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街（外一篇）

黄良顺

一

当年从徽州府前往杭州的“官道”已是“四世同堂”了，从青石古道到盘山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不慌不忙，三天到余杭”的民谣还挂在嘴边，如今已进入“千里沪杭一日还”时代。

八百多年前，那个后来被封为宋徽宗的皇帝被掳金国，尽管其书画艺术成就足以雄冠历代天子，但他的江山却一塌糊涂地洇化在了他的笔墨中，幸其九子康王赵构一路南下，继承了半壁大宋皇位。一路南下的还有山西太原一位王氏臣民，他们拖家带口，筚路蓝缕，来到南宋皇城临安，并沿着天目山下的一条青石步道一路西行，直到这山峦耸翠的徽州山村里（现安徽省歙县杞梓里镇杞梓里村），那颗被战乱驱赶得颠沛流离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昌源河与社溪汇合处有个叫“溪子里”的村庄，接纳了这家中原流民。这个已有方、吴、鲍、赵等十多姓氏的小村也因王姓的到来而日渐兴旺，中原士族的朗朗书声开始回响在这秀美的山水间。随后那个现在听来有几分田园诗意的村名也有了新的名字——杞梓里，它虽是来自于村边的杞树和梓树，但总能让人感到多了几分四书五经的意蕴。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鸿儒名臣，自然会让人想起“如斯人者，国之杞梓”，想起当年主张村庄更名的王姓高祖。

和这个村庄一起衍展的，还有他们一路走来的那条古官道，就像一条滔滔东去、舟楫如梭的大河，给这个宽阔的“码头”带来无尽的人气和商机，一条商贾云集的街市就此丰腴起来，成了杞梓里的中轴大路。

老街长约800米、宽3米许，依山临河，横贯村庄东西，数条深巷呈鱼骨状向两边伸展，将村庄的细枝末节与北面的来龙山和南面的昌源河连在一起，如同一具完整的身体骨骼，把一栋栋老屋，以及老屋里曾经和现在住着的王姓子孙串在一起。

老街的肌肤是铺设在街面上的一块块昌源石，方方正正，厚实端庄，仿佛岁月的竹简，记载着村庄的一切过往。街面石板中间横陈，两边竖列，像时光纺织的经线和纬线，构筑了老街的立体画面。

老街东高西低，形成自然落差，东有“五猖庙”，西有“植三亭”。街面下是一条长长的暗渠，汇聚了千百年来，流淌到这里的涧水和檐水，浸润着、滋养着一代代王姓子孙，积聚成老街的巨大财富，衍化在高耸莹润的青石门阙里。

二

少年时期，从二十里外的峡谷尽头走到这里，然后再前行五里，就是我就读的学校，本来是有另一条近路可走的，但我还是会时不时地绕点路，穿过这条现在看来并不宽敞的老街，背着那个一成不变的竹篓，几筒一成不变的干菜和几本随时变换的书籍。那时，走在这条街上，总有一股隐隐的气流润入我心中那个模糊的思绪，像一支忽明忽暗的光烛，试图点亮那条蜿蜒坎坷的前行之路。如同我后来走在县城的“解放街”、屯溪的“黄山路”、南京的“中山路”、北京的“长安街”一样。

当然那时还没人叫老街，相对于村外那条1934年开通的徽杭公路，这里还是当地人心中最神圣的“大路上”，以及我眼中的“镇上”。店肆接踵，繁华鼎沸。

一条街，所谓的老，除了岁月的沧桑及其形成的褶皱，应该还有无尽的空寂和孤独。它们叠化在一起，才是老去的意象。物如此，人亦如此。

此后几十年，我无数次前往那个生我养我，后来成了故乡的村庄，汽车风一样行驶在已成村庄核心的徽杭公路上。老街则成了车窗外一晃而过的一抹光影。

晚秋的傍晚，我再次走进老街，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从街的西面走到东面，然后再从东面原路返回到西面。阳光脱去了夏日的焦躁，穿过斑驳的老墙，涂抹在藏青的石板上，透着端庄的灵动。那些沉寂已久的老屋，高耸的门楼，厚重的石柱，镂空的浮雕，如一尊尊入禅的老翁，沧桑的容颜在秋阳下铺平，一缕白发辉映着旧日的雍容，让人想起故园的时光。

