实，又何止于露珠呢？我们身边那些微小的事物（包括暗物质），都是有灵有魂的，它们虽然不言、不议、不争，但冥冥之中想必与上苍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它们的兴与衰，荣与枯，都不是没有缘由的。
如此神通广大的露珠，却是安静的。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露珠浮躁或失态过。露珠的安静，是那种圣哲与高僧般的大寂大静。它不像树木，树木虽说也有根，但却经不起风的三蛊两惑，心性就开始动摇了；也不似池塘里的鱼，别看它风和日丽时悠然得像个君子，可是气压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它就不得不上蹿下跳，失了态。露珠不，它来了就来了，静悄悄地；走了就走了，也是静悄悄地。露珠使我想起村庄里的一些人，他们一辈子守着土地和庄稼，最后连土地和庄稼也侍弄不动了，一撒手，走得好从容，多安静啊！
在我的豆村，稍有点农事常识的人都懂得，你别瞧不起与草为伴的露珠，其实，哪一茬庄稼都离不开它，这使我想起一件旧事。那是一个只相信精神的蛮干时代，与我们豆村毗邻的麻岭生产队，用锤子和钢钎硬是将半座山头夷为平地，发誓要在上面夺高产，创奇迹。正准备下种时，曾在地主家扛过“大锹把子”的半瘸子站出来放了一炮，他说，那个地方长不了庄稼，种，也是白种。生产队长是个热血青年，当时正在积极追求政治进步，哪里听不进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胡言乱语，他依然我行我素，照种不误，可是结果呢，十几亩的地，耗费了许多人工，可是到头来连老种也搭了进去。事后队长半威半就地问半瘸子，你怎么就知道那地不能种？半瘸子说，你先给我一根“大铁桥”（一毛四分钱一包的香烟），我再告诉你。队长没辙，就暂时放下架子照办了。半瘸子接过从未吃过的香烟，点燃后有滋有味地嘬了几口，陡然来了精神，竟忘了自己的身份，粗声大嗓道，那是新垦的生地，连露水珠子都不肯落脚，说明它不成熟，你让它长庄稼，不等于在锅台上撒种吗？半瘸子瞅瞅生产队长，见其人面色平静，又大胆补了几句：种地可不是娶新媳妇，半年不要就能怀上伢仔。要我看，那样的地，最好撂它个三年五载，等野草扎下了根，蓄足了精气，把露水引来了，再种也不晚。
半瘸子说得在理，露水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也懂得暗示，就看你能不能参透它的玄机。据我的仔细观察，凡是露水多的地方，野草和庄稼生长得都比较茂盛，道理很简单，因为那儿土壤深厚，蓄得住雨水，抱得住地气。相信风水的我祖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露水是天地的造化，一块土地气血旺不旺，一茬能出多少粮食，早晨起来看看露水就明白了。这话虽然说的有些玄，但管用，经得起检验。我们豆村下禾湾有一片落淤地，种啥都发旺。为啥？露水养的呗。那一片地，如果是正常年景也看不出与其它土地有多大差异，若是遇到了大旱，别的土地上的禾苗蔫儿巴几的，而落淤地上的庄稼却每一棵都精神，叶子油汪汪的；特别是清晨看上去，好像帝母一不小心打翻了珠宝罐子，满地的露水珠子晶莹透亮，耀得你眼睛都发晕。你看看，一个很玄秘、深奥的问题，凭几颗露水珠子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豆村的“二神仙”说得就更玄乎了。他说，凡物必有用，你可别小瞧了一颗露水珠子，它如果没用，也不会空占一片草叶子的。露水这东西，没它，庄稼虽然也能长，但长得不活泛，牛羊也照样吃草，可是吃草与吃草不一样。我家隔壁的李长青老人，没儿没女，地种不动了，就靠养几头羊维持生计。每天老人总是早早地打开圈栏，把羊赶到豆青山上去吃露水草，老人也用不着照看，独自捧着个烟杆坐在门口吃他的烟。得了露水草的羊，安静得像遁入了天堂似的，只顾低头吃草，露珠和草汁把羊的嘴唇和舌头都染绿了。李大爷跟我说，羊爱吃头道草，因为头道草上有露水珠子，嫩着呢，养口。要是走在前边的羊把草叶上的露水珠子碰落了，后边的羊会往前赶，抢吃第一口露水草。李大爷家吃露水草的羊长得快，风吹也似的，膘看着看着就起来了，身子滚圆滚圆的，李大爷曾对买羊的人说，咱的羊是喝仙露长大的，肉嫩得入口就化。
大概是出于孩童的好奇心吧，我曾仔细观察过露珠的来路，我蹲在雾气氤氲的田野上，看一颗露珠从一棵稻秧的根部缓缓升起，它像一颗挣脱黑暗的小太阳，顺着茎杆悄无声息地爬上叶片，挪一点，歇一会儿，挪一点，再歇一会儿，每一次挪动和间歇，都会壮大那么一点点，最后在叶端停止了脚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半个钟头。这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啊，每上升一小步，露珠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想，那棵稻秧是应该懂得感恩的，它用毛茸茸的手掌托着露珠，其专注与珍惜，并不亚于我们托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瓷器轻松与小心。
