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古代英雄再塑造——读潘军小说《春秋乱》

小说家潘军这些年写小说并不多，但出手还是那样与众不同，还是那样别出新裁。我们想说的是，他新近出版的《春秋乱》又是一部优秀之作。这部作品由《与程婴书》《刺秦考》《霸王自叙》三个中篇构成，更象是中篇小说集。每部作品看似各自独立，其实作家早已赋予了内在的联系，可以当着一个整体来读。据作家创作谈提供的资料，经过近二十五年读史，他找到一个“乱”字来描述“春秋、战国、秦汉”这个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字眼有多么高妙，有多么深刻，有多么智慧。不过，却相当准确。作家重构三个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成就了一部颇具新意的另类英雄史诗。

一 

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堪称英雄——宫斗中的平民英雄，抗暴中的侠义英雄，国家历史命运转折中的战争英雄。虽然每一个英雄的格局境界内涵意义可能并不一样，但作家却通过一个“乱”字找到了他们共同的时代特征——战争连绵、经济破坏、社会动荡、民生无望、道德崩塌、人性扭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人心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向往与渴望，期待寄托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平复苦难的心灵，象光一样引导着人们走出黑暗的隧道，寻求幸福。这种力量形象化的表达就是我们常说的英雄，这样的时代，也会被称之为英雄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春秋乱》是从这种乱世中找到了一条道德的英雄的线索，并把这条线索当作自己叙事的起点。

有意思的是，这些英雄故事，是被太史公当着曾经的历史来述并被一代一代的读者当着不可怀疑的确凿历史来传承。可是，对一个首先需要怀疑习惯怀疑的具有鲜明现代派意识的小说家来说，这些英雄故事更象是一种传说，或者说，有着更多的传说含量。这种怀疑并非现代派小说家才有。我们一直把《史记》当历史读，也把它当文学作品读。纪实文学在这里找到了源头，散文在这里找到了源头。小说兴起后，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源头，认为司马迁也是“虚构”艺术的鼻祖，否则，怎么能把“鸿门宴”写得如此绘声绘声，写成一个文学的经典。也就是说，小说家们在太史公的叙述里，找到了“虚构”的基因。当允许我们把《史记》当文学作品读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我们“虚构”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英雄故事更多地看成传说，是站得住脚的。并非没有英雄故事，而英雄故事是因为太史公细节化的描述和塑造才成为英雄故事。看得出，作家潘军并不怀疑历史，只是怀疑太史公的历史描述与塑造，认为站在当代思想的座标上，英雄故事也可以被后人描述或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

自《霸王自叙》有意尝试后的二十五年里，他都在审慎地思考着这个挑战性的小说创作问题。我们用“审慎”二字，是想顺便纠正习惯的误解，——现代派小说家都是张狂任性的。实际上，现代派小说家尽管看上去想象飞扬放任，内心其实非常敏感，甚至脆弱，他们的历史态度可能比一般人更为如履薄冰。潘军就是这样一个完全掌握现代派思想和技艺的小说家，所以他只怀疑太史公可能把历史叙述成传说，他甚至顽固地认为叙事改变了这一切：“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真伪优劣的唯一尺度”。这种有意露出思考破绽的说法真实袒露了一个中国现代派小说家谨慎与真诚。

我们习惯担心现代派小说家会解构历史，会解构英雄，会陷入历史虚无，从而消解传统、消解文化。是的，我们常常这样描述现代派小说，并认为这是现代派小说之于传统小说的革命性所在，价值意义所在。不过，我们读潘军的的《春秋乱》，不难发现，“既是对历史的怀疑，也是对项羽这个人物本身的怀疑。项羽是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还是我心中的项羽，这一切都是怀疑”。作品怀疑传统英雄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确实存在，但解构却没有发生，颠覆却没有发生，历史还是历史，英雄还是英雄，作家要挑战的，只是历史可能存在着的“传说”部分，作家用现代人的叙事，现场历史，挑战古老的英雄传说，建构起现代的英雄传说。作家以开拓并占有文学叙事空间，整体上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古代英雄的敬畏。

 