老街确实老了。街面上松弛的石板缝隙和断痕里，浆补了白花花的水泥，仿佛老街的皱纹和色斑，从历史宽阔的额头上蜿蜒而至。街上冷冷清清的，大部分房屋木门紧闭，一把把各式各样的铁锁，锈迹斑斑地挂在那精致的雕花门环上，也锁住了一段悠远的旧时光。偶有开着门的，也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有的正在张罗着午餐，有的只是静静地坐在门前的木凳上，和那只半睡半醒的老猫一起，在过往的时光里呢喃着，透着岁月的质感。

走在老街上，一丝凉凉的风从两边细细长长的深巷里吹了出来，这些当年弥漫着烟火味的气流，如今只有老屋天井里飘出的陈年腐木的味道。我依稀记得那曾经的书店、供销社、银行、饭店、理发店，还有某某同学家，某某亲戚开的店，它们和我曾经在这里走过的每个脚印一样，都已消失在岁月深处。

这里曾是很多人的根，那些粗粗细细的根须依着老街纺织了一张密密匝匝的网，但如今他们的枝枝叶叶也经不住远方的诱惑，风一吹便飘走了。再不济也已飘到不远处的公路边，他们在那里竖起一栋栋比原来更高更大的楼房，依旧和他们祖先一样，张罗着一爿杂货店、小吃店什么的，每天迎送着门前的人来车往，时不时还会瞧一眼对面高速公路上箭一样穿过的汽车。将曾经的荣光遗忘在老街的青石板里，任由尘埃飞扬。

三

在徽州，一条老街，或是一个古村，没走出几个进士，几个举人，是谈不上荣光的。

老街西面的水口在修建公路时就已拆除填平，“植三亭”成了老街的西入口。

亭子单层砖木结构，古街中穿，古时应是供奉了菩萨的，如今已空空如也，偶有村民堆放了几件弃用已久的农具。

亭子两边的“杞梓里”题额为清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王国相（1607-1699）手书。

王国相是从老街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其文思敏捷，出口成诵，曾在金銮殿上跪地作文，一气呵成，顺治帝不禁赞曰：“好一个国相”。然而，“苍松不可辨，夭娇成玉龙”，其金榜题名时年事已高，加之王（亡）姓之累，只任过兵部观政之职，似乎没什么政绩。王国相生逢康乾盛世，尽可吟诗作文，在文风鼎盛的徽州着实风光了一阵，曾为《黄山志》（康熙六年版，弘眉篡）作序，《黄山对雪》一诗至今仍是赞美黄山雪景的代表之作，其著有《亦禅子文集》、《遥涕吟》等，亦不旺“杞梓之才”。

“植三亭”因亭前植有三株槐树而得名。相传，集学问、地位、品格于一身的朝廷“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均住槐树下，王姓先祖便以此明志，在村口植槐三株，建亭以铭，传示后人。

如今古亭依旧，原植槐树已伐，幸得枯根逢春，抽枝发芽，才枝繁叶茂至今。

从“植三亭”走向京城的还有“一代谏垣”王茂荫（1798－1865），他生不逢时，满腹经纶只化作一份份奏折，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嘶哑地呐喊着，字字铿锵，句句震耳，如咽如泣，给晦暗的晚清带去一缕闪亮的光芒。那缕光芒的源头便是脚下这条老街，也将老街的荣光推向了巅峰。

王茂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右（左）侍郎等职，因其货币理论问鼎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的最高成就，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资本论》第一篇第三章83号注脚）。他一生粗衣粝食，清心寡欲，不畏权贵，同治皇帝赞其“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临终前仍嘱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语“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他在京为官三十余载，上奏进言百余份，其中不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那样直面天子的逆耳“死谏”。清末翰林许承尧曾说，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就足以青史留名。

