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网络文学的兼类性、地方性与游戏性——“新时代这十年池州长篇小说研讨会”网络小说读札

网络文学的

兼类性、地方性与游戏性

——“新时代这十年池州长篇小说研讨会”网络小说读札

尽管说新世纪互联网抹平了信息差异，现代文学“京沪-外省”二元对立的空间格局不复存在，但现实中大都市对人才等资源的虹吸，让人们依然觉得网络小说主要生产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这次看到池州有这么多优秀的网络小说作家作品，可以说颠覆了我之前的某些刻板印象，非常惊喜。池州是一座有“选学”底蕴的城市，南朝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的文学总集，留下了光辉的“选学”传统。参加这次会议，我也能感受到主办方——池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池州市作家协会在遴选研讨作品时的“选家”视野、“选取”标准、“选材”水准，是“选学”传统的当代弘扬、“选学”底蕴的厚积薄发。

网络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滥觞，至今已经有三十年左右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一个前沿性的新问题。以前有位朋友和我说网络文学是个伪命题，他的理由是网站仅仅是发表平台，如果《红楼梦》或者鲁迅小说放到网络上，那是不是也成了网络文学?这其实是要求我们区分出“文学的网络版”和“网络文学”这两个概念，这告诉我们要让“网络文学”成为一个真命题，就必须重视“网络性”的研究。今天研讨会上选取的五部网络小说，在“网络性”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按照会议规则，下面我逐一谈一谈阅读感受。

桂媛的长篇小说《二分之一次初恋》显示出作者很强的讲故事和“兼类性”写作的能力。初看小说名称，以为是“甜宠”“青春”风格的言情小说，随着阅读的推进，才发现是悬疑小说，极大地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小说从一个普通女孩余美丽从小受到丑陋长相困扰开始，她准备在天台自杀时意外遇见神秘作家白珂，在她的提议下，做了置换身体的前沿科技手术，两人共享了一具完美绝伦的美女身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以说这是典型的网络小说的欲望叙事和造梦机制，像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童话，满足普通人变美的欲望，缓解容貌焦虑这一时代精神症候。由于是共享，两人以晚上6点和清晨6点为界，白天身体属于余美丽，晚上身体属于作家白珂。在不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意识正好进行睡眠。这又像童话故事里的“逢魔变身”传说。

在大多数网络小说中，出于先抑后扬的叙事策略，“爽点”往往有所延宕，之前需要积淀一定的压抑，才能实现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释放。但是在《二分之一次初恋》的第一章，作者就抛出了丑小鸭变白天鹅、迎接世人仰慕、与自己暗恋许久的异性相恋的巅峰“爽点”，不免让人疑惑，后面的十二章如何为继?在这里，作者实际上终结了一个“爽”的故事，或者说，她的写作定位并非一个“爽”的故事，而是打破网络小说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与美学惯例，她接下来要思考的是一个关于“身心分离”以及特殊境遇下通过反思达到“自我实现”的主题。同时，作者还设置了一条悬疑线索，即神秘作家白珂是谁、白珂为什么要和主人公余美丽共享一具美女的身体。

如此，小说至少实现了言情、科幻、悬疑三种类型的“兼类”。一般而言，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都是类型小说，“兼类”可以让小说产生更多的意义与美学功能。

普通的言情小说是通过美好的爱情想象满足现代人的幻想，带来情感慰藉，而优秀的言情小说实则是借助爱情的理想之光引领主人公成长。叙述者的理想异性形象，既是爱情择偶具象化的标准，也是叙述者内心对世界的理想投影和美好镜像。面对余美丽的身体与灵魂，男主人公更看重后者，二人从最初网络上高山流水的“音乐之交”发展为“心灵之交”的恋人。可以说，男主人公俞沐辰的形象设定与塑造，是为了满足女主人公余美玲的主体自我寻找和自我启蒙需要，是一种具有审美性的精神陪伴。最终，在余美丽对容貌焦虑释怀之后，她收获了真正的爱情，也完成了女性主体性的形成和自我的成长。

