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论赵焰的小说《彼岸》

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论赵焰的小说《彼岸》

黄立华

内容摘要：《彼岸》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讲述特定年代里人的成长，在追求特定地域生活环境的原初滋味的同时，抒情性地表达着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经历、体验和回望让已经过去的历史成为沟通未来的媒介，小说在依托地域文化背景创作方面也给同类创作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彼岸》、理解生活的世界、徽州地域文化

 

赵焰的长篇小说《彼岸》由《红豆》杂志19年第4期首发后，又收进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的《赵焰文集·三卷》于同年五月推出，这是作者在2016年发表《异瞳》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也是2012年发表的以黄山——徽州为题材的《无常》的续篇。小说以它独特的构思、灵秀的意象和清新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作家赵焰的创作才情，读罢之后，既有浓酒之绵密韵味，也不乏山泉之干爽清冽。作者以此观彼、以现时呼应过去、以生死透视人生，在充满诗性的整体氛围中让人领略生活的奇诡和人世的神秘，作者借助黄山-徽州这独特的地域，更赋予这一切以一种特别的内蕴，从而也为面对徽州的文学想象和书写展示和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启示。

一

小说开头，作者引用了卡尔维诺的话作为题记：“一直生活过的世界，也是我们谁都从未理解过的世界”。所有的文学创作，说到底，都是为了要表达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但是尽管我们始终做着不停的努力，我们其实仍然有可能处在“从未真正理解”的境地，但这种努力却一刻也不会停止，更不会放弃，恰如希绪弗斯神话里所揭示的一样。这其中，既有对当下世界的理解、也有对过去世界的理解、还有对未来世界的理解；既有对他人世界的理解、也有对自身世界的理解、还有对自己与他人构成的关系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由于受到各自立场、角度、格局以及其它众多因素的影响，都只能具有局部性、相对性和过程性，至于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或者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如“彼岸”一样，似乎存在于我们对面，又似乎是那么飘渺而无定，正是这飘渺与无定却让处在此岸的我们用各自的一生去追踪与寻觅。

小说以“我”的第一人称和“他”的第三人称交替进行，但这个“我”和“他”又具有重合性，当叙述者以“我”的身份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这个“我”同时与作者自己也有重合性，明显地表明讲述故事的年代作者对于“彼岸”的认识与理解；当叙述者隐去自身、而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和他们的故事是按照发生故事的年代的本身逻辑来推进的。这种双重设置给文本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效果，即发生故事的年代和讲述故事的年代当事人对于自己“生活过的世界”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这同样会指向另一个可能，即在更以后的“讲述故事的年代”也会把今天的“讲述”视为一种“发生”，连同更早的“发生”一起当做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曾经的理解。正如王春林在评价该小说时所指出的：作者“如同高水平的自由体操运动员一样，以一种闪转腾挪的方式自如地出入于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此岸与彼岸、形而下的生活实体与形而上的哲学玄思之间，正与如此一种叙事自由度的获得，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小说当中的故事一共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层面，一个是“他”的成长故事，一个是“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的故事，一个是更久远的黄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他”的故事虽然也是“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事，但当时的“他”对那些故事的理解显然并不相同于后来“我”的理解；同样，“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的故事在“他”和“他”周围的同伴包括小玉、小芙以及母亲和李玉茹等人眼里也与“我”后来的理解并不相同；至于黄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即便实际参与的当事人也对诸多过程和细节众口不一，更不用说“我”心里的疑惑了。正是这些差异和不同构成了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事实与讲述之间的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割裂的状况，历史、过去和事实也好，现实、现在和讲述也好，其实在更后来的人的眼里都会成为同一种存在，一道成为达到新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桥梁。赵焰总是善于在他的作品中，将读者带入一种思绪自由和想象开阔的空间，从不仅仅拘泥于故事本身的凿实与精细，反倒更在意于如何去看待故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故事，在故事的内外穿插透视中获得一种“人生哲学的玄思”，这在他的小说《无常》和《异瞳》等里面就已经得到明显的体现，在《彼岸》之中也同样如此。