四

历史并未因其曾经的光芒而给予特别的眷顾，甚至连一丝悲悯的眼角余光都不曾掠过。

距“植三亭”不远处的“明義堂”，是老街上唯一幸存的宗祠建筑。

“明義堂”为王氏祖祠“承庆祠”的支祠，俗称“一份厅”。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王茂荫为其祖祠题写了楹联：“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

咸丰四年（1854），再题额“祖德流芳”四字。

“文革”期间，“承庆祠”和另一座王姓祖祠一起，均被拆除，那两块半圆形楹联匾牌，被村民拿到田间，做了引水枧，让这块刻有先人“族训”的楹联发出了最后一丝光和热，也流干了最后一滴泪水。“祖德流芳”匾额更是被偷卖而流落他乡，据悉，现收藏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葫芦山庄“关东民俗博物馆”内。

“明義堂”规模不大，三间两进一天井。我叩访时，它已得以复整展衍，享堂照壁上悬挂着“明義堂”匾额，其上额还高悬“圣旨”二字，堂柱上是王茂荫当年题写的那副楹联。

“明義堂”虽然留住了历史的一点辙痕，聊以慰藉先人的在天之灵，但终究都是复制品，少了岁月的积淀和先祖的灵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门前墙上那块新设的载有简介文字的标识牌，竟将“杞梓里”写成了“杞梓裏”（此处“里”的繁、简字应相同），让这条溢满才情和文气的老街颜面扫地，不免让人心生几许惆怅，几多无奈，还有几丝悲愤。

文化的底色是敬畏，没有敬畏的文化就像“明義堂”门楣上，那块惨遭贼手而失去的镂空砖雕一样，只是一桩披着文化外衣的交易而已。

五

到杞梓里老街，王茂荫故居是必须要去的。

走过老街中部的过街阁楼，沿着岔路坡道下行，左转进入石墙下一条逼仄狭长的巷弄，其深处即为故居遗址。

遗址仅有一圈新砌的围墙，一人多高，内嵌有一块镌有“王茂荫故居”的石碑，这位二品大员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和普通农舍无异，要不是有人指点，实难寻找。围墙内的砖头瓦砾上已长满竹子，当年的房舍格局已荡然无存。

鸿儒巨匠，古树修篁。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铅华洗净，留一片苍翠，作为其精神的物化载体，未必不是好事。起码比那些砸钱复建名人故居，追求落伍的时髦要真实得多。

因为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茂荫。

王茂荫于清嘉庆三年（1798）出生，至33岁多次乡试不第，离家前往京城前，一直生活在此。进京次年（1831），他应顺天府乡试中举，再次年，中进士，此后，一直在京为官，只身寄居歙县会馆（夫人一直留居祖居）。后为祖母、父亲丁忧期间，他曾在此短住二至三年不等，直至清咸同年间（1860年前后）祖居毁于兵燹。同治四年（1865）四月，他扶继母灵柩抵里，已无栖身之所，方迁至徽州古城附近的义成村，购得朱姓旧宅。居家迁住两月后，不幸病故，葬于上游五里处、岑山渡后面的山中。

历史从来都是无情的。王茂荫祖居及其乡邻房舍惨遭焚毁，或多或少与其多次上奏咸丰帝，献策徽州防务，而遭太平军报复有关。对于一位乡梓情深的徽州人而言，暮年迁居他乡是何等悲凉。我想，这不仅仅是因其“亲知族人多半流亡，家中房屋被焚为废墟”之故，一位胸怀民族大义的巨人，也经不住族人邻里小家恩怨的冷眼。这或许是其被迫含泪离乡的内在动因。

在哪个朝代，“英雄流血又流泪”都不是个案。

王茂荫脱蒙的“清水屋学堂”遗址也已被几间柴房杂屋所占，曾经的朗朗书声早已消失在遥远的时空里，唯其祖母的“训导”，及其留给后人的“遗言家训”已根植于这片不朽的土地上，如同历史透过来的一缕明亮的光束，照亮了老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这仿佛是一种暗喻——一切精神的力量，总是在不断的劫难中才挺立起来的。