科幻具有创设极端情境，进行思想实验、伦理实验的功能。实际上《二分之一次初恋》并非通篇科幻，里面科幻的点只有一个，就是幻想了一种可以移植别人的身体，并且两个人的意识可以共享一具身体的科技。在假设这个前提成立的基础上，小说成为一种思考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以及“灵与肉”哲学问题的实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让心灵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而“身体的现代性”以及“后人类身体学”，反映出人类将身体客体化的趋势。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权力对身体进行着不断的惩罚与改造，包括历史上的刑罚、监狱监禁等等，今天由容貌焦虑带来的“亚洲四大邪术”，如泰国的变性术、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中国的PS术等，实际上是资本权力、消费主义间接地对身体进行惩罚与改造。在《二分之一次初恋》里，作者利用科幻，直接将这种改造极端化，置换身体，继而用一个通俗的故事思考出“人之为人”“人性本质”的重要命题。在同一具身体内，以6点和18点这个时间为显在的“楚河汉界”，余美丽的意识和神秘作家白珂的意识存在着相互共存与博弈、妥协与斗争的拉锯。余美丽的意识从最初的隐忍、委屈，到大胆反抗，可以视作实现“真自我”的发展轨迹。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罗纳德·大卫·莱因提出过“身心分离”的概念，他认为，有“真自我”的人，其身体和自我是一起的，身体忠于自己的自我。而有“假自我”的人，他的身体和自我分离，而在寻求与他人的自我结合，因此，更容易为他人的自我所驱动，而不是被自己的自我所驱动。反过来，越是“假自我”强大的人，就越容易被别人的感受一再占据。因为，没有“真自我”的内在是空的，既然是空的，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就很容易长驱直入，占据我们。小说的结尾，在神秘作家白珂、实为在逃杀人犯时竹筠被警方抓捕后，余美丽尽管已经拥有了“真自我”，但还是独自享用了这具美女身体。这个结局可能减损了小说思想的深刻性，但是符合通俗文学“大团圆”模式，也符合大众读者的趣味。

悬疑是将故事以及现实世界“案件化”，产生引人入胜的情节悬念。斯拉沃热·齐泽克将“事件”的基本属性归纳为“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①。《二分之一次初恋》里，至少有两桩这个意义上的“事件”：一桩是科幻性的，即变身；另一桩是时竹筠的杀人事案件。前一桩“事件”将余美丽的变身“案件化”，而后一桩“事件”直接就是案件。解码前一桩“案件化”带出破获后一桩案件，既层层递进、扣人心弦，也避免了一般悬疑小说中的恐怖与血腥。小说还探讨了白珂、沈跃犯罪的根源，白珂原生家庭的破碎以及继父的猥亵、母亲的刻毒成为她日后犯罪的原因，而沈跃因为畸形之爱而丧失底线、毁掉一切。这些都加强了人性描写的深度，远不是一般言情小说所能企及的。

江凌的长篇小说《尘缘夕歌》显现出网络文学“地方性”写作的可能。在网络文学时代，“地方性”写作有两种内涵。一种是在万物互联、消弭差异、作品高度同质的背景下，能够主动保留异质性因素，进行差异化写作。另一种是融入了地域文化，带有民俗价值。这两种内涵在《尘缘夕歌》中都得到了体现。

先说第一种，高度同质下的差异化写作和异质性因素。由于小说主要叙述的是主人公桂姑的人生经历，所以小说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时，是放在女频类型中。但是桂姑这样的女性人物形象，和一般网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很大不同，应该说带着很强的传统性。按照网络小说的创作惯例，女性主人公往往承载的是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观念，所以很多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可以大致归纳为“傻白甜”“玛丽苏”“腹黑女”“女强”等几种类型。传统女性这个现实真实存在，而缺乏商业价值的形象，很少能成为网络小说的主人公。按照文学史上的共识，男性作家很难写好女性人物形象，主要是“男性中心主义”潜意识的驱使，将笔下的女性人物当作被“凝视”的“他者”，很容易被“标签化”“脸谱化”“扁平化”。在《尘缘夕歌》中，作者并没有把桂姑塑造成精明泼辣的形象以凸显个性，也没有将她塑造成风情万种的形象以满足男性“窥视”，更没有将她塑造成枯燥乏味的贤妻良母以维护男权。传统并非取消个性，而是让个性符合历史逻辑。桂姑的形象很像乡土中国历史中走出的传统女性，既柔弱又坚韧，既深明大义又能相夫教子，既能委曲求全又能恪守底线，在女性人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一种相对更加真实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比如，婚前的桂姑有20世纪青年共有的叛逆特征，因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要嫁给威悦时，选择私自前往威家试图退婚，而在和威悦深入交流后，认可了这桩婚姻。前面的退婚是文化觉醒的冲动，后面的接受是真实情感的触动，并非那种为证明理论而设置的概念化人物。