我的观察与发现，其实远远滞后于古人。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先人就从微小的露珠里窥见大自然的秘密，他们在划分节气时，竟慷慨地拿出两个席位让给了卑微的露珠，一个是“白露”，一个是“寒露”。在我的故乡豆村，人们习惯于称“寒露”叫青露。也就是在我写这篇小文的一个月之前，树叶草丛里的露珠还是白色的，然而在时间的滴答声中，不知不觉就变成了青色，而它的体温渐渐地由“微凉”暗转为“轻寒”了。这一细微的渐变，也无法逃过古人锐利的目光和灵敏的感知，他们那细致入微的生命体验，远胜于今天浮躁的我们。现在，当我们遥想那片古老的深秋原野，不禁会问，是怎么的一位先民忽而觉出了今朝的露水不同于昨夜？那有别于“白露”的第一滴寒意，究竟是滴在他的脚背，项脖，还是他的舌尖呢？
宇宙浩茫，大地广袤，一滴起于黄昏，穿越长夜的露水，凝聚在芊芊的草叶上，滴落在时间的幽深里，它所传达的天地之气，弥漫在古人感谓人生与世道炎凉的诗句中，经久不散。
见证一滴露水的诞生、渐变与坠落，即便你的心再硬，我相信也会变得柔软起来。
大雪那天下了大雪。这是冰心先生说的，也是我祖母说的。我的祖母一生窝在皖东那个浑如一粒豆子的小山村，她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冰心的老人，与自己说过同样浅显而深刻的话。
大雪那天下的雪，不是小雪，更不是虚构的雪。那纷纷扬扬的雪花，不偏不倚地偏偏下在“大雪”节气那一天，深藏其中的秘密，又偏偏被有心的冰心和我的祖母发现了。当然，其他人也经历了那场雪，但是，他们只看到了雪，并未将雪与某种恒久的非物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我猜想，这两位老人所说的雪，肯定不是同一场雪，它们一个落在北方，一个落在皖东。但是，肯定都是“大雪”那天的雪，且是丰盈的大雪。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种微妙呢？
其实，剥离掉知识和其他后天因素，人在本质属性上对自然的感知力是相差无几的，不论你是大名鼎鼎的冰心，还是我那目不识丁的祖母。长年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就更胜一筹了。寒冬将尽时，地面上仍零零星星地遗留着一些残雪，像一帖帖脏兮兮的膏药贴在土地上，赖着不肯走。然而，人们却从草丛里蚯蚓翻出的一坨坨新鲜的泥浆，便知道春天已经从地下潜行而至了，并不需要花朵与草芽来证实——他们有这个把握。在庄稼人眼里，花花朵朵算什么呀，它们顶多像时下那些走场作秀的明星，只为坐实的春天捧捧场而已。
对于自然，豆村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譬如下霜，在我的家乡就不叫下霜或落霜，而是叫上霜。顾名思义，寒霜是地气化作水汽遇冷而凝成的结晶体。地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想必是带着细弱的微温袅袅升腾的，在它脱离了大地的母体之后，就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改造了——气体死了，而一个新的生命却呈现在世人面前。仅凭这一点，当你再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或许会洞见白露与寒霜背后潜伏着的天道，深邃、精微与传神，真是妙不可言。
秋末或初冬的清晨，当人们推开门窗，忽见一地素洁、晶莹的寒花，自会不惊不乍地咕哝道：哦，上霜了。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心中早就有谱了。你别以为乡村杂乱无章，人也活得懵懵懂懂、毛毛糙糙，但是他们却深谙自然之道，一阵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朵杏花早开或迟开几天，一只鸟窝垒在高处或地处，他们都能从中窥见奥义。对于霜的认知，我也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一场铺地的严霜君临之前，泥土通常是温润的，天气是晴和的，而空气却十分的干冷。上霜的过程非常微妙，干冷的风像是一根神奇的绣花针或一把刻刀，在潮湿的草叶上，循着叶脉的纹理绣（刻）出一朵朵霜花来。这个过程就好比一根链条，缺了哪一节都不行。这是人工所无能为力的。
下雪也是如此。诗人描摹下雪的情景可以大而化之，譬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这么笼统的不着边际。究竟怎么个“欲”法，并没有明说，也不便明说，只是留下巨大的空白好让我们去想象，去填充。以我的观察与体验，“天欲雪”是有征兆的，就像一个人饥饿了，空瘪的肚肠自会发出咕咕的鸣响。一场大雪即将登场时，寒风瑟瑟，暮云低垂，大地出奇的缄默，天地之间一片黯淡、浑茫，放眼望去，落光叶子的树木挺着腰杆，鸟无踪影，世间的一切都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某位神灵的君临。
祖母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捂雪”。大凡浩大场景和重要事件，在它们生发之前总不会把底牌一下子亮出来，它们得慢慢地酝酿、集聚、蓄势。比如这大雪的雪，苍天就把它严严实实地捂在怀里，等捂熟了，捂出了大境界，大气魄，便借着呼呼的风势将衣襟猛地一抖，扑簌簌的雪花自茫茫苍穹而降，飘飘洒洒几百上千里，那阵势，不可谓不宏大、壮阔。
此时除了雪，世间的一切都显得渺小了。
