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短篇小说现场】（六）

春天里的舞影

朱斌峰

春天里的夜晚有神秘女子惊现而舞的消息，是彩山村村长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银城玻璃制品公司展厅里，领着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观赏九层玻璃塔的模型。村长的声音从大山深处飘来，迟迟疑疑，像是被风吹得欲断还续的细线。我礼貌地掐断电话，心生烦躁。我早已不再关注新闻、八卦和流言——有人欢欣鼓舞地说这是伟大的信息时代，可在我眼里，那些纷纷扰扰的信息无非是不同面目的裁缝各取所需缝制的盛装，看似天衣无缝，其实破绽百出，甚至衣不遮体。我有个号称影视界大咖的朋友祥子，三杯酒下肚，就会激情洋溢地说起当红明星的秘闻，如同亲眼所见，其实只是在贩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绯闻——不过那家伙摇晃大脑瓜的样儿，像是为大灯泡做广告，还是可亲可爱的。我不奢望从那些满天飞的泡沫里听到真相，只是耐心地保持着微笑，就像面对一堆碎玻璃发出的声儿——可村长的消息还是让我心里飞进了半只蜜蜂。

春天里不是季节的名称，而是一幢立在山谷里的房子。去年，我从彩山村村民手里买下两块宅基地，花了比制作微型玻璃塔还要长的时间，建起了那幢玻璃房。不大的山谷里只有它遗世独立着，钢木结构的三层楼，大面积的玻璃墙收集着山峦、云朵和星星的影子。山谷外的彩山村，徽派旧宅和水泥小楼错杂着，墙根下的木风车、田野里的稻秸垛、大树下坐着的戴草帽老人，显得空旷而寂寥。那幢玻璃房就像是从我心里长出来的，唯一遗憾的是，每逢雷雨天，房内的电闸就会被闪电吓得兀自跳开——据说源源不断的电流从城里抵达山谷就已微弱，只有插上两根水泥杆安上变压器，才能保持玻璃房灯火通明。我原本想把它建成民宿，可建成后就不愿对外开放了。我偶尔会独自或约上三五好友去那儿，跟山风、树林、飞鸟作伴，过几日不被打扰的时光。

有天晚上，我独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手机里有人在唱《春天里》，不知是汪峰还是旭日阳刚。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得眼睛都湿了，于是就把玻璃房命名为“春天里”。

我不愿意有陌生人走进春天里，即便那是个神秘的会跳舞的女人。

春天里的确住着一个女人——她叫梅姐，是个帮我打理玻璃房的五十多岁的胖妇人。

梅姐一直跟随着我，在春天里还没影儿时，她是银都玻璃制品公司的厨娘。我爱吃她烧的酸菜鱼，百吃不厌。更早之前，我还没出生时，她就跟她家的桃树以邻家姐姐的姿势，站在我家隔壁的院里。矿山家属区有着排列成行的平房群，像是被酒醉的诗人写乱了的诗行。我家所在的那行诗句里，住着九户人家，外墙都是红砖的，内墙刷着半截绿漆，每家每户格局相似，都摆放着木头茶几、五屉橱、黑白电视机什么的。夜半时分，矿区地皮轻轻颤动时，我就觉得自己正乘坐着一列绿皮火车，在大山里钻来钻去。矿山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口音相杂，像是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的旅客，可每个人的来路不同，什么金沙江、葫芦岛、枫香墩，那些陌生的地名让我好奇而又向往。梅姐的父亲来自四川，从部队转业到矿山大食堂当炊事员。他总把白毛巾搭在肩上，随时随地擦着脸上的汗。他爱摇晃着胖墩墩的身子，脸上漾开满足的笑，吹嘘他在部队是神枪手，吹嘘他老家有座石佛有大山那么高，吹嘘他的厨艺全矿第一，浑身得意劲儿仿佛矿上人都是他喂养的。梅姐却是安静的，她站在她家的桃树下，眼神像是被天上的小鸟叼走了。