二

“他”的故事，是一个特殊年代里少年的成长故事，从懵懂到拥有“人”的意识和“自我”的意识，联结着独特的家庭境遇和时代背景，父亲是受到歧视的右派，母亲对父亲抱着怨恨，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忌和冷酷，学校里的教育处在一种特殊的氛围里。对“他”长大具有特别影响的是“一生”和“一死”这两个事件，“一生”是他偶然窥见了一个产妇的分娩，“丑陋惨烈”的景象让“他”对生命的开始产生惊骇，进而对整个“人”的生命记忆蒙上了一层阴翳，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充满艰难，这对“他”后来性格的内向和敏感不无关系；“一死”是父亲既被打成右派、又瘫痪在床，加之母亲的背叛，终于让他生无可恋选择自尽，这又使“他”的少年记忆再次充满阴影，加剧了“他”的那种羸弱和自卑。“他”对小玉产生的近乎崇拜和迷恋的感情实则与这种自我的缺失有关。小玉的革命后代的政治出生、令人羡慕的身手和玉树临风的姿态都是“他”这个孤独、伶俜和近乎女孩心理的男孩子所渴望具有的。“他”几乎疯狂地通过各种方法来接近小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偷窃县图书馆的旧书来提供给小玉，然后跟小玉一起读、一起谈论，求知的欲望在那个年代里就是这样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获得满足，而“他”得到的则主要是能常常与小玉在一起。人对人的亲近的欲望也许是人的本性，从小到大、从未成年到成年、再从成年到老年，这种欲望一直存在，只是不同的人会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比别人更早地把这种欲望由家人转移到了外人，从此角度考查一个人的情绪轨迹，实是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和生活环境的最好素材。同样小芙对小玉的青睐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比“他”多一层的是还有男女之间的吸引。小芙因为母亲和家庭的原因，特别需要小玉这样一个保护者，事实上小玉进入小芙的生活正是起于一次这样的保护。无论是“他”跟小玉，还是小芙跟小玉，相互的关系之间既有某种人的心理和性格的必然性，也有着某种盲目性，“他”的偷书行为终于事发，间接导致了李玉茹的悲剧；小芙对小玉的依赖，终于导致向他提出既越规又无奈的要求以致酿成了小玉的身亡。小玉本身也是一样，虽然他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宠儿，但其实不过也是处在一个另一种层次上的盲目，他比“他”和小芙以及其他那些年轻人显示出来的优越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优越反倒会陷他于更大也更自信的盲目。尽管许多事情表面上看来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其内在又有自生的逻辑必然。这些必然对于陷入其中的当事人来说，似乎一方面因果分明，而一另方面又似乎属于无法预料的“彼岸”。可以说，小说中的“他”是幸运的，虽然也有种种的不顺和挫折，但始终在艰难之中成长。这其中，汪家传的教诲和启示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从跟他学棋到棋外的天地，“他”都获益不少，这些获益帮助“他”后来得以平静而超脱地看待过去、面向未来。而汪家传之所以有着与当时其他人不同寻常的禀赋与见识，又跟他之前独特的经历有关，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说。