我就有这种感觉，置身于纷飞或静谧的茫茫雪原中，仿佛有种无声之声让我不得不安静下来。此时，经过过滤的内心是如此的洁净、丰盈，明澈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与莽莽苍苍的宇宙、起起伏伏的人生这类大问题发生联系，愈发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一场又一场的雪，不违时令地飘落大地，就像一位守信践约的故友，它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以上率下，以我的理解，这个“上”，不仅仅指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是超越其上的某种不可违逆的轮回之道。天道。其实，它就是一面镜子，既制定法则，也守恒法则，从不像某类人那样，一旦得了势，就可以胡来。
在季节周而复始的轮回中，雪，早春它是檐前滴滴答答的雨水；暮春，它是烟色迷蒙的谷雨；初秋，它是草尖晶莹剔透的白露；深秋，它是叶上的寒露与白霜。一朵来到世间的雪花，循规蹈矩地走着一条上帝设定的路线，它不走偏锋，也不绕道而行，在周而复始的生命轮回中，遵循着自然的律法，它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律法。
在我的故乡豆村，每年都会降下几场雪，一般以小雪居多。细细碎碎的雪花，像撒荞麦面似的，均匀地随风潜入草丛、林薮、池塘，它们落地的声音，窸窸窣窣的，有点近似于春蚕深夜啃食桑叶发出的沙沙声，优雅动听。因为其小而碎，一般不会在人们的内心引起多大的震动，它落了就落了，化了就化了，就连像我这样关注节气和物候的人，都记不清哪一场小雪落在什么时候。
在二十四节气中，有些时间的节点，给我们的感觉面目比较模糊，譬如雨水、春分、小暑、小满、白露、小寒等，现在的城里人对诸如谷雨、芒种、秋分、寒露等，也是模棱两可，习焉不察，仿佛它们都是与己无干的身外之物，他们似乎只在乎自己的生日，鲜花、蛋糕，酒肉、自拍，呼朋唤友推杯换盏地热闹一番。其实他们忘了，每一个时间的节点都是自己的生日，也都是自己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天地悠悠，大道轮回，这世间的万类万物，谁又能够逃脱浑然不觉但又如影随形的自然法则呢？
而我的豆村，人们对天道自然是敬畏的，他们不像城里人活在人造的环境中，因而更接地气。送走了一茬庄稼或一位老人，与一场寒霜和一场大雪都息息相关。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节气的轮回之中。我干爹李长青老人，活成了豆村的一棵常青树，他九十多岁还能侍弄庄稼，人们就戏谑地说他是被阎王从花名册上漏掉的人。你猜我干爹怎么说？他说自己不就多见了几场雪嘛，这场不收，下一场说不准就被收走了。他说这话时，还是挺精神的。然而，就在当年冬天的一场大雪降下之后，他老人家说走就走了。他像是从一滴檐前的雨水过度到一朵雪花一样，完成了自己生命的一个轮回。
像我干爹这样的老人，在豆村并不少见。约是七八年前吧，我在寒风刺骨的深冬回到故地，发现几位老人靠着墙根在晒太阳。那冬阳像一盆炭火的余烬，散发着幽微的温度，老人们就借着它取暖，安详地打发余生。当时，我没有看到那些已进入冬天的老人的表情上有任何不安与恐惧，相反，他们却个个都保持着豁达、乐观的情绪，他们谈论死亡就像嗑瓜子一样随意。其中一位年长的扯起话头，他说，于大个子要是能熬过去年的那场大雪，也许还能多活一年。在说者的意识里，去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就是横亘在于大个子命途上的一道大坎。另一位老人则反唇相讥：就算他熬过了去年那场大雪，还有下一场雪呢。这话一经说出，在座的老人都沉默不语了。是的，他们现在正处在“下一场”大雪来临之际。自然界的一场大雪，诗人会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而当“下一场”大雪真的降临大地，这些在冬阳下谈笑的老人，又会有谁像竹子一样被折断呢？
似乎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我在次年大雪之后再次回到豆村时，发现去年晒太阳的老人中，又被雪走了两个。
而今，一路穿越过无数次霜降、小雪、大雪的我，已经越来越接近冬天了。有时我会想，属于自己生命里那最后的一场大雪，也许还在某处酝酿着，它肯定会在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它是我的终结，也是我的开始。
人能够在一朵雪花上轮回，想想，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许俊文，1954年生，安徽省定远县豆村人。种过地，教过书，当过兵。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2002年因病提前退休，现定居皖南美丽小城池州，供职于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先后8次获得安徽省报纸副刊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及安徽省文学奖。
散文观：散文之散，我的理解是抒散，是散发，是无有拘束。散文由心而发，呼吸吞吐，用的是气息。庄子里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气息之壮可像野马奔腾，之广茫可像纷扬尘埃。散文没有依托，有故事无故事皆可，可深可浅，可大可小。厘清自己的内心，自由呼吸，就能写出好散文。