每每吃晚饭时，梅姐会隔着竹篱笆，递给我一小碗酸菜鱼，像是给馋嘴的小猫喂食。

我吞下鱼片，仰着脸问她，梅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呀？

她甩甩长头发，能干什么？做矿工呗！我真想去银城，做纺织厂女工。

我嘻笑，大头哥说，纺织厂女工多，钢铁厂男工多，最好男去纺织厂女进钢铁厂。

她咬着米粒，为什么啊？

我盯着她好看的脸，物以稀为贵嘛……那样就好找对象了！

她的手指从竹篱笆穿过来，点在我的头上，你啊，真是人小鬼大！

其实，那时我们早就觉得有些事情是天生注定的，当南腔北调的父辈来到大山里建起矿山后，他们就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作为他们的儿女，我们会子承父业把矿工进行到底，只不过男生大多下井采矿，女生可以去矿山广播站、幼儿园、地磅房、矿灯房而已。我们已经撇去父辈的方言，以同样的腔调说话，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着同样的命运了。我们晓得矿工是自豪的职业，却想去大山外的银城上班——虽然矿区有学校、粮站、邮电所、卫生院、供销社、工人俱乐部，足够让我们衣食无忧地完成娶妻生子、生老病死，却没有像银城那样的动物园。我们常常挤上运送矿石的小火车，在哦哦哦的汽笛中，在咔咔咔的微颤中，钻出大山去往并不远的小城，而纺织厂、冶炼厂、钢铁厂就是银城的标记。

我偶尔能听见梅姐在院子里轻轻哼着歌儿，跟芭蕾舞里的小天鹅似的转着圈儿，哼着转着，那棵桃树就开花了，她就长大了。

从矿山技校毕业后，梅姐果然去地磅房上班了。没过多久，她就有了男朋友。那家伙是矿山附近制药厂的销售员，高高大大，头发自然卷，腰上的钥匙串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声。据说他很有本事，制药厂的葡萄糖一半是他卖出去的。他第一次走进隔壁院落时，我就对他有着莫名的敌意，就像面对突然而至的闯入者。

我隔着竹篱笆，赌气似的对梅姐说，梅姐，我不喜欢卷毛哥！

梅姐有些意外，为什么呀？他有啥不好吗？

我闷声，反正就是不喜欢他！

梅姐咯咯地笑了。

梅姐嫁给卷毛哥后，常常坐在卷毛哥的摩托车后座上，风驰电掣地回来吃饭。卷毛哥能吹牛会喝酒，总跟梅叔喝得勾肩搭背亲如兄弟。梅姐就像偷食了梅叔的面包发酵粉幸福地胖了起来，连笑声都胖了。

就在梅姐生下女儿时，矿山因资源枯竭关停了，那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如同发生了一场火车脱轨侧翻事故。运矿小火车停开了，工人俱乐部听不见《咱们工人有力量》男声大合唱了，机关大楼楼顶大喇叭哑了，矿工们纷纷下岗出外寻生计了，人去楼空的矿区恍惚一下子就衰老了。梅姐下岗后，长头发剪成鸡窝状，整日抱着女儿在台球室里忙碌着，脸色蜡黄了。我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梅姐不能像矿上的广播员——那个从北京来的单身阿姨那样，躲过时光的腐蚀，总保持着小姑娘的样子呢？

那时，我在银城东奔西突，先开了玻璃店，为小城千家万户切割玻璃门窗、安装玻璃阳台，然后又在开发区的田野上拿下一块地，建起玻璃制品厂，生产盛装化妆品、药品、酒水的器皿。等稍稍能喘口气时，我回到矿区，才发现梅姐正在破败的街道上枯萎着。卷发哥跟一个长发女人好上了，梅姐跟那女人明争暗斗后离婚了，正带着女儿靠着台球室过生活。她灰头灰脸，整日神情慌张，脸上像是锈住了。她还患上了一个毛病，一看见女人的长发就会心悸眩晕发偏头痛，那应该是婚姻事故留下的后遗症。于是，我将梅姐母女接到银都玻璃制品厂。她不愿意跟玻璃打交道，就一直在厂里做厨娘，烧的酸菜鱼还是当年的味道。