小说把“夕歌”放入标题，并且在小说中多处引用歌曲原文，显然有作者独特的用意。《夕歌》是由李叔同作词，流行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也就是学生放学时所唱的歌，具有很强的历史怀旧感，同时也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教育精神与情怀。作为整部小说的标题，实际上也是题眼，既酝酿出浓郁的怀旧与沧桑感，也是对桂姑的女性、母性、师性的艺术升华。

《尘缘夕歌》的文体形式也比较特殊，它的叙事像新文学的写法，而标题却采用了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作者为每一章回都编制了接近对偶的标题。这种标题并没有文人气、才子气、辞章气，而是具有活泼的民间口语性质，具有很大的生动性。应该说，这部小说比较接近张恨水1957年在《章回小说的变迁》里构想的章回体小说的改良方向，就是保留工整一点的回目，删除“各表一枝”“且听下回分解”“有话即长”这类“拟话本”中“说话”性质的套语，同时增加风景和动作的描写。^②所以说，这个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张恨水文论在新世纪的一种回响。

再说第二种，融入地域文化，带有民俗价值。以女性个体命运、情感经历来反映民国至改革开放初期长达六十余年的时代变迁、社会变革，这种叙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魏微的《烟霞里》等。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演变。”③这当然只是王安忆个人的历史观，但文学和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后者只能构建历史的骨架，而只有文学才能用日常细节丰富历史的血肉。《尘缘夕歌》的历史背景大致分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这5个阶段，桂姑的情感经历也大致分为出嫁成婚、举案齐眉、中年丧偶、再遇真情、抚育孤儿这5个阶段，在情感历程、人生轨迹的折射中，历史的细节性与可理解性也得到了增强，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也才能得到呈现。小说里写到不少皖南民俗文化，比如皖南地区，尤其是池州、安庆一带的民俗风情与俚语方言，比如婚嫁时《撒帐歌》《喜歌》等民谣，姑娘出嫁要哭嫁，越哭越发，婚宴上十大碗菜的名称与内容等民俗，用方言“烧锅的”“讨烧锅的”称呼妻子、娶妻，都具有一定的民俗价值。

小说里也写到了如意堂威家的家风文化。比如，有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从威尚一“宁愿自家日子过紧些”，慷慨送钱支持刘大毛的民间武装“跟小日本鬼子干”，到女儿威欣主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恩泽乡里的桑梓之情：婚后威悦和桂姑在乡间开办义塾“玉琢斋”，“将渡脚冲没钱上学的寒门子弟都收为门徒”，传授传统儒家道理和现代实用技能，让他们“不做睁眼瞎，不当野蛮人”。有与时俱进的维新精神：威尚一能破除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将女儿送进城里的女校。

“地方性写作”和“世界性因素”是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格局视野与参照系的两个概念。在世界视野里，我们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中国视野中，特别是在趋同的网络文学中，我们也可以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网络的。作家应该植根于他的地域文化中，从而保证他的作品的陌生化和独树一帜。

刘显强(笔名名窑)《我的1978小农庄》是一部将游戏性与主旋律巧妙结合的网络小说。这部小说同样具备某种“兼类性”，在起点中文网被划入“都市”类型，但这同时又是一部“穿越文”“年代文”，甚至具有“种田文”的性质。但“兼类”不是这部小说的重点，重点是它的别出心裁、“脑洞”大开。网络游戏时代，各种农庄游戏、偷菜游戏、经营策略游戏积累的经验，通过再媒介化形成了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想象力与叙述方式改变了传统小说结构与审美体验。

