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徐贵祥：大别山上

大别山上

徐贵祥

鄂豫皖边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首先是因为一座山，山脊横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余脉涵盖三千平方公里，冈峦起伏，河流纵横，森林密布。大自然赋予这方土地锦绣盛装，历史却在这里上演了连绵不绝的战争大戏，终于在二十世纪上半页，山河之间掀起红色风暴，改写了这一方水土的历史和未来。

一

站在大别山主峰，向北偏东方向眺望，约两百公里之外，有一条河，名曰淝河，河岸有一座山，名曰八公山。同它的母亲山相比，八公山简直不能称作山，海拔只有二百四十多公尺；那条被称为淝水的河流似乎也并不宽敞。公元３８３年，前秦选择在这里进攻东晋，前秦王苻坚轻蔑地说，我的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足以截断水流。

显然，这不是一个开展防御战斗的理想之地。

当时，前秦军队号称百万之众，而东晋军队只有八万，双方对峙于淝河两岸，东晋胜算的概率基本上没有。

但是，这场战役最终以东晋胜利而告结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东晋任用的主帅是谢安，此人少年即显露才华，却淡泊名利，内心十分强大；较之谢安，率军来攻的前秦王苻坚则骄横跋扈，这从一句“投鞭断流”的狂言中即可见一斑。东晋备战，广选良将，练兵数年，面对强敌，沉着应战；而前秦穷兵黩武，内部纷争，刚刚被征服的北方少数民族并不太买苻坚的账，同床异梦，很难统一意志。从战略上看，前秦远道征战，师老兵疲，急于速战速决；东晋则从容守土，以逸待劳，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从战术上讲，前秦倚仗人多势众，打的是人海战术，强行推进；东晋虽然弱小，但绝不坐以待毙，一是主动出击，转守为攻，利用敌人集结中的混乱，进行袭扰。二是利用敌人机动的机会，击其半渡，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洛涧一战，东晋将领刘牢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大败秦军，拉开了淝水之战胜利的序幕。在此后的战役中，东晋更是发动了心理攻势，秦王苻坚看到的八公山草木，皆疑为兵，这就是“草木皆兵”典故的来历。战役进程中，东晋将领朱序、张天锡等人又在秦军阵后制造混乱，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仅此一条虚假情报，就导致秦军阵脚大乱，争相逃离战场，就连远处的风声、鹤鸣都被疑为东晋军队追击的声音，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淝水之战是一场实力悬殊巨大的战役，创造了以少胜多、转败为胜的经典战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内涵。说到底，战争既是金戈铁马的碰撞，也是血肉之躯的对决，既有谋略和胆识的区别，也有人格和精神的较量。

在战争中，奇迹通常是由弱势的一方创造的，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哀兵必胜、绝处逢生……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在八公山附近找了几圈，旧战场遗址已经荡然无存，只能凭借文友似是而非的介绍进行想象了。不过，在山腰树丛里还能看见一块蓬头垢面的黑色石碑，无言地讲述着沧桑的历史。

二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发生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别山红色革命风起云涌，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予国民党军以重创。蒋介石调动大军进驻大别山北麓，对红军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红四方面军审时度势，敌人的优势在于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补给充分，但这只是外在条件。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嫡系与杂牌、杂牌与杂牌之间矛盾重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反而忽略战术。加之国民党军上层官僚腐败，下层官兵本身就厌战，兵无斗志，不能吃苦耐劳，这就决定了胜败的基础。

战役前期，红军主动出击，反守为攻。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各个击破。概括地说，所谓围点打援，首先围攻青山店，吸引韩摆渡、苏家埠之敌增援，并在歼敌援兵的过程中趁势包围苏家埠，继而围困韩摆渡，并趁机占领了青山店。

到四月中旬，苏家埠和韩摆渡守敌被围将近一个月了，粮草奇缺，虽然有空投，但是多数落在红军阵地。红军不仅有了主动权，还补充了给养，在阵地上支起大锅，炖肉熬粥。被困的国民党军士兵在浓郁的肉香和“老乡老乡，快快缴枪”的歌声里，哪里还有心思战斗，“携枪投诚者众”。

面对残局，蒋介石下了本钱，任命嫡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指挥十五个团、两万余兵力，由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两军在瓢泼大雨中交战，敌军强渡陡拔河，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于大雨中遭遇，双方不明就里，一场混战。红军乘势而上，将敌人包抄分割，红军一部摧毁了设在小华山的敌军指挥部，活捉了厉式鼎。

苏家埠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歼敌十九个团，三万多人，击落国民党军飞机一架。厉式鼎被活捉后，苏家埠、韩摆渡守敌很快土崩瓦解了，于五月八日全部缴械投降。

笔者曾经奉命为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这位参加过苏家埠战役的老红军战士谈笑风生，“说起来，国民党军队的历史毕竟要长些，投降也讲究个礼节，向红军缴枪时，还举行个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炮摆得整整齐齐，列队迎接红军。”

