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节选）

睦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建德、淳安、桐庐一带。范仲淹携一家十口，乘船由北往南，沿颖水、淮河而下，入富春江，历尽风涛险恶，于三月中旬到达桐庐，四月抵州治建德。途中作《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一云：“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其七云：“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由这组诗可知，当时范仲淹的逐客心态是很复杂的，但大体上落实在“素心”二字。所谓素心，就是儒家尊崇的道，就是初心。

素心无瑕，纯白如圭。

范仲淹抵达桐庐后的第一件事，是依例给仁宗上谢表。一番真真假假的客套言辞之后，他用了一大段文字，重述对废黜郭皇后的反对意见，并以历史上汉武帝废黜陈皇后立卫子夫、魏文帝杀甄皇后立郭妃、唐高宗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等为例，说明轻易废立皇后，极有可能导致后院起火，甚至导致江山板荡，再次劝说仁宗收回成命。谏语谔谔，奈何无益。

其《谪守睦州作》说：“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前两句，暗含规劝仁宗之语：君为父，后为母，正邦国必先正后宫。后两句，则是自己心曲的表露：他的谏诤，上为君主，下为黎民，哪怕窜逐远方也不悔恨。

多年以后的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邓州，应贬谪岳州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字子京）之约，为重修岳阳楼作记，文章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又说，“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先忧后乐的“古仁人之心”，来自儒家经典，并且一生始终不渝地践行。

君子之道，如阳春白日，照临苍生。

睦州在浙西，为江左偏州，离京师有千里之遥，境内有富春江、分水江、富春山、桐君山、乌龙山、严子陵钓台、方干处士旧居、承天寺等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

古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除了京师所在地和边防重地，一般州郡的事务本就不多，主要是征收赋税、分配徭役和维持地方稳定。右文轻武的北宋更是如此，边远州郡的长官是闲差事。以范仲淹允文允武的大才，治理一个小州无异于牛刀宰鸡。当时，两浙民风轻躁而不刚。范仲淹治理睦州，对州中豪横如虎者，以文化之，对弱小的闾阎百姓，则多方拯济。一文一仁，不久睦州大治。

通与塞，擢与贬，达与穷，于凡庸之辈，无不喜前者而厌后者。但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在逆境也能履险如夷，淡然处之。

范仲淹刚到睦州，就爱上了这里的山川风土。他在给恩师晏殊的书简中说，睦州满目奇胜，渔钓相望，群峰四来，翠盈轩窗，同僚中有章、阮两位擅文章、能弹琴的雅人，林中僧人乡间野客也往往上门来讨论诗歌，门生在这里作知州，大得隐者逍遥之乐。又半真半假地说，自己生怕有一天蒙恩被调离。在给其他友朋的信中，他一再说，睦州江山清绝，明丽照人，风月有旧，使人愉然。《与曹都官书》：“大为拙者之福。”《与谏院郭舍人书》：“曾不知通塞之如何。”《与王状元书》：“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乱山，目不可际……而水石琴书，日有雅味，时得佳客，相与咏歌。”又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说：“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公务之暇，范仲淹或研读《周易》，或援琴写怀，或者与同僚和当地雅士遍览州内的奇山胜水，写了不少诗歌文章，如《新定感兴五首》《游乌龙山寺》《江干闲望》《斋中偶书》《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等等，多是自抒闲怀之作。

他在睦州写的诗歌，最有名的是《潇洒桐庐郡十绝》。这十首诗的第一句，都以“潇洒桐庐郡”起首。潇洒的，既是山川，也是他这个知州。诗中说：“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又说：“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细细品来，全然是遁世无闷之语，其清逸、喜乐自内心天然生发，较之后来欧阳修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更无一丝造作。