这样的梅姐真没什么神秘的。

我不相信春天里有人夜半而舞，可传言还是像无微不至的风来了。

我想我应该去彩山村堵住村长的嘴，让那流言不要传开。我开着车捎着朋友祥子，从银城向大山驶去，不是去春天里，而是去拜访村长。我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村长向我透露传闻有何居心，只是想起他曾热情地陪我逛过整个村子。他指点着村里的旧祠堂、半山的寺庙、远处的鸡鸣驿和空置的徽派旧宅，说起当地的掌故，谈起他想把彩山村建成影视拍摄基地的计划，并恳请城里大老板的我为他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当时我满口应承了——也许村长是在提醒和催促我吧。我邀请祥子同行，就是想让他以影视界资深人士的身份，考察考察彩山村，给村长一个交待。我甚至想，如若村长肯缄口不语，我愿意为美好乡村建设制作一个应景的玻璃雕塑。我在车上把事儿跟祥子说了，祥子摸着被安全带勒紧的肚子，弥勒佛般眉飞色舞起来。

这算啥事？你一个大老板，怎么还为这种小事叽叽歪歪？

我呵呵地笑。

其实咱俩挺有缘的……我以前在国营灯泡厂干过……吹过玻璃灯泡儿。

哦？

那时，咱们厂长牛皮哄哄，整天说要造出人造小太阳！

人造小太阳？

就是那种一千瓦的氙气灯……厂长想用那种大灯泡照亮光明路整条街。

那厂长的计划成功了吗？

没有！咱们是狗咬猪尿泡空热情了一场……当年咱们真是年轻啊！

后来呢？

后来，灯泡厂被厂长买断成了私营企业，专门生产霓虹灯了。

……

我不知道祥子的故事是他亲身的经历，还是他习惯性的虚构，也许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我很佩服祥子能把每一个故事，说得生龙活现，说得津津有味。我在建成玻璃制品厂时，也曾有过生产玻璃灯饰的想法，连名字都想好了——三色照明公司。可我只会收集液体，不会收集光，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银都广场上建起高耸的九层玻璃塔，与小城铜质钟楼、木构鼓楼遥相呼应。

山路越来越窄越弯曲，植被越来越多越充沛。我们渐渐把喧嚣抛在身后，遁入静静的时光。我们钻到彩山村时，村长已经在村部门口迎候了。大山被湿湿的绿浸润着，山顶萦绕着白白的雾气，天上的云里似乎藏着一场细细的雨水。我们跟着村长走走停停，那个外表墩实的中年男人把村里的掌故又讲了一遍，说得那么熟稔，就像吐着一根被日光暴晒过的稻草。我听得恹恹欲睡，只是意外地发现村头晒稻场多了个名叫彩山人家的小型民俗博物馆。那石基土墙的大院里，摆放着水缸石磨、风车犁铧、织布机绣花鞋、木制摇篮和铜锁扣上的木柜之类的器物，在昏黄的光线里弥漫着遥远的告别气息。祥子发出夸张的笑声，不停地用手机取景拍照，似乎想把那些老物件收进手机里。我知道要不了多久，我的朋友会在朋友圈里，以九宫格长篇累牍地推出做旧了的照片，引得点赞如蜜蜂般嗡嗡飞起。

等我们在村部坐下，偌大的会议室里只有祥子洪亮的声音了。那个大嗓门的家伙滔滔不绝地说起影视圈见闻，高屋建瓴地谈起彩山村打造影视基地的策略，信誓旦旦地说他可以引进他的朋友执导的《山乡巨变》剧组走进彩山村。他的话就像泥石流冲刷而来，村长插不上嘴却蠢蠢欲动着，不停地斟茶递烟点头称好。我知道祥子的话满是水分，听着听着却忍不住激动起来，既然乔家大院、宏村染坊能凭着一部影视剧火起来，那彩山村未必不能如祥子所说声名鹊起的。一阵风从窗外吹来，我倏地冷醒过来，为自己刚才的激动羞愧。其实，我并不想彩山村被人打扰，可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让我中蛊了——也许我们都是叫不醒的做梦人。

