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虚妄的自我确认与救赎——评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

近期，《收获》2022年第5期重磅推出我省作家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引起评论界的好评，著名评论家北乔在《文艺报》2022年11月25日3版对小说作精彩评论。

虚妄的自我确认与救赎

——评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

北乔

 

现实是小说的出发地，也是终极归宿。小说直面现实，快捷地让现时生活转化为文学叙事，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沉淀当下的生活，拂去浮尘，探索某些本质性的内在，继而让书写既与正在进行的生活互动，又能书写上具有文学性的价值，对作家对文学都是一个考验和呼唤。

赵宏兴短篇小说《来自古代的爱情》（刊《收获》2022年5期），虽题目中有“古代”，但是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小说，并极具写实性的品相。非虚构性写作产生的亲密无间的现实感，让我们得以在文学的路径中进入实时的生活情境。主人公的经历，我们或许没有，但与他相似的困厄和苏醒，以及由此展开的纠结或挣扎，我们似乎都有过体验。小说本身具有完整的闭合性，但带来的阅读感受富有开阔性。

《来自古代的爱情》的情节并不复杂，林成木因处于居家隔离状态，失去了往常与外界密切互动的便利，继而才开始心力内收，关注家庭生活，发现了妻子的优点。内省的结果是心生愧疚，意欲与情人李格格断决关系。然而一有机会，他又与李格格恢复联系，并外出见面。在得知可能被同事行静传染了新冠嫌疑时，林成木感觉到事情要败露，准备跳楼自杀，以此了结一切。当行静确认其丈夫只是轻度肺炎时，小说结束，一个片段得以完整地铺陈，又有太多的意犹未尽。赵宏兴以从容的笔法，完成了生活与文学同质的跌宕起伏。

疫情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而“隔离”这一物理状态，既紧缩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又对心灵、情感和精神产生了压迫感。赵宏兴放弃了人性扭曲或异化、细节性神秘化的书写，而是将“困境”从表象中抽出，在另一向度叙述张力和隐喻之下的人性状态。小说中林成木的内省，并非是自我的觉醒，是在外力作用下的无奈之举。无法与李格格见面，甚至隔空联系，那个世界之于他是空白的，无效的。而居于家中，妻子的贤惠、儿子的可爱，让他有了温馨和踏实之感。曾经的虚空，此刻充实了。变的是他的心态，这暴露他人性中的自私。在虚实之间，林成木放弃了虚无，回到了现实。这根本不是觉醒，而是功利式的抉择。因而一旦这样的“困境”出现裂缝，他便会迟疑，甚至会恢复所谓的常态。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来自于“困境”的变化，基本上属于线性结构，这其实是意喻环境之于人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改变抑或叛逆，只不过是瞬间抹去了些许的尘埃，并未触及麻木的灵魂和浑浊的情感。我们看到了林成木与现实的博弈，但“困”与“突”的行为背后，有着令人惊讶但又极其平常的意味。当“困”成为主要力量时，处于下风的林成木开始收缩防守，并有所反省。反省的力度，与他本人无关，只取决于“困”的力度。当林成木为了减少对李格格的想念，带着妻儿外出游玩，他感受到家庭的暖意以及由坦荡所带来的幸福感。那一刻，他似乎要下定决心不再与李格格来往，站在山顶，面对原野，他高喊“我会成功的！”这不是向内的决绝，而是向外呼喊，显然这样的向“他者”的表白是苍白的，虚弱的。离开大地，立于山顶，尽管与家在一起，也喻示他不在人间，只在空无之中。一旦“困”势减弱，林成木会竭力寻求突围，回到以往的日常，从单纯的节奏坠入混乱的沼泽。

疫情妨碍了生活的日常，造成了诸多的“困”。然而在林成木的生活中，正常化的生活是“非正常化”的，“困”之中的内心和情感才是正常的，是符合道德和家庭伦理的，也是隐伏于他内心的“自我”。如果没有疫情之困，他在家庭与情人之间的生活摆渡依然会继续，且是他认为的正常的。疫情打乱了他自认为正常的生活态势，撬开了生活之祸。事实上，行静的丈夫也是因为疫情“困”住了婚外情。在非正常状态之下回到正常，而在正常状态之下有着太多或隐或显的非正常。这不是反讽，而是基于生活的清晰且不失真的镜像。因为敏锐捕捉到生活之中的非正常的正常，文学力量得以增值。外力挤压之下，看似无常，其实助力于清醒，这种与一般后疫情书写大相径庭的行为，令人耳目一新，更拓展了阅读的有效空间。

之于林成木的反常规行为，赵宏兴的书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规。也因为如此的对“困境”另一向度的审视，给小说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这是后疫情时代文学叙写值得观察的收获。他以极小的开口，切出生活的剖面，一切都是具实的生活细节，画幅小，但质感强烈。如此，他放弃了以古怪的想象力试图接气的方法，而是捡拾生活的本真，进行生活日常化的文学建构。那些意外所造成的反感，是坚实的叙事力，有力提升了阅读的驱动力，但种种意外又是生活中的日常所遇。这是故事走向、作家叙述和生活情节三者之间的逻辑交融，从而有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生活气质和文学内蕴。

赵宏兴以与生活一样朴素的姿态进行的叙述，着重描写外在的撕裂，最终给林成木卸去重负，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再想一想小说的题目，明明写的是当下，却标为“古代”。赵宏兴的解释是，“百年之后，我们就是古代的人了，那时，是否有人会从中看到我们在一场疫情中的人生。”显然，作为小说家他，说出的话总是有所保留的。将“当下”标为“古代”，他真正的意图当是林成木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无论何时，这般困之挣扎的图景都在。遭遇困境，我们有很多的处理之道，然而终究无法借助外力来实现救赎。就像本要自杀的林成木会重新回到生活中，无论疫情在或不在，他如此的虚妄之路还将继续。“林”成“木”，看似是因为疫情所带来的阻隔，他孤独了。还可以有另一种指向，这就是当一个人从群体中抽身而出，他需要面对生命中的所有。而当汇入人流中时，便认为受到了某种庇护，进而将自己的身影隐藏，更消解了内省和救赎的良知。

如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与有疫情有关的小说，但又是一篇与疫情无关，精确指涉了现实中某种病相，挑战了潜于生活之里的某种见怪不怪的恒常。

小说的开始，林成木是紧张的，而我们怀有期待，期待在特殊境遇中，林成木能够清洁灵魂，找回自我，踏上救赎之路。小说的结尾，林成木获得了解脱，而我们的沉重才真正开始。当得知过往是虚惊一场，林成木暂时脱离了因疫情而来的风险。“林成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澎湃的生活气息重新扑面而来。”林成木又重新抛弃了自我，融入丛林之中，所谓的救赎就止中断。这“澎湃的生活气息”里原来尽是无所顾忌的欲望和无从修复的秩序。

作者简介

北乔，江苏东台人，评论家、作家、诗人。出版文学评论专著《约会小说》《诗山》、长篇小说《新兵》《当兵》、小说集《走火》《天要下雨》、散文集《远道而来》《三生有幸》、诗集《大故乡》《临潭的潭》等二十多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黄河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海燕诗歌奖、刘章诗歌奖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