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发布|作家万以学散文集《城市的笑容》出版发行

近期，我省作家万以学散文集《城市的笑容》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爬山记（节选）

一

2022年元旦，在合肥与陈剑先生夫妇餐聚。他俩都是从铜陵走出去的佼佼者，且一直对铜陵抱有极深的感情。席间，聊起我们的父辈。陈剑父母是干部，我父母是地道工人。在那个开发矿业的时代，他们都是铜矿的开拓者，铜陵市的开埠者。我们一致认定，我们父一辈的共同特点是生活特别艰辛，但对工作都投入了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热情与干劲。那是一种真正全身心的投入，以至他们对我们这下一辈，都没花过什么特别的精力管教。

这唤起了我的记忆。告别他们我回到铜陵，便约了老友稻田和橡树，去爬笔架山。我习惯叫爬山，不叫登山。象笔架山这样的山头并不十分高峻，也没什么名气，说登字总觉太庄重，再说我小时候这山上没有道路，手脚并用的时候常有，此外，爬既有上的意思，也有下的意思，还有在山上横着走的意思。用爬字虽然俗，但贴切。说文乎一点，它比较适合矿山子弟尚未觉醒的身份意识。

我们从立有“工人公园”字样牌楼的地方，开始爬山。冬天的山，有些萧瑟。山上很少游人，只有三二个锻炼的人。上山的台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的，一色青石条，垒得平平整整，有的上面已或多或少积累些青苔，看上去已经有苍桑感了。路径也没有营造迂回曲折，而是依照山势，笔直地伸向山顶。漫山植被很茂密。林叶落尽，除了松树和部分竹丝保持着绿色，竹丝是一种不能成材的小竹，丛生，生命力挺顽强。但那是似披着一层白霜的苍绿，不是春天的那种青翠。沿笔架山脚一周，绵密地植着黑松。这种黑松，长起来很慢，俗称不老松。这些松树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种植的，转眼过去六七十年了，仍不见高大。在黑松林的边缘，杂树已生长起来，间或还有十分高大的树种，颇有原始次生林的模样了。林下则是缠绕在一起的荆刺藤蔓和竹丝。它们横七竖八，封死了上山的各种小径，使我们只能沿铺设的青石路行走。

记得小时候，这松树林下和未种植松树的笔架山上半部分，都是清朗朗的，是稀稀的杂草和灌木。那时居住在笔架山下的工人子弟，有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就是放学后上山砍柴。当时这笔架山是封山的，正式称呼为“封山育林”，我们认为育林主要是山脚下的人工种植的松树林，至于山上的那些杂树灌木野草，是延伸受到保护，顺便被封的。矿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专门成立了由伤病残工人组织的护林队，还沿山脚，以种植的松树林为界，拉了一道铁丝网，阻止人们上山砍柴。砍柴这个词不是很准确，也可以叫割草，但因为不仅是割野草，也砍混在野草中的杂树和灌木，而且砍字比割字更显得用力气，所以我们通通叫砍柴。只要上了山，我们是什么都砍，甚至连松树的枝桠也敢削，但不敢砍松树主干。砍松树主干，就是砍掉了一棵树，真是破坏植树造林了，那是犯罪行为。所以搞到最后，笔架山的松树林，只有上面树冠一小片是绿的，下面都是光溜溜的树干，显得林间空荡荡的。我们这帮子砍柴的家伙，与矿上的护林队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总体上我们赢得多。据说，矿上的护林队因为保护不力，没少挨矿上的批评训斥。护林队员都是工人，在某程程度上，他们对我们的行为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但这事儿，我长大后才明白。

当时我们还发明了两个专有名词：叼树棍子和挖树桩子。所谓叼树棍子，即拿把镰刀，专门去找灌木杂树，然后把它们挑（叼）出来砍掉，凑齐一小捆后背回家。这些灌木虽不是木材，但烧起来火力大、火力猛，几根就比得上一捆野草。人们都说，树棍子烧出来的饭也香。但我从未注意到。挖树桩子，就是挖树根，当然不是挖树根做根雕盆景，而是山上柴草都被砍完了，只得把埋在土里的野树灌木的根挖出来，它们比野草、甚至比树棍子都耐烧好烧。现在回想，这对生态的破坏是真正彻底的。

我家住的地方在笔架山西北麓的露采新村。七十年代初中期，矿上的生产任务愈来愈重，村里的人口也愈来愈多。矿上在原来的居民村边上，象摊大饼一样，顺次又盖了些新平房。新居民有从工人新村、杨家山村迁来的，还有复转军人、新来的技工，还有“农转非”，即矿上从农村新招来的农民工。每家都得找柴火烧饭，所以我们砍柴的地点也越来越远，笔架山加上周边的罗家村一带，甚至田埂上的野草都被搜罗一空，有时大人们还得跑到812队和大倪村、小倪村那边，才能砍到一点柴火。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后，情况起了变化。国家因为煤炭生产量上去了，开始为中小城市及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供应煤炭。煤球开始进入普通百姓人家。许多人家这时开始放弃烧柴火。只有真正贫困家庭，还在为了节约一点煤钱，坚持去砍柴。到我七八年上大学时，基本上就没有人再去砍柴了。很多人家依旧保留了柴垛，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垃圾。没有人再用柴火烧饭了。真正的改变是八十年代中期，铜陵开始推广烧煤气。山上的柴草没有人去砍，植被便得到快速恢复。铜官山矿发展也进入新阶段，资源枯竭，闭坑关破，护林队变得有名无实，没有人管山林了。还引发了几场山火，烧死了人。听说，后来干脆放开了，铜陵县洲圩地区和江北地区的人们可以自由上山砍柴，再后来，因为防火需要，想花钱雇人上山砍柴，也雇不到人了。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摆在第一位。在传统社会，自然界提供的柴草类燃料，无法供养日益增多的人类，更是无法保护生态环境。我读过西方传教士写的一本书，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华北的初冬，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看不到任何垃圾，每一片树叶、每一根草、每一砣人畜粪便都被人拣拾回家，少数用作肥料，大多用来烧饭了。反映的就是农耕时代，人们燃料紧缺的生活。从理论推断，只有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才能满足时代需求。这也是农业国家必须转变成为工业国家的内在要求。