小说展开的第二个层面的故事，即“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的故事，这是铸成了一代人甚至会影响到更多的人的故事。作为60后的作家，赵焰对那个自己成长的年代，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并使之具备让更多的读者为之共鸣和会心的效果对于写作者来说则是不小的挑战，我们看到作者在那个年代过去之后到他写作之间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都在咀嚼和回味这段历史、一直在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方式作出属于他的讲述。他一方面要追求那种类似品尝“小玛得兰蛋糕”一样的原滋原味，另一方面又必须是站在今天“我”的角度去回看当年特定年代里“他”和“他们”的故事。作者在情节的选取上既有写意的灵动，也不忽略细节的充实。我们可以通过“大人们的世界”和“孩子们的世界”这两个层面来解读和品味。“大人们的世界”里充满了不和谐的相互猜忌和冲突，“他”的父母之间的对立和冷战、李玉茹的遭遇、俞美芹的揭发在当时都是那么司空见惯；“孩子们的世界”则是茫然和躁动，小镇上的孩子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里一方面是内在世界的空洞和无知，另一方面又整天被特殊加工的语言装饰着外在的生活。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常常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于一般的孩子群体，小玉、“他”、小芙还有大头算是比较特别的了。这是因为小玉这个领袖人物的存在，提升了他们这个小群体的整体素质。他们不仅在小玉的带领下喜欢读书、回忆当年皖南游击队的烽火岁月，而且还结识了曾经参加过游击队的战士、队医汪家传，正是跟汪家传的一次次接触，启发了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许多思考，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真正的真善美的可能。但这个小群体里的小玉、小芙和大头都不幸早逝，只留下了“他”，但他们身上的许多东西都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过去的“他”——也就是现在的“我”，其实正是当年他们整个群体的一个集合。这里面既有当年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和基因，也有属于“他”和“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对这些烙印和基因的整合与消化，已经逝去的与个体有关联的生命都会以某种方式在这个个体幸存的生命中延续，这种“此”与“彼”的关联与融合正是每一个个体独特而别样的人生。作者在小说“后记”和同时刊发的和胡竹峰的“对谈”中说道：“《彼岸》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故事，也是专属于我的故事。……自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忘不了这个故事。我想写与故事背后以及与故事关联的种种意蕴。庆幸撞见了这个故事，它使得这一生中，因为有如此的彼岸观照而充实安祥。它不断地提醒了我，给我警醒和启迪，给我能量，让我热爱和铭怀。”赵焰的小说从来不着意于具体的故事本身，而是力图寻找故事背后的“彼岸之光”，换言之就是一种穿透人生的形上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般若性”，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强调哲思的通透和空灵的比喻。这种哲思性的领悟包括少年成长过程中对人生、情谊、友爱、未来等等的感受和理解，也包括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的映照。小玉、小芙和大头的生命都很短暂、而且充满了悲剧性，折射出的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悖谬与扭曲,但同时也留下了体现不同个体人生命运的痕迹。

小说的第三个层面的故事是更久远的黄山游击队的战斗和生活，其中的那些个当年共同战斗的人们最终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结局，他们对自己曾经参与的斗争生活也有着既相同又不同的认识和感慨，这正是能让读者感到兴味的地方，作者也似乎更有寻找这种不同之处的兴致，让历史的故事呈现出更丰富更有人性的一面，这一改以往对革命历史单一和僵硬的叙述，尤其是作者有意留下的诸多空白，让小说与纯粹的历史显示出区别，从而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也让某些完全的历史真相处于一种后人难以真正洞悉的“彼岸”。

当然，黄源、周老五、王麻子、洪春花等人当年在皖南从事革命斗争的基本事实后人无可置疑，但诸多涉及到他们个人的爱恨情仇却人各一词，那些属于革命斗争故事中的共性的方面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都写的很多，而赵焰更关注后者，这些反映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理的细节为他提供了从另一角度观察历史和思考人性的空间。在黄源、汪丽文和洪春花之间，黄源、王麻子和洪春花之间，甚至王麻子、周老五和洪春花之间在表面的文字之外其实都有着微妙的故事，洪春花，这个在小县城里解放后人们只知“老革命”身份的人，在革命年代却同样有过源于人之常情的浪漫故事；还有扑朔迷离的陶大文、革命胜利后与众不同的汪家传，在正式的历史文字里他们的介绍未免简明和单一，但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历史个体，同样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传奇，而且这些内涵同样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在后来的历史遗传，甚至一直存活在特定的人们身上。小玉的血液里不用说有着洪春花的基因，陶大文的阴影后来造成了李玉茹的悲剧，而汪家传的处世态度对小玉一干人尤其是年少的“他”带来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我”现在面对过去的历史和曾经经历的生活，能够试图以一种“隔岸”的超脱和冷静的态度来进行审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当年的“他”从汪家传身上得到的启示。这样来看，小说上述三个层面的故事，其实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其中自有一种文化血脉将它们串在一起,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彼岸与此岸同时也是如此地贯穿与纠结。赵焰笔下的人物总是给人一种厚重的凝聚感、一种虚实结合既朴实又飘逸的诗性情怀，实是得益于他对人生和世事的诗意洞察与悲悯；相比之下，故事的完整和圆润，在他的作品里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和突出，总体来说，他的小说骨子里属于一种抒情性的创作。