许含章
许村古称“富资里”，这在今天，还依稀可窥见端倪。街景虽是萧条的，且我们到达时已近黄昏，但短短几百米的一条街上，光是金店仍开有好几家。临街有些破败的老房子，斑驳的砖墙上写了大大的“拆”字，用触目的红笔圈起，仿佛最后的判决。到处可见禁止赌博的标语，在打工人群未归的早秋时节，略略显得有些寂寞。
金店的霓虹，一点一点亮起来了。
在皖南绵延数百里的徽派山水里，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可在我心里，却一直暖着。在旅游业大热的今天，皖南至江西婺源一线有“小川藏线”之称，有山有水，有景有物，处处桃源洞天，曲径通幽。可许村这个地方，虽然也隐于这片群山之中，却似乎离这一切还很遥远。不仅老房子都不曾“穿靴戴帽”，重新加盖马头墙，就连新建筑也与一般新农村建设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不一样，只是拼命地往高里盖，似乎要以此向山外表明，自己也并不落伍。
“最高的有七层。”程大姐告诉我的时候，眼里隐隐有得意之色。她说这话的时候，夕阳正淡定地撒在乡间小路上，将一切堂皇和破败倾覆。
是水泥路，路两边有没膝的蒿草。
一路走过来，沿途只看到寥寥几个老人和孩童，穿着从城市买回来的鲜艳的衣服。孩子身后的小书包上，有喜洋洋和灰太狼的商标。乡村正在城镇化，从这里，或可窥见村庄的凋敝，和进步。
程大姐是我在镇上闲逛时遇到的，见我脖子上挂着相机，便很热心地要带我去看老桥。皖南水多，便桥多，木桥、石桥、拱桥、板桥……数不胜数。据说许村有二十二座古桥，像“和睦桥”这样有名的桥，大抵在县志中曾反复出现过。不过关于和睦桥，程大姐告诉我的，是一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说的是旧时许村一对兄弟阋墙，被乡里所耻笑。有一日，兄弟二人重逢于这座桥上，摒弃前嫌，终于携手重振家业，如何如何。
都是一些老故事，配得上这样的老桥。
夕阳正在快速坠落，老桥斑驳的石缝里，长满了蒿草。
许村，许村，你是我的家园么？
许村的大家族当然都姓许，历史上出名的人物有光绪年间的大茶商许畅芝，还有“少年谓子气横秋，壮已边城汗漫游”的南宋名臣许月卿，在有关许村的方志中，他们是家族的骄傲。当然，这两个人程大姐都不知道，她是跟着父亲从江的上游下来的，在这里嫁了人，就定居下来了。我想她即便是许村的老户，也未必知道这两个人，她一个家庭妇女，上有公婆，下有儿女，中间还有丈夫要侍侯，她要知道这些干什么？
所以她对我问的一些问题，感到很惊奇。
她也从未听说过我的职业，她问：“编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编书的，我没有说编杂志，那样就更说不清了。她很高兴，要了我的笔，留了地址给我。她很关心她说的话，能不能出现在书里，她说小妹妹！你的书印出来了，一定要寄一本给我噢！
我说一定一定！不会忘的不会忘的！
回来后我寄了一本我们的刊物，在里面夹了几张打印出来的与她的合影。照片上，老桥拱起的桥洞里，夕阳正在坠落，桥身上有纷披的蒿草。
在落款一栏，我填上了“外乡人”三个字，但对于许村来说，我是外乡人吗？
不知道这本杂志，她收到了没有？此后我们再没通过音信，毕竟对于许村，我们都是匆匆过客。
有的人是没有故乡的，而有的人则故乡不止一处。
我的出生地是皖北的煤城淮北，在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把她认作我的故乡，想起她时，我会很安心。
是一座新城，东西向依山而建，从最东头的东岗楼，到最西头的电厂，也不过两三里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上街”，一般是步行，长长的淮海路上，法国梧桐斑斓的阔叶上，阳光如童话一般跳跃。3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深秋的淮海路上，铺满了金子一般的落叶，给人一种非常华丽的感觉。那时我多大呢？三岁还是四岁？反正是在上幼儿园之后，反正我妈妈已经从武汉读书回来了。她说梧桐，法国梧桐，你金子般的落叶，多么奢华，多么美好。她类似的表达，一路上会有很多。而在上幼儿园之前，我居无定所，一会儿在怀远老家，跟着我爷爷奶奶，一会儿又回到淮北，跟着一位我称呼“韩奶奶”的老奶奶，我爸爸早晨把我送去她家，晚上下了班再去接我。韩奶奶很疼我，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仍然不想让我走。我上了幼儿园之后，她有时会站在幼儿园的铁栅栏外面，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跑到栅栏边，大声喊：韩奶奶！韩奶奶！她就笑了，笑过之后，还会抹眼泪。
我妈妈说，韩奶奶30多岁就守了寡，一辈子过得很苦。我不怎么相信，她儿子是妈妈大学里的书记，我虽然小，这个我也知道。但我妈妈为什么要说，她一辈子过得很苦呢？有一次我看见，她和我妈妈说她年轻时候的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一起哭起来了。
妈妈是想起她死去的母亲，想起她小时候的事情了吗？
韩奶奶讲一口淮北话，侉侉的，绵绵的，有着泥土的温热。这也是我最先接触的语音和语调。之后这几十年间，淮北话都让我感到亲切，我想，这就是我的乡音了。
有一个时期，我住在怀远。