二

我们知道，创作《霸王自叙》时，潘军还戴着“先锋”小说家的帽子，至少人们还认为他的小说以“现代派”的先锋见长。然而，这部作品却被认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辉煌的结局”，在“中国先锋小说先别仪式中最引人注目”。我们可以理解为，尽管当时中国“现代派”小说已处于强弩之末，但潘军的《霸王自叙》仍然保持着执意的先锋锐气和探索势头。事实上，潘军的想法已变得相当朴素，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变为自己笔下的“项羽”。

一个几近天才的仿佛有神助的设计，使作家的艺术构思转化为小说现实，诞生了作家潘军自己的“项羽”。那就是“重曈”给了这位古代英雄成为当代第一人称叙事者，进出自如地表达内心的可能性。在作家的故事安排里，项羽这个人物少年时期更象是诗人，或者音乐家，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英雄气质的迹象。突然有一天，“眼晴变得特别明亮，我站在乌江边上，好象目光把江水给劈开了，一眼就能望到底”，“然后便看见了我的每只眼睛里居然有两个瞳孔，而且它们正朝着一南侧叠呢！越叠越清晰”。重瞳不仅让他看见后来沉入江底的兵器画戟，还让他成了千里眼，能看到历史的进程，也看到个人的宿命，甚至不可思议地看到两千年后，人们对他的林林总总的赞许和误解。于是，他的灵魂飞过千山万水，飞越了时空，变成了一个现代叙事者，把积郁两千年的委曲倾倒出来，挺起了作家自己的“项羽”。因此，这个充满非凡想象力的“重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两个完全不同时代，不同思考的“英雄”形象重叠在一起，融汇在一起，使这个项羽变得熟悉而又陌生。耳熟能详的古代英雄故事，突然有了现代意识的生气，有了当代人的读解，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新视角、新情态，新格局。我们搞不清，到底是现代思想精神融入古代历史英雄，还是古代历史融入现代思想精神。这个现代小说典型叙事技巧，也是现代小说叙事的典型“细节”，打开了作家与古代历史的通道，也打开了现代小说具有创新意义的叙事空间。

当然，这种有意展示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细节”，并没有在写《与程婴书》时重复。可能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潘军已经创造了新的能够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细节”，不再需要“神助”，而靠自己积攒起来的思想艺术功力。因此，我们注意《与程婴者》的叙事不再需要一个能撬动叙事的天才支点，就能自然而然地撬动故事的“地球”。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采用了一个相对笨拙的传统手法——书信的方式，直接与主人公对话和读解。这回小说的主人公程婴的灵魂无需飞到当代，也无需突现生理上的与众不同，而由第一人称叙事者飞到程婴那个年代，走入这位平民英雄的内心。我们知道，现代派小说，之所以需要在叙事人称进行根本性调整，是因为发现了第三人称叙事“全知全能”的理性局限，同时也发现了第一人称叙事局限的妙用和多种可能性，例如承认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合法性，而不必受到道德指责。再如可以放大太史公写这些英雄故事时的扭曲变态心理，而仍然不失敬畏。 

坦率地说，《与程婴书》显然更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更接近去“颠覆”传统故事内涵的冲动，使整个叙事更接近作家久违的“现代派”小说的品质，也使叙事看上去更加接近和深入平民英雄的心灵深处。一方面，小说不得不尊重“赵氏孤儿”所承载的历史文化道德的淄重，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来为这个历史故事减负，使这个故事能更多更宽容地接受当代人读解的大信息量的可能性。矛盾的叙事心态倒逼着这个可怜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对话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塞进“第三人称”叙事——看似电影剧本的冷静客观的描述。可以说，这部作品第一人称的对话，有“消解”之意，同时存在的“第三人称”则担任“防范”之责。前者想走得更远更快，后者则重在控制速度。两种叙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看上去比较笨拙的现代故事。

某种意义上说，“与程婴书”说到底并不写给古代的程婴，而是写给自己。作家扮演了“程婴”这个角色。因为他强烈地认为，“我不会表现一个父亲拿亲生骨肉去换取所谓的忠臣之后，这是反人类的，很残忍。如果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父亲，那就是最坏的父亲，我怎么能歌颂这样的父亲呢？”。于是，作品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细节”，那个牺牲掉的孩子实际上是一个乡下的病孩。选择这个细节会降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道德压力、人性压力吗？牺牲掉“亲生骨肉”的父亲是最坏的父亲，牺牲掉非亲生骨肉的父亲会不会可能是更坏的父亲，我们也许无法确认。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个关键性的细节，改变了作品英雄叙事的走向。