２０２４年４月下旬，在位于横排头村的“苏家埠战役纪念园”，一遍一遍询问战役经过和有关数据，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苏家埠战役中，红军全部不过一万五千人，要围点，要打援，要强攻，要佯攻，这么点兵力，难道国民党军就没有发现可乘之机，国民党军为什么不能趁虚而入呢？

仔细研究《苏家埠战役示意图》和一些老照片，似乎得出一个答案，红军的胜利，除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围点打援战术，还得益红军官兵的战斗意志，具体地说，就是红军的双脚。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在战争中，脚才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有一句名言：再长的路长不过红军的双腿，再高的山高不过红军的脚底板。

这些，是国民党军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走出纪念园，放眼望去，新中国成立后大别山人民建设的淠史杭水利枢纽尽收眼底，大山腹地，群峰之间，碧波荡漾，白鹭翱翔。好一个人间仙境，以此陪伴牺牲在苏家埠战役的英烈，也算是一种告慰吧。

三

从安徽省霍山县的磨子潭镇出发，进入湖北省英山县境内，来到陶家河镇。

陶家河是红军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也是最早同时拥有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之一，不仅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医院还给苏区群众治病，红军的宣传队还开办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当地群众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有充分认识和高度信任。

车子驶近陶家河镇，一帧白底凹槽金字的纪念碑高耸入云，扑面而来，一纵金黄的草书赫然入目：牛背脊战斗纪念碑。

在没有路的路上蜿蜒攀登五百米左右，我登上了海拨997. 6米的牛背脊骨山。这座山位于陶家河街区西北，尾南首北，山形如牛的背脊，脊顶平均宽度20米，是卡在陶家河与西面土门河之间的一堵屏障。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加强了“追剿”部队力量，命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总兵力为16个团２万余兵力，“进剿”陶家河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

一场攻防战斗于是在牛背脊骨展开，敌人的飞机大炮对牛背脊骨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数次集团冲锋，然而神奇地是，兵少枪破的红军阵地却岿然不动，战斗持续了三天两夜，红军才跳出包围圈，开始战略转移。

仔细观察牛背脊骨山的地形，主峰仍有几段残存的战壕，蚯蚓一般爬行在草木之中。据说，当年牛背脊骨和附近的山上，这样的战壕有几公里长，连通各个支撑点，从而在战斗中能够快速、隐蔽地机动。

走在牛背脊骨的战壕边上，仿佛又看见川流不息的红军的脚，有的是赤脚，有的穿着破烂的草鞋，在弹壳和尸骨间奔跑，就在这奔跑中，把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把一支部队变成两支、三支部队，把一个战场变成了两个、三个战场。

转过身去观察牛背脊骨的反斜面，几乎没有坡度，往下就是深渊。也就是说，在部署牛背脊骨战役兵力的时候，红军指挥员就做了背水一战的准备，除了在战壕里运动作战，没有别的路可走，果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四

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介绍富金山战役，始知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区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山地阻击战。自此以后，“富金山”就悬挂在我的脑海里。

２０２４年４月下旬，第三次盘旋在河南省固始县的山间公路上，经多方咨询，才在固始县陈淋子乡后山冲村看到一座“抗日英烈纪念塔”，塔座高７１厘米，塔高约５米。当地居民说，本世纪初，一对东北老夫妇到固始县境内打听当年富金山战役、祭奠曾经牺牲于此地的父亲，但是战场遗址不复存在，关于富金山战役情况，人们知之甚少。这件事对于当地人触动很大，集资建了这么一座纪念塔。

１９３８年８月下旬，宋希濂率中国军队７１军抵达商城一带，准备阻击日军南下西进。勘察地形的时候，宋希濂发现“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临下，是一处良好的作战要地。我当即决定，由两个师在富金山布置阵地…… ”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宋希濂是一个经历特殊的人物，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支援十九路军，身为旅长的宋希濂率本部军官三十余人，乘坐卡车闯进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住宅请愿。后在全国舆论的声援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向十九路军增兵，宋希濂遂愿参战，率部激战庙行，强渡蕴藻浜，可谓大显身手。在五年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已经升任３６师师长的宋希濂再展雄风，所部旅长陈瑞河在天宝路攻防战斗中身负重伤；进攻汇山码头之役，宋希濂身先士卒，率部浴血奋战，战功赫赫。

第二次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宋希濂升任７１军军长，陈瑞河接任３６师师长。在富金山战役中，宋希濂将３６师配置在首当其冲的位置。

公正地说，７１军、特别是３６师，确实打得很顽强，打得很艰苦，阵地反复争夺，制高点几度易手，连续１０天，阵前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日军未能跨过７１军的防线。当时的日本报纸报导：“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盛大，战况毫无进展……”据后冲村老年人回忆，那时夜晚日军发射炮弹产生的火光比烟花还要壮观猛烈。直到今天，当地农民耕作时，还经常会挖出废弃的弹壳和炮壳。