奇怪的是，村长一直没有提春天里有人跳舞的事儿，那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作为曾被玻璃的尖嘴刺伤过耳朵的人，偶尔幻听是不无可能的。可等我们坐进乡村土菜馆，喝得耳酣面热的村长竟然开口了。他说好多村人都看见过，午夜的玻璃房阳台上，有个长发女子穿着白色衣裙跳起舞来，待细看时又不见了。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仍听得心惊肉跳，仿佛那是个不祥之兆。

我喃喃，怎么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村长笃定地看着我，怎么说呢？咱们这儿有个传说……听说很久很久以前，彩山上就有白云变成女子在山顶上跳舞……咱们的先人就是看见那个异象，才在这儿定居下来开花散枝的。

我心稍安，这个传说听起来还算吉利。

村长的脸被酒泡得模糊了。后来就总有人看见白衣女人跳舞……就说四十年前吧，一个从上海下放到村里小学教书的女子跳下悬崖后，又有人看见白衣女子在山上跳舞……没想到这事儿又在您的玻璃房出现了……

我的心又被揪了一下，嘴上浮出笑，怎么会？不科学嘛！无稽之谈！

村长连声应，对对！就是个无根无据的传说！

一串笑声泼染开来，祥子腆着大肚子眉开眼笑了，这是好事啊！不管这事是有是无，只要传开来就能吸引人来……有些景区不就是编造这样的噱头吸引人气么？看来这里就要成为网红打卡地了！

我和村长怔怔地看着祥子那张过于肥大的脸，都没说出话来。

我恍惚听见春天里满山谷的鸟雀聒噪起来。

关于春天里的传闻，就跟龙卷风般流传开了。

先是祥子发了朋友圈，绘声绘色地说起彩山村一个玻璃房里疑似出现了灵异事件，还配发了一张嫦娥奔月的图片。接着，好几个熟识的朋友打来电话，或开玩笑或神叨叨地向我查证传闻的真伪。我矢口否认，却让他们更信以为真了。再后来，传言在网络上传开，不时有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要入住春天里民宿，气得我差点换手机卡了。果然，流言比瘟疫还有传染性，比风跑得还要快。我讨厌流言蜚语的灰尘，却不怨祥子，他真正的身份是小城作家，就是靠贩卖浮光掠影的故事为生的——至少他比那些拼贴新闻贩卖消息的媒体工作者要有趣。我没答理这事儿，不信一条虚假的小鱼能翻起浪花。我想要不了多久，这条传闻就会被更多的泡沫淹没，就会烟消云散。

事情总是出人意料：竟然有人根据流言判断我在春天里金屋藏娇了，怀疑跳舞的长发女子是我的情人。她是睡在我身边的女人，眉毛画得很细，眉峰画得很高，很重的眼影遮不住眼角的皱纹，脸部就跟悬崖峭壁似的。她没有跟我争吵，在我面前总是冷着脸专心致志地涂着脚指甲，私下里却派人在玻璃房前蹲守，仿佛那条流言变成锈迹斑斑的钉子扎进她心里了。我想跟她解释什么，却不知怎样开口，又不敢把事儿越描越黑。我宁愿她在春天里捉到跳舞的女人，是聊斋里的狐狸也好，是我的情人也罢，那样她悬着的心也许会踏实下来。我甚至想雇一个长发女人去玻璃房跳上一曲午夜的孔雀舞，了却她的心愿。

我更没想到春天里因传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梅姐急急地打来电话说，她发现一到夜晚就会有好多眼睛甚至摄像机镜头对着玻璃房，让她提心吊胆，像是囚在大探照灯下的监房里——这真是让人不愉快的感觉，城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电子眼了，为什么大山里还要有复眼动物呢？我思来想去，不便派保安去守护玻璃房，只好单身赴会去往春天里。