那时候我祖父母的家，在怀远县城关镇的北门一带，人称“北门口廖家”，由此可知，这曾是一个不小的门户。但早在几十年前，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廖家就已经衰落了。是自家建的房子，砖墙瓦顶，三间堂屋，一间厢房，采光不好，常年黑黢黢的。家里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到巷子外头的公共厕所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历史上怀远是个码头，在涡淮二水之间，祖父母的家就在码头下面，紧挨着涡河大堤，我们叫作“大坝子”。就常年湿漉漉的，尤其是在雨季，好些天不能出去，我就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家门口。屋檐上落下来的水，垂成一张雨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好不容易放了晴，巷子里到处是一汪一汪的积水，就有人在路中间垫上几块砖头。我三妈挎着攒了好些天的满满一篮脏衣服，上面压着一根棒槌，快速地踏过砖头，到河里去洗衣服。我穿着堂姐穿小了的大背心和大裤衩，一步一跳地跟在她的身后。
我三妈是我“三大”的老婆，似乎应该称作“三婶”，但我们家不这么称呼。我们家都是称“三妈”、“四妈”，“三大”、“四大”，在怀远，在我们家，“大大”是对父亲兄弟的称呼。
涡河水在高高的坝子外面流淌，巷子里有穿堂风呼呼刮过，风里有初夏的青草香，还有阳光在树叶上闪烁。我穿着洗得如皮肤一般细腻的旧背心，几步就跨上了涡河岸踏脚的大石头。我穿着鞋就直接跳到河里，引起一群洗衣妇女的尖叫。我三妈熟练地把一件件脏衣服，使劲甩出去，涮上一涮，然后再“刷地”一声铺在大石头上，举起棒槌，“啪啪啪啪”地用力捶打着。许多的捶打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这就是古诗里的“万户捣衣声”吧。
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急急寻一块石头坐下来，把双脚伸进水里，让河水流过我。经河水常年冲刷的石头，鹅卵一般圆润，随便一块都拥有古董一般美丽的色泽。它们有带星星的，有带花纹的，最美的是一种红石头，是半透明的橙红色。这不常见，就如宝石一样珍贵，我偶尔摸着一块，就会把手举得高高。我透过阳光去看，看它在阳光下染上一道金边，它晶莹的身体里面，有一串小小的气泡，好看极了。
我兴奋地站起来，举着向三妈炫耀，裤子却重重地向下一坠，褪到脚脖子上，原来已经被河水灌满了。
我三妈把我的大裤衩扒下来，就手搓了两把，顺势在我屁股上打一巴掌，声音响极了。我光着屁股跑回家，见到我奶奶，咧开大嘴就哭。她立刻拉着我，带我去买好吃的，我一边哭一边在心里暗笑。巷口的小卖铺，那时还是一扇一扇的门板门，开门了，门板就一张一张地靠在墙边，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开张”二字即来源于此。每一块门板的上面，都有“门对子”的痕迹，破旧而斑驳。“门对子”是过年的时候贴上去的，这时都褪去了颜色。我奶奶把我举起来，我费力但快速地爬上柜台，仔细端详柜台上放着的一排大玻璃罐子。那里面可是我的珍宝——又圆又绿的西瓜糖，五颜六色的泡泡糖，还有一粒一粒的“糖豆子”，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店老板不慌不忙，一点一点旋开罐子，拿出一颗橘子糖给我。橘子糖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一瓣一瓣地拼成一个橘子，外面涂着一层白沙沙的糖沫。橘子糖纸也是半透明的橙红色，举起来透过阳光去看，如一块色泽晶莹的红宝石。
这个小铺子里，时刻都散发出一股醋和酱混合的味道。有时候，我和奶奶一起去打散酒，即便是空桶，我也小心翼翼地抱着。铺子里装散酒的大酒缸，有半人多高，一半埋在地下，坛口用一个裹着红布的大木塞，塞得严严实实。我紧张地看着老板，塞子拔开来了，立刻有一股酒香冲出。我大大地打了一个响鼻，环顾一下这间小铺，无比快乐。老板把酒漏斗插到我们带来的塑料桶上，拿出酒提子，从酒坛子里快速地往外提酒，一提，两提，三提……很快我就不看了，我的眼睛转移到了柜台上的那一排罐子上，等待奶奶来满足我。
我爷爷一生唯一的乐趣，就是喝上两杯，也没什么下酒菜，有时是一把炒花生，有时就空口喝。他七十多岁了，还在厂里上班，傍晚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身上的中山装，抖干净，挂好。如果是夏天，则是挺阔的“的确良”短袖衫，也是抖干净，挂好。
晚饭前有一段空闲时光，我爷爷一个人坐在天井里，摆开一张小方桌，喝他的“两盅小酒”。这似乎是他一天中最为享受的时刻，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的样子，有些孤独。他面前一个破旧的搪瓷小碟里，有一块卤鸡肝，或是几个带壳的炒花生，也是孤零零的样子。
这两样东西对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在等，等我的堂哥、堂姐，等他们随便哪一个放学回来，带我去“搅糖稀”。穿过曲里拐弯的小巷，进到一户人家，递给女主人两分钱，她就会把豁边破碗上盖着的玻璃掀开，把两根竹签伸进去，搅一搅，把一团酱色的麦芽糖递给我。