三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赵焰为他的小说故事的发生所选择的环境，这同时也是培育了他对人生的情愫和兴致的地方，那就是黄山以及黄山周边的江南小镇，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为什么一直钟情黄山？那是我一直视黄山为神。…我一直以为，我身心、灵魂背后的点亮和通透，跟早期去黄山的经历有关。黄山的霞光，贯通了我身体中的黑暗隧道，打开了我对美好事物孜孜追求的愿望，江南的小镇，与土地自然，与人情世故，都异常的接近。人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最具有人的灵性。如此禀性，最适合文学，每一个小镇的孩子，都有很好的文学感觉。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赵焰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者从小生活在江南徽州的小镇，这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他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浸润，加之黄山等自然风光的熏陶，培育了他对美和神奇的特别的感悟和体验，这种感悟和体验已不是仅仅停留于外表的赞赏和膜拜，而是化作了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契合，他笔下的徽州故事和徽州众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他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他看待这些故事的演变和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梳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样一种对徽州的想象和书写，显然已不是仅仅对这里的山水文化表面上的浮光掠影，而是达到了一种由外入内的贴近和拥抱，作者在观察和思索徽州的同时，更用心于向自己的内心挖掘，着力去寻找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在个体心灵里留下的烙印和遗存。我注意到，作者在小说中特地为小玉整理的历史故事标上“清明”的标题，这一方面当然含有对过去和先人的敬意和缅怀，同时更是对一方水土及其呈现的人文内涵的捕捉。作者曾在《思想徽州》谈论胡适的一章中，专门分析胡适何以从一个僻陋的山村走向世界文化的舞台，他写道：“也许胡适性格中最本源的成分来自于徽州吧。是山清水秀的徽州，带给他清明的本质，也带给他健康而明朗的内心。这样清明的内心决定了胡适有着非常好的智的直觉，也使得他能够有一种简单而干净的方式去观察最复杂的事物，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有着最直接的路径。由此可见，赵焰对“清明”一词所体现的意义特别在意，并把它与徽州、徽州人乃至自己都做了特别的关联，从而让人对徽州的理解也达到了一种山水、历史与人相融合的层次。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关于徽州的想象与叙说，一种对徽州有着“玛得兰”蛋糕原初滋味的记忆和遐想的书写。遗憾的是，现实中太多关于徽州的文学写作，都缺乏这种原初的滋味，而只是一些变味的文字，即便是本土的作者，往往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关键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平易以他的《巨砚》曾为读者提供过这种滋味，他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我们展示了徽州的生活气息和精神脉动，赵焰的《彼岸》可以说是让我们得以重温。真正的地域文学创作绝不是仅仅在作品中出现一点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或者写几个属于这里的人物，而必须是能够找到这些人物与这片土地之间那种内在的本质联系。《彼岸》中的洪春花、周老五、汪家传、小玉乃至陶大文都能让人感觉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徽州人”的味道，他们的人生命运虽然总体取决于他们身处的时代环境，但也跟他们身上各自的徽州人的性格禀赋不无关系。这就是赵焰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对于我们自身的理解，他的努力，是具有生活的厚度和艺术的深度的。

 

作者简介

黄立华，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文学院教授。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机关干部、报社记者。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黄山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