这天晚上，我吃过酸菜鱼，与梅姐坐在玻璃房阳台上，喝着咖啡闲聊。晚霞逐渐散去，天空和玻璃墙显出纯净的暗蓝，山谷里的树林在风中轻轻摇摆。

我问梅姐，你看见过有女子穿着白衣，在阳台上跳舞吗？

她摇摇头，斑白的短发像被秋霜打过。

我又问，那你相信那个传闻吗？

她还是摇头。

我轻轻地笑，那你怕什么？

她抬起眼，慌慌地扫了扫四周的树林，我不怕鬼怪，就怕人的眼睛。

我看见她哆嗦了一下，便低下声，梅姐，别怕！没什么可怕的！

她定定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俩又说起矿山往事，聊起她远在北方上大学的女儿，断断续续的声音跟山风融在了一起。渐渐，那种久远的好看的笑，从她的脸上漫了出来。

等星星出来偷听时，我俩各自回卧室了。不知梅姐有没有安然入睡，而我在静等着午夜的到来。我一遍遍地摩挲强光手电筒和一把角铁制成的刀，那不是为可能出现的白衣女子准备的，而是用来对付那些窥视玻璃房的眼睛们。我要看看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必要时将刀插入他们的臀部。我从小就明白刀是雕琢事物最干净利索的器具——我曾用那把刀吓跑过少年时的情敌，讨要过玻璃工程款——只是那把刀有些生锈了。我对自己用刀的准确性充满自信，懂得如何把刀恰如其分地插入人体部位。我要重拾旧刀，制造一桩流血事件，把那些眼睛从春天里赶走。

当指针指向午夜十二点时，我拎着强光手电筒和刀，踅出玻璃房，钻进树林里搜索起来。几道强光暴射之后，传出几声惊呼，然后强光和惊叫就被黑色吞没了。我绕着山谷走了一圈，看到了九张被强光手电筒照射得骤然变形的面孔。有六个陌生人自称是喜欢探险的驴友、直播爱好者和新闻从业人，那些叶公好龙、鹦鹉学舌的家伙胆子真小，被我吓得丢下一台小DV和半截手指落荒而逃了。

还有三人是熟人，我不得不把他们请进玻璃房里。

我盯着一张熟脸，你是村长，怎么也在这里蹲守呢？

村长抹抹头上的汗，舌头打结，那个……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搞好平安乡村建设哦。

我又转向另一张脸，祥兄，你呢？

祥子腆着坦坦荡荡的肚子，我嘛，就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创作一部《午夜惊魂》之类的电影！

我笑笑，看向旁边抖抖索索的人，那个高颧骨的年轻男人仍闭着眼，像是被强光手电筒照瞎了。我没问他什么，他就是被人派来捕捉我的情人的人。

梅姐没有走出她的卧室，也许她睡得太熟，没有什么能惊醒她。

梅姐是自愿来春天里的。她说她总失眠，就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儿，也许那样就能睡好觉。我起初不同意，担心她一个人在山谷里太孤单太不安全，准备找个当地村妇打理玻璃房。她就一连几天都不烧酸菜鱼，执拗地表示她生气了。我只好答应下来，真希望山谷里的风、云和星星能治好她的偏头痛。

