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汽车记忆

如今，我们的居所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小区里的某个固定的门牌号码，汽车会把我们带往地图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并驻扎下来。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的朋友告诉我，许多有车一族晚上是睡在自已的小汽车里的，这时候，汽车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安全的临时居所。

前些天，我去4S店刚刚为自己的车做了首保。这是我的第二辆车，审美疲劳使我无法对这锃亮的钢铁造型找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定义，想来想去，汽车相当于二十多年前家里装了一部电话，一台空调、一个大哥大，再往前一二十年，就是一台电风扇，或老家乡下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现在，如果上午九点从合肥站坐上动车，两个小时就到武汉了。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合肥一家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收拾好行李后，早上六点半从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上了公共汽车，到合肥已是晚上九点多，足足开了十五个多小时，汽车途经湖北英山、河南信阳、固始，由霍邱进入安徽境内。天很热，残破的公共汽车里没有空调，比车更破的道路上扬起源源不断的灰尘卷进车窗内，人窒息得半死。在大西门三里庵附近一处两边生长着蔬菜的路边下车后，我拎着一卷简单的行李要去投奔在这里工作的弟弟，可半个多小时没等到一辆公交车，偶尔有行人路过，都说这里有些偏，没车了，后来在寥落而暗淡的灯光下过来了一辆摩托车，问去绩溪路省外贸宿舍二区多少钱，摩托车手说：四块，不还价！

坐公交只要两毛，二十倍的天价。已是夜里十点多钟，公交早停了，自行车都很少见，又饿又累的我，一咬牙，任宰了。

那一刻，我最尖锐的感受是：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鬼地方读书？将来有朝一日，要是时来运转能发财，一定要买一辆摩托车。

那一刻，再天才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买汽车。

可买摩托车的痴心妄想也很快就熄灭了。

我的工资加编辑费每月有两百多，而一般单位只有一百多。我拿着两百多高薪还是买不起摩托车，普通踏板“铃木”50轻骑要六千多，好一点的摩托要一万多，所以我在合肥前两年置办的最贵重的家产就是四百八十多块钱一辆的变速自行车，三个月后被偷，其痛苦的情形可想而知。一段时间里，只要见了街上相同的自行车，总觉得那是我被偷的车，总想拽住盘问审查购车发票。这种感觉很不真实，于是花八十多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报社印刷厂在遥远的姚公庙，编校合一的我们统一打黄面的去印刷厂校对，一些兄弟报社的同仁们会羡慕地说：还是你们有钱，坐出租车去校对，太牛了！

在全民骑自行车的时代，坐汽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在合肥打黄面的是相当体面的，能坐上黄面的跟如今坐上“奔驰”、“宝马”的表情是一样的，经常在酒店门口见到头发涤亮的暴发户从安全系数较低的黄面的里跳下来，神情很优越，他们在酒桌上也会有意无意地说：“车太难打了！”说这话强调的不是车难打，而是打车这件事。其实那时候车并不难打，不是车多，而是打不起。如果打一次黄面的花去八块钱的话，等于损失了十来碗面条，二十多斤砀山梨，三十几个土鸡蛋。

一个飘着细雪的周末，我和报社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到肥东的一个朋友家喝酒，喝完酒已是漫天大雪，路太滑，车闸失灵，回来的路上，几个人前仆后继地摔倒在地，倒地后还在地上赖上一会，以恢复筋骨。好在那年月路上汽车很少加上夜深人静，所以不存在死于非命的危险。记得回到宿舍已是十二点多钟。第二天在报社办公室里，我反省这件事时总结说：我们应该合伙打面的回来，将自行车放在面的后面。有同事说：一辆面的不够，两辆太浪费。从肥东到合肥打车每辆二十块钱，雪天二十五。一个酒没完全清醒的同事说：什么时候我自己买一辆汽车开着出去喝酒。办公室里所有人也包括我，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就都笑了起来。

汽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一辆普通的“尼桑”、“蓝鸟”轿车在当时的合肥值两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再好一点的车，如高配的“凌志”、“别克”、“奥迪”等就可以盖一幢普通的宿舍楼和两所希望小学。所以说领导干部屁股下面坐一幢楼一点都不夸张。在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一代人中，当官除了为人民服务外，很大程度上是能坐上专用的小汽车。多少官场弟兄为了能熬到配上小汽车的级别和职务，头发大面积脱落，心血如啤酒一样被岁月耗尽。一九九四年我被组织上任命到一家出版社任副社长，社里有好几辆汽车，其中一辆“丰田”面包和“三菱”轿车最初我是常用的，出入行走，以汽车代步，不少同学都眼红，说我终于享受腐败了。回来一想，我也就真的觉得此事很严重，而且确有腐败嫌疑，于是除了公务，从不动用单位的车，平时上下班跟同事们一道骑自行车。动用公家汽车在我那时候的意识中，不是动用交通工具，而是动摇一种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许多年后，旧事重提，酒桌上又有同学说我那样做很滑稽很幽默。我哑口无言。其实，汽车的性质一直没变，而是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变了。

如今，汽车已走下神坛，高贵的意义也被消解，同时被损耗掉的还有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我居住的小区里一位批发烟酒的小伙子买了一辆“凯越”，他说平时自己玩，偶尔给租赁公司出租，一年能挣回两三万，乡下表侄在百脑汇电脑城租了一个摊位，那天电话里听说我要从北戴河回来，他主动问我：要不要我开车去车站接你？我问什么车，他说是白色“雪铁龙”，我说你爸爸在乡下开手扶拖拉机，你都开上小汽车了。他谦虚地说：如今城里小汽车跟乡下拖拉机是一样的。

整个合肥都在堵车，金寨路高架和南一环交口白天就像一个失控的停车场，上下左右、从早到晚全是车，面色苍茫的车主们手扶着失去了方向的方向盘，在遥遥无期的忍耐中等待突围......

看匍匐在拥挤马路上一辆辆举步惟艰的小汽车，看走投无路时因无意中违规而接受交警罚款的小汽车和驾驶者，看小区里孤儿一样趴在路边、草坪、树下、墙角里的小汽车，你会觉得繁华都市里的小汽车，不仅不再高贵，甚至连基本的尊严也打了太多折扣。

时代就这样在你不经意之间悄悄地就把高贵与卑贱、富有与贫穷、显赫与平淡、优越与庸常、伟大与缈小重新洗牌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汽车已经变成了手扶拖拉机。没有永远的高贵，也没有永远的卑微，汽车如此，人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