一是通过“金手指”的设置，将国家民族复兴理想、改革开放总体成就和个体发展诉求巧妙地融为一体。雷蒙·威廉斯在研究19世纪40年代英国通俗小说时，发现在缝合个体梦想与社会现实、社会性格与实际经验之时，小说普遍运用一个策略，就是主角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遗赠”，会遇到“魔法时刻”^④，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网络小说中常运用的“金手指”。在《我的1978小农庄》中，主人公李栋中年离异，辞去高中语文教师的公职、卖掉城里房子在农村开办农庄，但门可罗雀，是个失败的中年Loser(失败者),在水库边意外地从2018年“穿越”到了过去。“穿越”的另一端是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主人公李栋借助道具机器，在1978年和2018年间来回“穿越”，1978年的优质生态农产品和低物价，2018年的物质丰富程度，形成了时空上的“势差”，也就可以产生叙事上的“动能”。芭比·塞里泽认为，“过往则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支点、类比的机会和怀旧的邀请”^⑤。两个时代的观念差异，让小说充满了张力和趣味。两个时代的物质差异，让小说生成“金手指”。从深层次来说，小说的“金手指”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红利”的浓缩。四十年中，发展节奏有快有慢，个人年龄有大有小，所以总有人说自己错过了某个时代红利，而小说通过“穿越”建立起四十年的“总体红利”。两个时代的物价悬殊、资源差异，是“总体红利”最直观的显现。和当下现实题材网络小说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现实主义表现不同，《我的1978小农庄》这种“总体红利”的“金手指”，也不失为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同时，1978年的种种经历，使得改革开放进程在小说中不再是宏大叙事与历史叙事，而是以“在场”的方式来体验，以充满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来感受。

此外，小说还在新旧时间之间建立了某种“流通性”。“穿越”蕴含着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与价值观，那就是新时间对旧时间的优越感、新时间对旧时间的征服、现代对传统的胜利。在《我的1978小农庄》中，这种优越感、征服与胜利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对1978年左右的现状，作者也是持一种公允和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是承认物质的匮乏与落后，另一方面也看到传统的优势。比如对国营饭店，作者认为“虽说国营饭店服务大多不怎么样，可这菜真是真材实料，这年代还真没偷斤短两的，烧肉的味道也挺不错”，这是对传统朴素实诚品质的肯定。比如主人公李栋在1978年终日体验的是挑水、耕地等体力活，让四体不勤的他结结实实地锻炼了身体，从而身体与精神都变得健康，这是解决现代社会身体异化的传统方案。1978年遍地可见的野生甲鱼、黄鳝，还有低价的五粮液、茅台，被李栋带回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收益，这是对传统资源的肯定。同样，李栋在现代社会网购的蚊帐、床单、衬衣、手表、打火机之类的物品，带回1978年也成为紧俏货。李栋更像是双向的时空带货商人，传统与现代变成两个并置的贸易市场，在差异化的“流通”中，承认了传统的价值，打破了现代性时间观。这里面还能产生更为深刻的“现代性”探讨，这里就不做过多阐释。

二是将长篇小说的“整体阅读性”创新为“日常陪伴性”。这部小说篇幅很长，达到了378万字，除了作者的才华、经验、知识储备等原因外，更多的是小说的结构所造成的。一般的长篇小说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无论故事有多少支线，无论作者多么试图扩张文本，故事的逻辑终点像地心引力一样，总会将篇幅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中国的古典通俗小说和当下很多网络小说采用了一种“故事集缀”的结构，在同一个主题下，通过系列化的故事来无限拉长总篇幅，《西游记》最为典型，引用鲁迅评价《儒林外史》的一句话放到这里很贴切，“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长度是一种价值，比如在现实主义文学里意味着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浪漫主义文学里意味着更宏伟的艺术想象，在网络文学生产中意味着不停追更、打赏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益。但长度也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它增加了作者创作的难度，比如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节、某些次要人物的凭空消失等。它也会增加读者阅读的难度，在漫长的、没有边际的文本旅行中消耗掉耐心。

当然，这只是对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言的。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正如它的载体纸媒一样，是具象为一个空间物体的，人们也习惯将其当作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物体来对待，物体结构的边界感让它“天长地久有时尽”。而《我的1978小农庄》实际上是一种开放性的文本结构，主人公李栋来回穿越两个时代的设定本身具有“传奇性”，他更像是一位粉丝众多的网红，吸引众多粉丝关注他微博、抖音上的日常更新，这些内容满足粉丝们的好奇心，强化他的“人设”，哪怕每次内容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联，但在总体设定的笼罩下，构成了一种“日常流”的长篇类型。读者并非要一次读完，而是获得一种日常陪伴。阅读的终点是直到某一天他对这位明星失去了兴趣，而不是文本的终结。和整体阅读的长篇小说不同，日常陪伴的长篇小说更应该考虑“读者黏性”，毕竟做的是“熟客生意”“回头客生意”。