梅姐第一次偏头痛发作，可能是在警车带走我的那天黄昏。之前的某个夜晚，刚上矿山技校的我和三个小伙伴，去银城翻进钢铁厂仓库拿了些角铁，用技校实训车床制成刀的形状，又跟冶金技校的学生打了一架，用那角铁制成的刀刺破了冶炼厂子弟的大腿，于是公安就找来了。他们开着警车奔来，把我们从矿山技校里揪了出来，游街示众般带着我们缓缓驶过矿区，以威慑我们的同类。当警灯闪烁的警车呜啦啦地驶向地磅房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见了站在青砖地磅房前的梅姐。她看见我，捂着嘴尖叫一声，愣了愣，就边喊着我的小名边跟着警车跑起来。她跑着跑着，脚步飘摇，忽地捂着脑瓜坐在柏油马路上——后来我才知道她犯了偏头痛。我起初以为是警车的叫声让梅姐落下病根的，后来发现自己冤枉了公安——在我认识的公安朋友中也有患偏头痛的——也许有些人就像天生洁癖一样，对某种声音过于敏感吧。我从看守所放出后，被父亲暴打一顿，在家里关了一个多月。我蜗在天昏地暗的家里，耳朵变得越来越灵，一听见隔壁传来小鹿般的脚步声，就走到竹篱笆前，对着下班归来的梅姐笑。梅姐会停下脚步，甩甩长头发跟我说说话儿。她不无忧虑地说，你啊你，这样混下去，矿里是不会收你当工人的，你长大后怎么办呀？我只能摸摸发青的头皮暗自气馁，脸上却坚持着嘻笑。那时工人是光荣的职业，而不能成为国家正式工、集体工就是盲流——现在想来，梅姐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第二次看见梅姐犯偏头痛，是在矿区工人俱乐部前。那天早晨，街上飘着淡淡的雾气。卷毛哥像一粒台球从台球室里滚出，骑上摩托捎着长发女子扬长而去。梅姐从台球室里冲出，看着摩托长发飘飘而去，瘫倒在水泥地上号啕起来。我上前去扶她，发现她像是散了骨架，怎么也扶不起来。雾气越来越淡，围观的矿工家属渐渐多了。我情急之下，背起梅姐一溜烟地跑回家。梅姐的偏头痛严重地发作了，痛得出现了幻觉，说她看见长发在她眼前飘来飘去，要我把那长发快快剪掉。我找到剪刀却找不到长发，心知那旗帜般的长发已被摩托带走了。梅姐悲泣地诉说着，说她失去了工作又失去了丈夫，真是命苦。梅叔叉着腰气汹汹地对着空气骂，说他要是有枪就一枪毙了卷毛狗。梅婶唉声叹气，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儿怎么嫁了个吃喝嫖赌的男人呢！我没有说话，转身回卧室用砂纸磨打起角铁制成的刀。

一天晚上，我在迪斯科舞厅找到卷毛哥。那时，他从制药厂停薪留职，下海办了那家黑灯瞎火的舞厅。我对舞厅并不陌生，知道那里无非有一些男女在幽暗的灯光下，借着跳交谊舞的幌子，搂搂抱抱摸摸捏捏而已——我曾在那儿的地板上踩到过已经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也曾在舞厅经理室，独自翻看过卷毛哥偷偷从香港弄来的《龙虎豹》，那画报上的裸女让我热血沸腾。

我一走进舞厅经理室，卷毛哥就笑着迎过来，像往常一样拍拍我的头，小弟，你咋来了？

我盯着他，梅姐那么好，你为什么还搞外遇？

他脸上肌肉僵了僵，声音是软的，这个……你还小，不懂。

我冷笑，懂你妈！说着刀就跳了出来，插在他的大腿上。

他痛呼一声，趔趄地跌坐在沙发上。

门被嘭地撞开，一个看场子的光头冲进来抓住我，对着卷毛哥喊，老大，你没事吧？是做了这小子，还是把他交给公安？

卷毛哥挤着眉头，挥挥手：放他走。

光头愣了愣，手慢慢松开了。

卷毛哥看着我，小弟……那种事，长大后你就懂了……你走吧。

我犟犟脖子，上前捡起刀，狠狠地盯了他一眼转身而去。

很多年后，我偶遇早已成为电子厂门卫的卷毛哥，想上前握握他的手却忍住了。我说：卷毛哥，作为男人我懂你了，可我不能原谅你！卷毛哥讷讷，唔，为啥？我笑笑，有时我连自己都不能原谅！卷毛哥没再说什么，像个陌生人转过身子。我眼睛有些潮，发现曾经高大帅气的卷毛哥过早地佝偻了。