时隔８６年，我和当地文友来到了富金山脚下。走在后冲村松软的土地上，目光穿过斑斓的竹海和斑驳的阳光，我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这一仗本来应该打得更好。

毫无疑问，富金山战役战略价值巨大，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可贵的时间，并且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宋希濂、陈瑞河等抗战将领的爱国精神、战斗意志和参战官兵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我发自内心地敬重。

可是，这一仗为什么打得这样惨烈、如此悲壮？这一仗，为什么让我们回想起来，心情如此沉重？

兵力和装备对比悬殊，是主要的问题，但不是根本的问题。比起红军当年在苏家埠和牛背脊骨展开的防御战斗，在富金山同日军对决的７１军，条件好多了。可是，这场战役没有出现奇迹，也算不上精彩。

我反复研究过以富金山主峰（海拔３２５.６米）为原点、以三十公里为半径的战场地形，作为一个曾经的炮兵，以我有限的军事常识，不能不承认，宋希濂的部署是很高明的。阻击战，不能选择在崇山峻岭，也不能选择一马平川，选择在富金山一带是恰当的，进可攻退可守。宋希濂描述的“扇形”确实存在，弧形两端既可以交替掩护，又可以互为支撑，张弛自如。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到的是，假如指挥富金山战役的是红军的指挥员，假如不是摆开架势死扛，假如抽调部分兵力迂回穿插，假如在敌人西进必经之路淠河和汲河设置一道、二道防线，假如宋希濂的手里有足够的炮兵和工兵……或许，战争会出现另外的情景。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出来的。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客观评价历史事件，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后冲村那座无名山头之前，我向“抗日英烈纪念塔”深深地鞠了一躬，再鞠一躬。

五

１９４７年８月上旬，刘邓大军从山东郓城出发，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什么叫千里跃进，首先是路途遥远，跋山涉水，何止千里。其次要连续作战，一路攻关夺隘。然后是速度，快速集结，快速机动，快速歼灭。

部队一边跃进，一边突击，短短的二十天内，即进入大别山区，邓小平在河南信阳市光山县王大湾组织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重申纪律。这次会议就像一把火，将几万官兵燃烧得热血沸腾，就像脚底板安上了弹簧，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随即，刘邓命令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全部在皖西作战”，“放开手脚，一切从实际出发，临机处置”——这同国民党军经常越级指挥、坐在指挥部里闭门造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初，如果宋希濂的自主权再大一点，也许富金山战役会打得更加完美——这是后话了。

陈锡联何许人也，乃大别山之子，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锡联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1937年10月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日军战机24架。此次战斗是129师出兵第一仗，一战成名。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陈锡联率三纵相继解放了皖西9座县城，继而又在张家店与敌人展开激战。最后，敌88师师部及62旅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歼敌官兵4800多名，缴获各类枪炮数千件。

当年设在张家店涂氏祠堂的三纵指挥部，如今已经成为“张家店战役纪念馆”。徜徉在馆内，一遍一遍地回味战役过程，总觉得心有不甘。坦率地说，这场战役并没有让我有太多的兴奋，较之十几年前两军对决，张家店战役中作战双方，在实力上已是旗鼓相当，在战斗精神层面，我军已经是居高临下了。国民党军已是强弩之末，我军士气正旺，摧枯拉朽势应在意料之中。这场战役之所以名气很大，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也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站稳了的“扎根之战”。

浏览张家店战役中三纵指挥员的照片和简介，渐渐地有一个发现：从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刘昌毅和郑国仲，到７旅旅长赵兰田、八旅旅长马忠全、９旅旅长童国贵……可以说，指挥张家店战役的纵队和旅一级指挥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几乎全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泥腿子”。他们麾下的部队，也是草根起家，从赤卫队、游击队升级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到了张家店战役时期，三纵已被誉为“老虎纵队”，同国民党对决，无异于猛虎扑羊。　　

不知道张家店战役中的国民党败军有没有想过，对面的军队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走出纪念馆，我同朋友交流，一支军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固然有很多因素，比如信仰、原则、纪律等等，但是就提高作战能力而言，我军还有一个“秘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仗好比创作，光靠教不行，还需要悟性。最好的学校是战场，最好的老师是对手，最好的作业是战斗准备。我军在战争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开诸葛亮会，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战斗之前要开，集思广益；战后还要开，总结经验。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那些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基层指挥员，知己知彼，知远知近，鲜活的思想、确凿的情报、精准的评估、巧妙的战法，汇在一起，就成为指挥员的决心和指挥艺术，那些农民出身的指挥员就是这样成熟的，那些游击队出身的部队就是这样成长的。

战争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学校只能交给我们常识，实践才会提高我们的艺术。当科学插上艺术的翅膀，我们的军队，就能发挥出无往而不胜的战斗力。

——本文原载于《安徽作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