这部小说还有其他优点，比如小说叙事语言像是网络聊天般娓娓道来，夹杂着网络语言，很有特色，读起来也很有亲切感。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组合上也很有意思。李栋“穿越”后，住进了一个无父无母的三岁小丫头小娟的家中，并成为她的继父。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物组合，今天很多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都喜欢在人物组合时为主人公配上一个萌宠的对象，比如《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和江流儿，以及诸多动漫影视中主人公身边的小动物。人物组合内部的差异与张力，能够产生非常有趣的细节，像小娟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像个小大人一样经常发出爸爸是好吃懒做的懒汉、这可怎么办之类的心声，攒钱不让爸爸乱花的描写，让读者忍俊不禁。

罗其富(笔名新刀太子)的《风起陵阳》是一部通过历史想象构建池州“人文地理学”的小说。目前来看，这部小说是不完整的。在第87章《旋溪码头伏击屈原》里，反派势力和正派势力的交锋究竟谁胜谁负，并不知晓，这关系到屈原究竟是否顺利返回王城。对于非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完整性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小说的不完整也可视为一种美学上的“留白”，或者让读者自行“脑补”的开放性结局。

新刀太子的《风起陵阳》写得很复杂。它具有悬疑性，从标题上就可以感受出来，像马伯庸的《风起陇西》,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洛阳》改编的影视剧《风起洛阳》,还有影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在正面军事对抗的背后，在特定的地理空间里，各派势力云集此处，用阴谋、暗杀等手段进行博弈，从而将情节“案件化”，制造出扑朔迷离的悬疑，是这类小说的最大特色与模式。但是，《风起陵阳》里除了这种阴谋、暗杀，还有修仙和武侠。这几种要素其实很难融合，采用阴谋和暗杀的前提是正面对抗、个体现实能力的有限与不及，而武侠特别是修仙，又代表了一种无所不能的超能力。当实现一个目标具有多种可能的选择时，往往会削弱其中一种选择的命运感与说服力。

所以，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并非“历史悬疑”，而是通过叙事来塑造屈原流放形象，通过想象来构建“陵阳”的“人文地理学”。“风起”类型的小说，往往将故事集中在一个地理空间中展开，有些像西方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里要求故事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可以保证情节的紧凑、行动的密集、氛围的营造、人性的凸显。作用也是“双向”的，这样的叙事也赋予了叙事空间以意义与价值。所以，小说中存在着两个“陵阳”：陵阳的空间叙事和作为叙事空间的陵阳。小说中也有三个“屈原”：史书中记载的屈原、“他人”传言的屈原和行动主体的屈原。小说中有两种“信息”：嵌入注解的“真知识”和虚构想象的“元知识”。

在陵阳的空间叙事和作为叙事空间的陵阳之间，小说完成了对“陵阳”的“人文地理学”建构。“陵阳”这个地方，即今天池州一带，作者在小说中说得更详细，在先秦时期“地域包括整个池州以及宣城、安庆、黄山、铜陵、芜湖、巢湖部分地区”。对故乡的历史想象，是作家“地方性”写作的一种方式。这种想象，需要在一定史实的支撑下抽象出一种地域文化的精神。历史上有过关于屈原流放陵阳的记录，但是具体事迹不详。在中国古代小说历来被视为补“正史”之阙，所以《风起陵阳》就承担了对屈原流放陵阳这一“不详”史实的阐发与想象。小说首先提升了“陵阳”在战国时代的重要性。当秦国大军压境，楚军节节败退，阳文君向楚顷襄王举荐再度启用屈原时，各方势力的焦点转向了流放陵阳的屈原。陵阳变成了战国争雄、攻城略地的“风暴眼”，又变成合纵连横、阴谋暗杀的“集中地”。战国历史风云变幻中的蛮荒之地，由此成为重要的地理空间。其次是将众多地域文化元素集中展现。屈原遭遇的前三次暗杀，分别发生在陵阳矿场、傩舞盛宴以及陵阳山上，陵阳山也就是九华山。矿场、傩戏、宗教都是“陵阳”一带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带有品牌性。在小说里，陵阳山被置换为道教圣山，和今天世人知晓的佛教圣地有所不同，可能因为史实上战国时期佛教还未输入中国。但其实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才出现的。道教文化比佛教文学更具神秘色彩，有利于小说的传奇性。这种“置换”并“穿越”式的设定，将各种地域特色集中展现，强化了“陵阳”的“人文地理学”。