笔架山的草木春秋，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证明。

二

前些年因工作关系，我的膝盖因爬山受过伤，自此心里便留下阴影，对爬山有畏惧感。但这一次，不知不觉中，我们就爬到了山腰，继而又爬到了山顶。我直怀疑这笔架山是不是变矮了。我仔细观察，发现这笔架山除了我们走的这条路线，它的山脊线确实塌陷了。那是因为开发矿山、人们在山肚子里的挖矿，而造成的地表崩塌。如笔架山主峰北侧的山峰，原来只比主峰稍矮一点，现在看去已矮去了一大截。它崩塌的痕迹还在，只是被茂密的植物遮蔽了，不仔细分辨，不大容易看出来。

笔架山的山顶标志，是个碉堡。这碉堡不知什么时候修的，反正我记事时它就在这里。碉堡的基础部分用大片石砌就，水泥沟缝，上半部是青砖和红砖，再加一个水泥平顶。砖墙部分，朝四面开了四个瞭望孔或射击孔，因为很大，甚至可以称为瞭望窗了。原来在大片石和砖墙部分，镶嵌着钢筯做成的爬梯，可以上堡顶的平台。现在这钢筋爬梯已被拆除了。片石和青砖红砖上，满是来此一游的人涂的鸦。但碉堡内外很干净，看来不仅有人打扫，爬上山的人也很注意卫生。

这是个瞭望的好地方。铜官山因有笔架山的间隔，也不具备这里的观览条件。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整个铜陵市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西南方向的铜官山、宝山，尽管在它们身上还能看到露天开采的痕迹，但并不损害它们的高大巍峨。北边有一道亮闪闪的细线，那是长江。东边和南边，是整个铜陵市区，一片片的高楼接到天边去了。虽有低矮的螺丝山等，但不影响视线。

我们俯视笔架山下，城市的发展脉络似乎都隐约可见。

围绕着笔架山，从东面始，依次是解放东村、解放西村、和平新村、友好新村、工人新村、长江新村、露采新村、平顶山村等......然后越过铜官山、金口岭矿的废石堆场和著名的铜官山矿露天采坑大洼凼，和解放东村相接，形成一个居民村环带。废石堆场经过整理，现也被开发出来，形成了大片的住宅楼。在铜官山和笔架山之间的废石堆场边，曾经建有赫赫有名的铜陵啤酒厂，如今也变成了居民住宅楼。历朝历代诗人骚客们所谓的沧海桑田、山河变易，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是短暂人生肉眼可见的速度。

从开发矿山滥觞，这些陆续兴建的系列居民新村，系统而鲜活地展现了铜陵独特的历史发展风貌。它是城市的初始生长点，城市从此开始其自我生长的生命旅程。后来它又成为城市的主体部分，清晰标示了它后续的发展轨迹。如果把这些新村放在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看，它是一种与政治、与社会、与产业发展紧密的关联事件。它既具鲜明时代特点，从解放、和平、友好等等名称上，基本上也能猜出它们建设的年代。把城市、特别是新建城市为产业工人兴建的新居民点命名为村，而不是什么街、巷、弄、里。据说新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产生在上海，是依托一家新建工厂设立的。也有传统的影踪，村本来是用来命名农民生活聚落的，现在却用在了城市，只是这些村前冠了一个字“新”，以示与农村的村落“村”区别。不知是不是与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人来自于农村有关，还是与要消灭“三大差别”的无产阶级文化概念，如“公社“等等有关。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大批山南海北的人，北到辽宁、山东，南到浙江、福建，东到上海、江苏，西到湖北、河南，安徽省内各地市，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专业知识分子、退伍复员军人、工人、农民等等，曾合成聚集居住在这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创造了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政治组织、家庭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等。在全国各类城市发展中，只有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的少数几个工矿城市才是这样，显得非常特别。

人们在这里欢笑/在这里哭泣/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祈祷/在这里迷惘/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汪峰《北京北京》)。

铜陵没有所谓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特别风格建筑，没有挂上牌子的文物保护单位种种，但这些简单粗陋的工人居住村落，真实、完整地隐藏着这座城市的生命本源和遗传密码，积淀、容纳、镕铸了自己城市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城市独特的灵魂，与它历史环境风貌的相关联系无可置疑。

我们今天看不到村了。触目所及都是香格里拉、维多利亚、皇家、花园、公馆、别墅、洋房之类，取名要么很洋气，要么很古典，当然最后都归为某某社区。

……

万以学，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安徽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行政管理研宄生，香港理工大学品质管理专业硕士。长期从事觉政工作，曾任铜陵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兼市外商投资局长，铜陵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黄山市常务副市长，淮南市委副书记，省旅游局局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现任省政协常委、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发表有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研究文章若干篇。1992年，牵头组织撰写《醒来铜陵》，获中国新闻一等奖。著有《谁与年锋》《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