这户人家的屋子，永远是暗无天日，木板搭的床，褥子下铺着稻草。床上面常年躺着一个卧病的男人，是女主人的父亲呢，还是她的丈夫呢？我不知道。但这户人家的窘迫，连小小年纪的我，都能感受得到。她家的屋顶破了一个洞，晴天的时候，有阳光洒进来；雨天的时候，我们就绕着走。
现在，现在我终于走出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我举着两根竹签，熟练地一拉、一绕、一搅，把糖稀拧成一股麻花，然后，循环往复。
这就叫“搅糖稀”，是我的怀远老家，带给我童年的最大快乐。
走在夕阳西下的北门口，麦芽糖的颜色渐渐变淡，从酱红到金黄，再从灿烂的金黄，变成瓷一般的乳白色。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跟在我的身后，一起从生满青苔的土墙边走过。脚下是坑坑洼洼的青砖路面，青砖上斑斑驳驳。
我大了，上了小学以后，就只有在寒暑假，才能回去看我爷爷奶奶，那时的“北门口廖家”，已经盖起了大房子。是上下两层小楼，平滑光亮的水泥地面，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知道我回去，爷爷老早就站在家门口迎我，老远就向我招手。没等我走近，他就说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然后牵着我的手，走进一楼的卧室，从五斗橱里拿出来一个饼干桶。我看着他费劲地把生了绿锈的桶盖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叠明信片，说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
是我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我每年都寄，每年都写着一样的话，我自己已经忘了，爷爷奶奶还当宝贝一样收着。我仔细翻看着它们，像是看到了我的童年，在“收信人姓名”一栏，我用很大很笨拙的字体写着：廖锦英收。
“廖锦英”是我奶奶，生在怀远城关有名的“北门口廖家”。
我奶奶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解放前在怀远城关北门口，开了一家很大的竹木店，经营毛竹和木材，外号“廖胖子”。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廖锦英是老大。
倒退几十年去，我爷爷是廖家竹木店里的一个小伙计，聪明伶俐，长得也很齐整。我爸爸说我爷爷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其实这不准确，我妈妈就说过，我爷爷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能唱“全本西厢记”，而且会吹笛子，会拉二胡。
我爷爷会唱戏？这个事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而且这和我爷爷的样子也完全不搭，我印象中的爷爷，就是一个整日忙碌的“小老头”。
“公家小老头”，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因为他每天都要上班，吃的是“公家饭”，我就发明了一个称呼，叫他“公家小老头”。
他非常中意这个称呼，有时他下班回来迟了，我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公家小老头呢？公家小老头怎么还不回来？公家小老头干什么去了！”
如果碰巧这时，公家小老头回来了，就高兴的“嘿嘿嘿”地笑。他一本正经的中山装上，布满了尘土，短短的一茬头发，全白了。
这样的一位老人，会唱西厢记吗？我很怀疑妈妈的这一说。
长大以后，我在一篇什么文章里看到，旧社会的学徒没有什么娱乐，手敞的会去喝酒赌钱，更多的是和几个同好，组成一个小小的娱乐班子，吹拉弹唱，做时光消磨。所以旧时的学徒伙计，大都会一两样乐器，聪慧如爷爷，会唱整本西厢记，也就不奇怪了。
《西厢记》里有一句唱词：“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句漂泊的唱词，想必爷爷也唱过。
爷爷不是怀远人，廖家竹木店里的伙计，几乎全都来自徽州。
明代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名句，表达他在从商和入仕之间的挣扎。为何“无梦到徽州”呢？是因为徽州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徽谚，是徽州现实的写照：“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男儿十三四岁，就要出门学生意去了。徽州虽有山水之色，但无田土之利，怎么养活自己呢？唯有“仕与商”。所以皖南多士子，也多商人，一般人家的子弟，学生意的多。
爷爷就是很小的时候，出来学生意的，皖南盛产竹木，有个专门的营生是放排。把一个一个竹排，像赶鸭子一样，从新安江“赶”出来，或是赶进长江，或是赶进淮河，然后，散向两岸广阔的乡野。
进淮河的竹排，要先过八百里巢湖。
我爷爷应该就是乘着竹排，从徽州的大山里，漂流到了廖家的竹木店。廖家的竹木店里有很多小伙计，都是十三四岁的年纪。但廖家没有儿子，这让廖胖子很不开心。廖胖子端着一把紫砂壶，站在门边看，看哪个小伙计能做他的上门女婿。最终他看中了我爷爷，一个许姓小伙计，或是因他老实，或是因他勤勉，但总之，不大会因为他能唱全本西厢记。