在史书记载、“他人”传言和主体行动的结合中，小说完成了对“屈原”形象的塑造。“陵阳”的“人文地理学”是和“屈原”形象绑定在一起的，“屈原”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陵阳”的精神价值。流放中的屈原是什么样子，他可能做了什么,不是抒情诗歌《离骚》《九章》所能直接传达的。在人物塑造上，作者既没有采用《离骚》中的“发愤以抒情”，也没有创造出类似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旷达超脱，而是塑造成为一个文武双全，深处底层亦有作为，等待时机再经世致用的形象。在“他人”传言中，“屈原”形象处于两个极端：在奸臣令尹子兰手下萧严的口中，屈原“这人自负学识渊博，孤高自傲，目中无人，他依仗大王予以重任，借革新变法，专门找我家主人等朝臣麻烦，打压我家主人”；在阳文君看来，屈原“是拯救楚国的唯一希望”。在前越王朝阶级集团看来，屈原又称为“楚国的精神领袖”“楚国的魂”，并且“只要杀了他，楚国必将灭亡”。在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立场视角的关系编织中，显示出屈原形象的复杂性。在作者笔下，屈原的形象又杂糅先秦诸子百家的精神。一般的历史小说中，贤臣名相常常被塑造成儒家形象，而作者笔下的“屈原”既有儒家的忧国忧民，又在流放陵阳七年里，“差不多走遍了这里的大小矿场，时常往返陵阳山与铜官山之间”，接近墨家精神。同时他又有较强的武力，能够“以一敌五”，像是改造了先秦《韩非子》中的“侠客”。为了塑造人物，作者还引用了《史记·屈原列传》《战国策》等各种正史中的记载，甚至还有楚史专家汤炳正关于屈原变法的考证。

“虚实结合”成为小说叙事最大的特色，小说中充满了嵌入注解的“真知识”和虚构的“元知识”。小说中陈筮和韩然聊天时，评价屈原《天问》“独创精神在我华夏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篇诗作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和深沉的文学情思，全诗皆由问句组成，在对自然、历史、社会发展深思质疑的同时，……通过众多疑问词和虚词的运用，结合参差变化的句式，使整首诗歌错落有致、疾徐相间。句式的错综变化，又使感情表达不受太多约束，因此构成了全诗雄肆活脱、穷极幽渺的风格，取得了奇气袭人的效果”，显然有种突兀跳出历史情境的“出戏感”。这也可看作是“真知识”的嵌入。同时作者又虚构了一些“元知识”，即“出于情节展开的需要，为艺术世界制定基本的运行规则，为人物的行动确立可能性与不可能性”^⑥。比如前越民间组织复越会、陵阳道学院等。作者甚至花了三章的篇幅，设定并详细描写作为道教仙山的陵阳山。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人文地理学”宣传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

邹海东(笔名神卜先生)的《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呈现出一场将游戏文化与大国想象相融合的网络狂欢盛宴。李林是一个当代社会的青年，因为不慎脚踩西瓜皮穿越到了秦代。作者设置了一个特殊技能，就是秦始皇可以听见李林的心声，当李林在内心对秦始皇及当时现实进行思考时，他的这些想法能被秦始皇听见。“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这个标题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作为一个“穿越”后的技能设定，其二就是暗示了作者将在秦始皇身上实现自己的历史想象。历史小说艺术本质是借历史背景和情境讲述人物命运，投射当代读者群体的观念价值和理想欲望。