范仲淹在睦州所作文章，以《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第一。这篇文章和《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文章的代表作。范仲淹传世作品，文章之外，诗以《江上渔者》《河朔吟》为代表，词以《渔家傲·秋思》《苏幕遮·怀旧》为代表，政论以《上执政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为代表，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赋、义、论、议、赞、颂、述、序、跋、牒、祭文、墓志铭、表、状、奏、札子、书简、榜约……文学成就可谓晖映日月。范促淹是北宋继王禹偁之后的第二代文坛盟主，但客观而言，在大文人层出不穷的北宋，与欧阳修、苏轼、梅尧臣、尹洙、苏舜钦、黄庭坚诸人相比，其成就到底还是逊色一些。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中说，范仲淹“不以文章见长，而文章自堪千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这话初看，像是冒犯，其实是很高的评价。明代周孔教为万历本范仲淹文集作序，说范仲淹的文名为功德所掩盖，流传天下的只有《岳阳楼记》和《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二篇。确乎如此。时至今日，现代人所熟知的范仲淹文章，则只剩下《岳阳楼记》一篇了，还是教科书的功劳。

对于胸有开物成务之略、怀有安邦定国之志的范仲淹来说，文学、书法和琴艺之类，只是余事、闲事、末事。出仕以来，他从没想过要以诗文名世。他认为，诗歌文章是明道、载道、贯道之器，所以从不为诗而诗、为文而文、为书而书、为琴而琴，更不刻意经营。他还在家书中，劝戒子弟不要迷恋书法，以免把自己的志向养小了，虽然他的书法端雅沉着，深得晋人笔意，倍受晏殊、杜衍、蔡襄、黄庭坚、王世贞等人称道。因从不刻意，其文章自然工巧。范仲淹文章之妙，由这篇祠堂记可知，实在是“圣贤经济”与“才子文章”兼得之。正如元代耶律楚材所言：“夫文章，以气为主，浩然之气养于胸中，发为文章，不期文而文有余矣。古之君子，其文见于简策，宏深浑厚，言近而旨远，辞约而义深，非后世以雕篆为工者所能比，盖其浩然之气贯于中也。”北宋文坛公认的盟主，首先是王禹偁，接着是范仲淹，后来是欧阳修，再后来是苏轼，四位“文章丈人”的盟主之名岂是浪得的？

睦州文化古迹，以桐庐严子陵钓台为最。严子陵名严光，是东汉著名隐士，《后汉书·严光传》所谓“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他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也是好友。刘秀开创东汉，握赤符，穿龙袍，仍然不忘这个少年知己，曾多次派人专程到严光隐居的富春山看望他，并恳请他出山做官，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严光被逼无奈，到过洛阳一次，刘秀与他像从前一样睡在一张床上，半夜，严光故意把脚放到刘秀的肚子上，留下“客星犯帝座”的著名典故。刘秀请他做谏议大夫，他不肯，执意回到富春山麓，以耕读垂钓为乐。他垂钓的地方，原名七里濑，后来称作严陵濑，他垂钓的大石头，称严子陵钓台。

时间过去了一千年，范仲淹来此地作知州，景慕严子陵为人，在钓台下专门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写了祠堂记。不足三百字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文情峻丽，淳重清劲，浩然正大，我以为是范仲淹文学成就之集大成者，虽然远不如后来的《岳阳楼记》有名。就像苏轼赤壁二赋，固然是上佳之作，我以为其神采和意味，不如他那篇只有百来字的《记承天寺夜游》。

范仲淹在祠堂记中说：“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在无数文人墨客吟咏刘秀与严光的诗词文章中，他独发卓见。末了，他高度评价严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每每读这十六个字，我总在想，它们恰恰也是范仲淹一生的传神写照，比富弼、韩琦、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张方平、朱熹等人对范仲淹道德、政绩、经术、文章的评价，更为契合。刘秀与严光少年时“相尚以道”，隔着一千年的漫长光阴，范仲淹引前贤严光为知音，也有“相尚以道”的意思。或许，在当时的逆境中，他也是以严光后身自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