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亦如此。

桥 亭

桥亭是村（安徽省歙县杞梓里镇英坑村）的水口，也是一个地名。从我记事起就这名，现在还是，估计以后也不会改变，约定俗成的。由此派生的还有“桥亭外”、“桥亭里”，它们组成时光深处的一扇门，连接着村庄的过往，和我年少时的记忆。

桥亭自然是有桥的，很久很久以前的明万历初年（1573年后）就有了，当然和万历也没半点儿关系，只是赶上明代“万历中兴十五年”那段好日子。后来到了大清的康乾盛世，桥上建了廊亭，额题“卧虹”。还在入村的步道边添建了亭阁五间，名“锦里傍?”、“林荫森严”、“蔚然可观”、“层峦耸翠”、“冈岭四合”，将村的水口绵延两三百米之阔。现在想来，宋末元初那位刚正不阿、不事二主的始祖正仁公，在元军一路追杀中，避隐来到这个峡谷尽头的山窝里，博得“宋君子”美名，也带来了文人的山水情怀，溪流一样，潺潺至今。

可惜这个诗情画意的水口，却在清乾隆年间（1784年）被一场大水冲得无影无踪，甚至没给它们留下任何一点文字，哪怕是轻染的观照。

两年后，乡民再次解囊，集腋成裘，一座更高更大的单拱石桥横架碧水之上，且将河道改直为曲，盈盈之水绕村而过，蛇行而出，所营建出的“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之景致弥久至今，绵延辽远。想必古人营造水口，环流聚气，架桥锁关，所暗喻的环水聚财，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样狭隘，金钱是财，人丁是财，人和物都平平安安的，更是用之不竭的财富。

据说后来又在桥端建了五猖庙、关公庙以及其它镇守石桥的神物。其上两三百米的河面上还增建了另两座石桥，使之秀水环绕，玉带缠腰，将整座水口雕琢成“八卦”状布局。这样一座用丰沛的才情和饱满的笔墨打造的水口，想必是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

遗憾的是，这些庙堂神仙们却连自己也佑护不了，不是被山洪冲圮，就是被“文革小将”们砸得稀巴烂，而成了桥亭永远的痛。尽管现在部分得以复整和展衍，终究不复盛况，不免让人心生惆怅和感怀。我有时在想，神和人，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还有这世间一切的一切，总在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内卷，卷着卷着，都油枯灯灭了，最后一同输给了光阴。到了我记事时，这里就只剩古桥和两端的老树了，桥身的藤蔓和沉垢已完全遮蔽它的过往，包括生辰姓氏。

不管世事如何更迭，桥亭的时光是不会出现空档的，只是与之关联的人和事像风一样飘散了。

直至六七年前，我才在桥头那块沾满尘垢的石碑上，得知桥的身世，才知其大名叫永年桥。桥上那间廊亭也有个大气的名字——“开泰亭”，里面还供奉了“如来”和“五猖”。

从这块饱受时光浸润的石碑里，我竟窥探到了村的那段悠远的历史。

人之名，受之于父母，村之名，受之于先祖，均不敢妄自菲薄。见到碑中所镌的“英坑，古号锦里”，我竟有些激动，且在瞬间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幻觉：我仿佛正跟随着先人的履痕，走过桥上那座廊亭，然后沿着“锦溪”的九曲石桥，听溪水淙淙，鱼儿衔草；我还站在古亭楼阁上，看山，看水，看清风明月，看那“初极狭，才通人，将至村，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村形地貌。

它们的交融，是否就是那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呢？

几年前，我整理过先贤的诗文，确有这样的描述，有诗曰：“绝境诚如别有天，居民屋舍景依然。晋桃源处今何在？我却将疑是锦川。”

桃花源只是那些饱读《诗》《书》《礼》《乐》的文人们，心中一片永远得不到的净土。在村中那座明初肇建、清乾隆壬寅年（1782）扩建的黄氏宗祠里，在那块嵌在享堂里的功德碑上，其乐输芳名，竟是按“礼乐射御书数”六份镌列的，也就是村庄所划分的六份，他们的根在先祖的六兄弟。