一是通过重建人物形象来实现历史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历史演义小说将中国古代帝王作为关注焦点，是基于“大国崛起”的情感寄托。秦始皇作为首个统一华夏的“千古一帝”，是这种情感寄托的文明源头与最佳历史载体。所以，秦始皇形象也经过了一系列的重建，包括小说《大秦帝国》、电影《英雄》、电视剧《大秦赋》《大秦帝国之崛起》等，不再将“私德”甚至“民生”作为重心，而是将政治上的统一功绩作为评价标准，试图对传统“暴君”形象进行“翻案”。《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延续了这种倾向，并且试图对秦始皇的“私德”进行“洗白”。小说设定的秦始皇能够听见主人公李林心声，是一场具有极高风险也有极高收益的赌博。所谓君王之术，本质上就是驾驭人心。君王唯恐不知道下属心声，何况是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心声”。在这部小说里，李林直达帝王“心声”的技能，实际上成为“美芹献”“忠臣谏”“贤臣策”的“绿色通道”，象征着明君与贤臣的“心心相印”“信息对称”。而一些私人化心声的沟通，有将秦始皇拉下圣堂，回归凡人的效果。小说里开篇秦始皇巡游时看见民间疾苦，但他并非暴君、昏君，而是被身边的赵高等奸臣蒙蔽了双眼。当他在李林心声的提示下，以及沿途所见中，终于明白“朝廷百官没有一个人敢将真实的大秦情况说给朕听”，决定要“开放言路”“要听真话”“要知道真正的大秦是个什么样子”。李林的“心声”里有时也充满着青年个性化的内容，秦始皇又被塑造成仁慈的长者。秦始皇的形象由此而理想化，他既像二月河作品中励精图治的君王，又像《还珠格格》里慈祥的阿玛。和之前文学作品改变政治人物评价标准来“翻案”的秦始皇不同，《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以“穿越”带来的足够的“虚构性”“架空性”，在所有标准中都“洗白”了秦始皇，文治武功不必说，甚至将领土扩张到欧洲。之前文学作品“翻案”时不敢直视乃至选择性忽视的民生领域，也被虚构出足够的繁华兴盛。

二是通过游戏文化、民间文化来实现政治想象。如何想象秦朝的政治，是支撑整个小说的叙事伦理。小说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六月左右，距离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驾崩还有三年时间，这是留给主人公李林扭转乾坤的“窗口期”。这种重述历史的写法有很强的电脑游戏意味，特别是那种单机历史策略游戏。陶东风曾分析说：“‘80后’一代是玩网络游戏长大的一代，这决定了其感受世界的突出特点就是网络游戏化。”^⑦游戏的目标任务成为政治想象的规划，很多游戏从不同历史时段载入，面临不同的内政外交形势，总体任务都是复兴及统一，并且完成统一后都有向外扩张的进阶模式。《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里在内政任务完成后，大秦又攻克匈奴，解决了威胁秦朝数十年的北方边患问题，甚至进攻到地中海沿岸，与其说是想象历史的一些假设，不如说是游戏任务的不断扩张。游戏的治理系统成为政治运作的模式，很多单机策略游戏都有一个治理系统，这个治理系统是游戏操作的框架，包括经济、粮草、人才等，这也就成为小说的政治运作模式。小说在写到李林帮助秦始皇选贤任能，登庸韩信等人才，并且建造武将学校讲武堂，给武将们传授知识理论。游戏的“外挂”和“修改技能”成为政治实施中的“金手指”，李林造出并运用了蒸汽机、火车与火炮，在地中海沿岸，用火炮推平了前来阻止秦军横渡的埃及大军。可见，整部小说带有很强的游戏文化背景，是游戏文化的赋形。此外，在具体的人物关系处理中，小说又带有很强的民间文化色彩，或者说是以民间文化视角来想象官场。李林的身上既承载着经世致用、复兴国家民族这样的儒家精神，但是在私行上又带有民间文化中的功利实用、随性享乐，比如李林为秦始皇效劳的原因是娶了嫚阴公主，命运和大秦国运绑到了一起。李林在攻破匈奴返回咸阳，急不可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嫚阴公主调情。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部高度虚构的小说的《完结感言》中，作者专门谈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很多细节方面论证史实的依据以及改造的理由，比如秦始皇如何自称、赵高的身份、诏书下达的流程等。这很容易想到马伯庸提出的“三明治理论”。三明治是上下两层加中间一层，上下两层要“实”，中间那层可以想象。在大的史实与细节真实之间，加入虚构和想象的内容，以求探讨一种“历史可能性”。而在神卜先生的《大秦始皇帝能够听到我心声》这里，大的史实肯定不实，细节真实也未必真实，他探讨的不是“历史可能性”，而是一种投射到历史想象中的民间与网络的狂欢性。他突然冒出的对细节真实的认真态度，像极了狂欢盛宴上“一本正经的胡说”，又像全程嬉笑时突然板着脸的严肃，加剧了狂欢和戏谑。小说采用了很多现代语言、网络语言，比如“朕血亏”“被套路”“略显傲娇的始皇帝”“朕嫉妒你个嘚儿”，也强化了这种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