梅姐的偏头痛最后一次严重发作，可能是在听到梅叔亡故的那天。那时，她正在银都玻璃制品公司食堂烧酸菜鱼，鼓捣起腾腾的热气。一个电话打来，有人告知她梅叔在乡村到矿区的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没了矿山大食堂，日渐衰老的梅叔偶尔会去矿区四周的乡村，为村里人家红白喜事帮帮厨，然后红光满面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老人家应该是喝酒喝多了，骑车栽进那条矿山排污河里的。我闻讯赶到食堂，看见一只翻盖手机断了翅膀似的扔在一边。梅姐正抱着头蜷缩在地上，在喊，痛！痛！痛啊——而酸菜鱼的香气正在四处弥漫。

其实，我对春天里能养好梅姐与生俱来的暗疾，是没有信心的。

春天里午夜舞女的传闻，就这样没造成实质性影响，泡沫般消散了。

有个朋友曾推着鼻梁上的深度眼镜，忧心忡忡地劝诫我，这是现象即本质的时代，传闻会变成真相。你必须消除那个流言，否则那流言传久了就会成为事实。我觉得他的话是呓语，可还是心悸了许久。当春天里恢复平静后，我在心里窃笑眼镜朋友，无论什么时代，谎言都不会变成金条——人想得太多就会生病哦。我刚放下心来，祥子打来电话，压低大嗓门神秘兮兮地说，春天里的舞女，只会在月圆之夜出现。我一笑置之，没把这话往心里去。我很忙，得在银城人模狗样地活着，要用玻璃吹制漂亮的器皿，甚至制造透明的玻璃塔——春天里的玻璃房只是我的偷闲处而已。

天近中秋，月亮圆了起来。我想起自己好久没去春天里了，就开着车迎着黄昏的落日，甩掉银城向大山驶去。一幢幢高楼的玻璃幕墙退去，一座座青深的山峦围来，我恍惚钻进时光的隧道。车至彩山村，我忽然想起祥子的话，心里一动闪出个念头：月圆之夜，玻璃房的阳台上究竟会不会出现白衣舞女呢？于是，我停下车在乡村土菜馆吃过晚饭后，悄手悄脚地攀上山谷里的石岩，眺望起玻璃房。身边的树木野草青润欲滴，仿佛叮叮咚咚的泉水就是从那些树根叶脉里流出来的。山顶薄云濡上微湿的青色，渐渐跟月光融成一片。对面玻璃房里，灯火不知何时亮起，又不知何时熄去，只留下阳台上那盏明晃晃的大灯。我没有看见梅姐的身影，只看见月光在玻璃墙上无声地纷落。

我左顾右盼，等着午夜的降临。我早已经历过一次次焦急的等待，可这次却有着悠然的清闲，就像把自己泡进了慢放的时光里。我恍惚听见草丛里的虫鸣、树叶的呼吸，看到夜气下植物在悄悄枯荣，感到一缕缕凉意沿着大腿游了上来。

月亮升上山巅，果然又圆又亮。忽而，对面玻璃房的大灯骤然雪亮，我睁大眼睛，真的看见一个白衣女子出现在阳台上，甩动长发跳起舞来。她仰着脸看着圆月，双手上举，脚尖踮起在悠悠转动，就像抓住长发要向月亮飘去。我用力揉揉眼睛，就在那女子转过身时，惊讶地发现那张脸是属于梅姐的。她的脸被月光照得很白很白，白得没有一丝皱纹。我在心里深深地喊了声梅姐，却不敢惊动她，悄悄转身踅出山谷，在山下启动汽车悄无声息地驶上月光的轨道。

春天里渐渐远去，我确定自己没有喝酒，也没有产生幻觉。我在心里问自己，我怎么从没发现梅姐喜欢跳舞啊？梅姐的短发怎么会变成长发呢？难道她买了头套？难道是我看花了眼？

车至银城，我才打开车载音乐，一首歌像料峭的风扑面而来：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 这春天里——

我想我该为春天里种上一树桃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