廖胖子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看人的眼光很准。
他的大女儿廖锦英，是一个话不多的瘦削女子，一点儿也不像她的父亲。她一生都沉默寡言，走进走出，几乎没有声息。她为自己的丈夫生育了七个子女，我爸爸在家中行四，上头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大姑生下来后，取名廖银河，是随了外祖父的姓。
大了以后，我曾不止一次揣测，我大伯和我爸爸他们，应该也曾经姓过廖，毕竟廖胖子看重的，是男丁。但随着廖胖子的过世，他们又都把姓氏改回了许姓。
我爷爷一定很在意他“上门女婿”的身份，他一定很想让人们知道，他们这户人家姓许。但“北门口廖家”仍然是人们对这户人家的称谓，几十年间，流传至今。
廖胖子的小女儿，嫁给了怀远城关一户张姓人家，不久就病逝了，留下一个儿子，三四岁的样子。她的张姓丈夫后来独自去了哈尔滨，续了弦，又生了一男一女。但他们一家四口，在1985年8月18日的太阳岛沉船事件中，全部遇难了，张氏唯一留下的孩子，就是我三叔，我们称作“三大”的人。
我三叔虽然姓张，但入了我们许家兄弟的大排行，排在我父亲之后，是男丁中的“老三”。而我父亲行二，在北门口人称“二犟”，从这个外号你就能知道，他为人有多么不随和。我三叔后来，也是在我们家娶妻生子，一生都称呼我奶奶为“娘”。
怀远在两水之间，一水为涡，一水为淮。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自大禹治水时便赫赫有名。它从码头经过时，声势比涡河要大得多，它波澜壮阔，一丝丝风就会激起层层波浪。
梅雨季过后，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了。
怀远虽是一座小县城，但在以河流为大通道的年代，非常热闹和繁华。除了水利之便，它还特产一种石榴，荆涂二山簿瘠的夹沙土，非常适宜于这种来自西域的植物生长。到了每年的五六月份，空气中富含的水气，被渐渐升腾起来的热浪蒸干，石榴叶就浓绿得仿佛要滴落下来，淮水榴花，红艳似火。
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以“坝上”和“坝下”区分县城的地理位置，坝子上宽阔，小孩子们喜欢在大坝子上疯跑。迎面吹过来的风，带来一阵阵石榴花的香味，我堂哥找了一个小池塘，带着我们一帮弟弟妹妹下塘摸螺蛳。当然，我们是不会让大人知道的，大人知道了，会惩罚那个领头的孩子。但河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水的，譬如我父亲，还有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游泳的好手。不过他们不叫“游泳”，他们叫“洗澡”。他们说走！到河里洗澡去！于是一哄而上，涌向涡河或是淮河。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在涡河或是淮河里，轻松地游几个来回，我最小的姑姑，在十二三岁时，就能孤身横渡淮河。
为了“一瓶罐头”，我妈妈嘲讽说：“你爸爸为了一瓶水果罐头，在淮河上游了三个来回。”
不知道是哪一年，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横渡淮河一次，可以领取一瓶水果罐头。我爸爸为了多得一瓶，就擅自多游了几个来回，得没得到额外的罐头，具体我妈妈没有说。
我妈妈总是喜欢在这些事情上，取笑我爸爸。虽然在那个年代，她县委书记的父亲早已被打倒，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外婆仍然十分看不上我爸爸，看不上我们家。她闹，拼命闹，要把他们闹散，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谈了11年恋爱，最后才结婚了。
解放后公私合营，廖家的竹木店就归了“公家”，一起归了“公家”的，还有我爷爷。我最小的叔叔小名“合营”，就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拿着一月三十六元的工资，养活一家十口。得国营竹木公司的便利，我奶奶在码头上给来往的船只卸货，一天能挣一块钱，当日结算。第二天一大早，她攥着这一块钱，到涡河大坝子上去买“私粮”，9分钱一斤的大米，够买11斤。那是一段手停口停的日子，哪一天没有活干，那一天就没有米吃。
我无数次地想象我奶奶在码头上卸货的样子，想象她瘦小的身体，如何扛起一大捆毛竹，从长长的跳板上走过。我小的时候，她常牵着我的手各处去走，或是把我抱到柜台上，看五颜六色的糖果。在我的记忆中，她瘦而且高，走路很快，做事麻利。
很久以后，我看到她一张照片，才惊觉她十分矮小。
那是我刚出生的时候，她来到我们家，照顾我母亲坐月子，和我爸爸的合影。照片里他们母子站在一起，她只到我爸爸的胸口高。
是一张黑白照片，三月的淮北，还有料峭的春寒，她在照片里戴着一顶毛线帽子。她的毛线帽子是棕色的，这我知道。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戴着这顶帽子，她一定也有不同的帽子，或是戴其他帽子的时候，但当我想起她时，她一定是戴着这顶棕色帽子的样子。帽子上有一朵俏皮的小花，镶一圈白色的毛线花边，缝在帽子的一侧。我觉得这一点俏皮和我奶奶很不搭调，但如同我爷爷的全本西厢记一样，在艰窘的生活下面，他们的心里还是有一点亮色。