《与程婴书》的叙事矛盾是否破解了“人性冲突”这样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考察。然而，这种难题却激活了作家新的创作冲动，催生了另外一部作品《刺秦考》的诞生。有意识的是，作家似乎甘心放弃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完全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技巧来讲述古代英雄故事。这是否表明作家终于彻底告别了文学的先锋和现代主义，一时还不易判断。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接受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描述历史所激发出来的理性逻辑，真正指望借助理性叙事的牵引力，逼近“人性冲突”的主题。这一次，作家保持了想象的天才性，而且依靠着自身的创造力，同样调整了一个“细节”：变“图穷匕见”为图穷匕不见。没有了这把锋利的匕首，荆柯怎样刺秦王？英雄怎样创造英雄的历史？历史会怎样评说这个伟大的游侠？到了这个时候，作家呈现的，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现实主义细节，并由此构筑起整部小说的悬念，埋藏起一个现实主义的主题。这个呈现并不笨拙，却很沉重。

 三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春秋乱》人物塑造问题了。当我们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时候，其实是在淡化“人物塑造”这个概念的。现代小说叙事中心是“叙事者”，而不是他者。只有我们讨论第三人称的“他者”小说的时候，“人物塑造”这个概念才至关重要，才能阐释人物形象的意义。

因为具有超常的异秉，西楚霸王项羽更象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带着不可知的神秘感，他的重瞳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到历史的未来，但他的命运却是上天掌握着的。他在楚汉战中一定是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但在历史命运里注定是一个悲剧英雄。作品尽管试图还原这个英雄的情感内心，让他用现代的抒情方式展现他那丰富多彩的甚至还略显敏感羞涩多情的内心世界，但英雄的本性却一直是人物形象底蕴。在作家笔下，这个英雄的形象，更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中国战神。他因为重瞳，内在个性确实更接近诗人，更接近歌者，更接近哲学家，更体现着如古希腊悲剧一般的英雄。作家怀疑他，却忍不住要赞美他，敬畏他——“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四面的楚歌，象大潮一样由远而近。那是真正的楚歌，其声悲壮而悠扬，仿佛自九天而落。这歌声寄托着我们楚人最简单的理想，就是正义与和平”。

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作家重新塑项羽个性形象的力度并不特别大，只是沿着太史公的思路，写得更加抒情浪漫，更加增添强化了一个贵族英雄的悲剧品格。这个形象的品质在太史公那里早已定型，小说《霸王自叙》则更加丰满。这个题材自《史记》后，不断被重复书写，最终都在“贵族英雄”关系上形成高度共识。当作家们把项羽和刘邦、韩信放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无法跳出伟大悲剧的模式，几乎都要让形象头上那个贵族花环更加美丽绚烂。《春秋乱》心中的项羽通过“自叙”方式，也许没有改变英雄的本质，但成功地把历史变为传说，变为文学的历史表达中的，高崇英雄、贵族英雄，悲剧英雄。也许，这就是潘军心中的西楚霸王吧！

“赵氏孤儿”在历史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一直宣扬着传统的忠君观念。到了近现代，中国有了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人们才发现，这种忠诚内涵渗透着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愚忠”的封建文化，属文化糟粕，并不可取。尽管作家直观归结于“好父亲”与“坏父亲”的关系，其实他思想深入明白，这是一种现代思想文化与落后思想文化不可兼容的关系，才显得特别反感中，无法认可故事内涵的封建主义。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斗争，殃及了世代忠君的赵姓家族，才有了程婴以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换取赵家孤儿，自己背着多年有骂名，把赵家骨肉抚养成为国家栋梁的动人情节。这种道德关系，注定了程婴作为一个平民英雄的复杂性，也注定了今人可以打开重新认识这个平民英雄的可能性。《与程婴书》站到了现代“怀疑”的立场，打破了传统故事的“神话”，支解了传统故事的叙事结构，调整了故事思想基调，注入人性批判意识，颠覆了传统的道德和英雄的主题，把传统“神话”变成了现代虚构艺术的“传说”。