“礼乐射御书数”是古代文人追求的“六艺”，这些所谓的才艺里，又有多少是读书穷礼、格物致知的呢？

那位刚毅不阿的始祖，到了这峡谷尽头，真的还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境吗？他选了这处“前案后祖，左龙右虎”的“风水”宝地，瓜绵椒衍，聚族成村，不也没挡住元人的暴政吗？即使那中秋“百步”（中秋节孩子玩的一种游戏）蕴含的故事里，暴毙几个驻村“鞑子”（指蒙古人），就能避迹山外的乱世吗？

不知是历史开了个玩笑，还是根植于村人骨髓里就有一把尺子，七百年前，始祖忠君而不事后主，选择避迹山野，躬耕余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祖们却舍身弃家，揭竿而起，将生命定格在桥亭西面那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那其中两名“无名”烈士的牺牲，也将数百年教化的宗祠变成了血淋淋的刑场。桥亭里的“五猖菩萨”如真能“十目察秋毫”，那罪恶的杀戮，还能在它们的眼皮底下得逞吗？！

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总会有人流血有人牺牲的。不知当年那位肩负使命的“党代表”李春海，走进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站在永年桥上，俯瞰溪水蜿蜒而去，是否会想起张良，想起《圯上敬履》中那位“老者”，以及那本“读此则为王者师”的《太公兵法》呢？

远去了硝烟的岁月，一切爱恨情仇都躲不过时光的漫漶，终将尘归尘，土成土，他们留下的辙痕也成了村的内里，与水口、祠堂、民居、街巷、古桥、古碑、古树一起，共同汇成古村的高古、斑驳、清奇与雄浑。

一座古村，是要从陌生人的视角去体悟的，桥亭则是故乡藏在旧时光中的密码。而我，似乎也越来越依赖这个密码了。

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像一只归巢的鸟，每年数次抵达，又一次次离别，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不知不觉地回到久远的记忆里。记忆本身就是一条穿行在旧时光里的洄游的鱼。

自四十多年前公路从桥头径直而去，永年桥就只剩下桥的身段了，桥已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桥。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候，桥亭只是一处歇脚的地方，炎炎盛夏，阳光滤过树梢，一束束地斜射，在黛青色的桥面上留下一地光斑。山外的风，贴着峡谷两边的山，到了这里也汇成一束，轻抚而来，带着一丝夏日的风凉。很久以前的一个暑日，我跟着父母，一大早就去了桥亭外的一座高山上拔黄豆，晌午，挑着担子在这歇了歇脚，到桥下掬了一捧清水解解渴。那时桥下的水是可以直饮的。

也就在那天，我路过乡政府里那个唯一的邮箱，拿到那张跳出“农门”的“通知书”，“桥亭里”的那个村也从此成了故乡，渐行渐远。

只是那时伫立桥亭，我还体悟不到“举步登临宛尔山川豁达、乘时休息居然岁月宽闲”的心境。

几十年岁月滋滋而过，回村的路也变得越来越短，如今已是一脚油门的事，再也不需到桥亭歇脚。唯有那几棵一晃而过的参天大树，依然在村的水口，摇动着春风和故园。

据说东桥头那棵白槠树是造桥时种下的，我离开村时，它已是一株老树桩，主枝腐烂了一半，却在一丈多高的地方长出几股碗口粗的新枝，每到暮春，嫩黄的枝条上，总会挂下一串串米粒般大小的槠花。不知哪年起，老桩再也没有发芽，像一尊雕塑，矗立在永年桥头，岿然不动。边上那棵“糖子树”也老得不再“生子”，我不知“糖子树”的学名叫什么，反正紫葡萄干似的“糖子”已烙在我的记忆深处，不会再消失。

西桥头三棵与桥同龄的枫香树却是另一番景象，似乎跨过了岁月的年轮，数百年傲立依旧。每到秋天，桥亭的天空里，那一抹红艳，和水口另一端的栗树园里，那黄灿灿的银杏树，总是遥相呼应着，还有那漫山金黄的核桃林。它们该是古村的秋的指代，也是我心中永恒的季节和色彩，透着古朴与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