除了我奶奶帽子上的小花，让我惊讶的还有我爷爷破旧的中山装里面，一个崭新的假领子。我小时候看到它，觉得很好奇，没有前襟，没有后背，两条布带穿过腋下，将领子固定在脖子上。公家小老头下班回来，破旧的中山装上，竖着熨得挺刮的假领子，看上去和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很不一样。
到我大了一点，家里不再靠我爷爷的工资过活了，我的叔叔姑姑们，也都陆续工作并且成家。但我奶奶还是自己霉酱豆子，把干瘪无肉的螃蟹斩成四大块，炖萝卜。码头上这种螃蟹没人要，几毛钱就买一大篓。但是这样烧出来的螃蟹真的很好吃，我妈妈的形容是：鲜得掉眉毛！
当我爷爷端起杯子，喝他的“两盅小酒”时，我奶奶就在旁边淘米做饭，斩螃蟹炖萝卜条。
她喊我爷爷“小老头”。她是个话不多的人，我爷爷则是不多话。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是沉默。少年夫妻，相守到老，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但他们很恩爱，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
我没有听过我奶奶喊我爷爷的名字。我有时候会想，年轻时的廖锦英，是个什么样子呢？少女时代的她，是不是也在河岸边，唱过《摘石榴》？
姐在园子里摘（呀么摘）石榴
哪一个砍头鬼砸我一砖头
刚刚巧巧砸在小奴家的头哟
要吃石榴你拿两个去
要想谈心你跟我上高楼
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呀儿哟 呀儿哟
依得依得呀儿哟
你何必隔墙砸我一砖头哟
石榴花开得正好，月上了柳梢，河面渐渐被水气所笼罩。《摘石榴》是广泛流传于淮河中游的民歌，热烈，大胆，有着欢快的曲调。而“夜听琴勾起了女儿心事，晓窗寒神倦思”也是一首情歌——这是《西厢记》里的唱词。
我爷爷先我奶奶八个月过世，发丧的时候，我奶奶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糊涂了。她操起一根竹竿，一竿子打过去，把跪着守灵的我爸爸和我的叔叔姑姑们，打得捂着头就跑。她也不认识我了，虽然我是她最疼爱的孙辈，她抓住我的手问，毛姗呢，毛姗呢？脸上是焦急的神色。
有时候她还会突然发问：“小老头呢？小老头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
在他周岁的时候，我带他回了一趟我的老家。难得人齐，堂哥堂姐做东，请所有的弟弟妹妹吃饭，坐了满满一大桌子。各自的怀里，都抱着第四代，很快，孩子们也能凑成一桌。我堂姐——我三叔的女儿，抱着她的儿子坐在我旁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三叔。
我也有好久好久，没见过我三妈了。
我三叔去世好多年了，是兄弟姐妹里唯一走了的。我大伯八十多了，我小姑姑也六十多了，他们都很健康，生活得很好。
我爸爸这些年也越来越爱回老家了，喜欢和老兄弟几个聚一聚，喝两杯小酒。酒桌上他问我大伯：“大哥！人家说我爸是外乡人，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大伯说：“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沉默，沉默地坐着，沉默地喝酒。老兄弟几个也越来越相像了，身上都有了他们父亲的影子。他们端起酒杯的样子，让我想起幼年时的无数个黄昏，我爷爷坐在堂屋的一张小方桌前，喝他的二两小酒。他面前的小碟子里，有一个卤鸡肝，或是一把带壳的炒花生，他喝得很慢很慢，二两酒要喝一个多钟头。
他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吗？想起他如何跟着竹排，来到怀远城关的北门口？
我爷爷这一生，都没有提过他的故乡。
是不愿意提呢，还是已经忘记了？他的后代，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们年轻时，也似乎从没有问起过。我爷爷邻居家的儿子，在上海工作，爱好文学。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在微信上和我说：你们家是徽州人，廖家的竹木店里，都是徽州学徒。
我爷爷名春涛，字少波，“三十以后以字行”，许少波是他户口本上的名字。他来自于古徽州一个许姓聚族而居的小山村，具体是哪一个村子，就不知道了。
他出生的地方，应该有一条河。他长到十三四岁，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他就乘竹排顺流而下，到山外去寻找出路。最后，载着他的竹排，停在了涡淮交汇处的怀远县，他上了岸，来到了北门口。
（选自《安徽作家》，2022年第三期）
许含章，1984年生，作品散见《大家》《飞天》《西部》《湖南文学》《红豆》《广西文学》等刊物，并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多家刊物选载。全程参与长篇报告文学《一条大河波浪宽》创作，该作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19年国家出出版基金，并获安徽省第15届“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安徽省“十三五”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