细读《与程婴书》，不仅看出作家叙事的用心良苦，也看出了作家情节安排的深刻用意。程婴不光把乡下买来的病孩送出去，而且他救下的赵家骨肉，实际是他与赵家少夫人偷情所生。少夫人与丈夫赵朔情感不和，与民间医生程婴发生了感情，生下了“赵氏孤儿”。因此，程婴拼着命救下来的其实是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了这个儿子受尽了世人的白眼。他的牺牲精神，失去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说教价值，也失去了传统的悲壮感。这样一来，我们读到了是一个现代世俗的传说，而不是古代英雄的故事——一个用现代小说叙事技巧掩饰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理性主题。传统英雄形象解构了，程婴不再是英雄，回到了平民位置——一个忠实的情人，一个好父亲。

《春秋乱》的人物形象塑造，数《刺秦考》最成功。一部规范的现实主义“传说”，人物性格的走向也格外清晰。整部作品的情节安排，都是围绕着最后的“图穷匕见”，一步一步逼向这个结果。但出乎人预料的是，图穷匕不见，刺杀还在进行。结局是一样的，但刺客最后那句话：“我就是那把匕首”，比刺杀本身更有力量，更令人震撼。传统故事里，不可能出现这个场景，只有在现代“传说”里，英雄才会说出这句话。为了这句话，作家拼了，动用了洪荒之力。

小说描写的燕太子丹的刺秦策划，并非国家行为，并非国家危亡时深思熟虑的选择，更多出自太子丹个人恩怨以及个人复仇的动机，尽管蓄谋已久，也看上去富于正义感。实际上，“这个年轻人貌似不够沉稳的表情下，却深藏着一颗黑暗之心”，因此，他的计划其实相当轻率，甚至铤而走险。不过，并没有妨碍剑客荆柯握住了自已改变个人命运的机遇——一生中最为潦倒的时期，却与命运的辉煌近在咫尺。当他知道自己成为行动的重要成员时，表面不动声色，“心里竟然逐渐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只平静地说几个字：“我能杀他”。

很显然，太子丹是个阴谋家，只是把荆柯当着一个棋子，根本无法理解荆柯心灵深处的英雄品格。对荆柯来说，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是一个英雄的必然选择，他无法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然而，刺杀秦王，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荆柯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承诺的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他所要做的，是要把办不到的事办成。接下去的情节发展并不是我们习惯的思路，而是刺客荆柯与阴谋家太子丹的心理较量。太子丹一次次关怀荆柯，堵住了荆柯所有的退路，使刺杀秦王势在必行，成为荆柯义不容辞的责任。荆柯看似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太子丹的不断洗脑。他当然看出太子丹的险恶用心，也认识到太子丹的龌龊品格，可是他仍然坚定地推行着自己的计划。这个时候的刺秦计划，表面上看，太子丹还在控制局面，实际上主动权已悄悄转到荆柯那边。已经不是太子丹的事情，而是荆柯自己的事情。只有变为他自己的事情，不可办到的事，才有办到的可能。故事朝着这个方向转化，确实是个大手笔——人物个性一步步夯实，性格形象一步步挺立。故事达到高潮，荆柯确实把自己变成了匕首，扼住了秦王的喉咙，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能杀他。然后放开秦王，迎着刺向自己的利剑。这一笔，完成了荆柯英雄形象的再塑造。

《刺秦考》在《春秋乱》中最为华彩；荆柯形象最为高光，某种意义上说，比西楚霸王的形象更实诚，更加闪亮。他身在民间，却有着剑客的侠气，有着壮士的傲气。他当然认识到秦王是个应杀的暴君，但他更直观看清太子丹的丑恶嘴脸。所以，他不能为小人所用，不能让小人的阴谋得逞。与此同时，他又必须实现“我能杀他”的承诺。当他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以后，便自觉断了自己的后路，建立起自己的逻辑，创造了自己的方式，心中已经升华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宏大格局和境界。他这一去，并不是要真的去杀秦王，而是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必须亲口告诉秦王：我可以杀你。生命诚可贵，尊严价更高。中国小说第一次摆脱武侠文化，在武侠文化之外，挺立一个真正的悲剧剑侠英雄形象，意义重大。

（原载《作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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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陵，评论家，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