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并排坐着。我们身后是另一张床，上面躺着他的病友，在新一轮的化疗之前，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赶到这里，在病房相遇，就像同乘一个车次，路途很长，说不准，不知谁随时都有可能下车，比如康复出院，比如疗程结束，比如……当然新的旅客随之而来。同一个方向，特别是他们是被归为一类乘客，彼此间心照不宣，甚或无需打问，就建立起一种关系。他们客气地打招呼，谈话，公然谈论、询问和交流他们的病情。他们说着那些令人惊惧、痛苦、煎熬的词语，轻描淡写，就像我们见面了说，你吃过了吗？

窗外的雨一直下，很大，在天地间泼洒，建筑都下成了一片混沌的灰色。这儿是上海，确切地说，这儿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院所在的这条街，其实很普通，一点也不上海。如此说，是我所知道的，似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第一人民医院，而它们通常都坐落在城市中心，在重要的交通路段上，成为这个路段上最有力的地标。

父亲又开始催我，你去转转吧，上海可玩的地方很多，我这没事了，下午就是例行检查。他的心思我懂，他怕我急，更怕我为他担心和焦虑。我说再坐会吧。他打开床头灯靠在床边读《走读淮河》，我从包里翻出《西方哲学史》，找到我在火车上读到的那一章，那一章，是在讲述苏格拉底被审判。唉，雅典，这个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曾历愚昧和野蛮，把这个世界上最正直和优秀的伟大哲人给判了死刑。我抬头，本来想长吸一口气的，却是招眼望见了灯光下父亲的影子，投射在墙面上，晃了一下。这个场景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我和父亲，现在是在我们家的书房。 

窗外的雨还在下。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无法确切知道那个时间了，但它印象深刻，清晰，如在眼前——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一个影子，父亲在墙面上的影子。嗯，应该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总是和墙上的影子联系在一起。那是褐色的有着塑料一样硬壳的书，很厚，纸张应该不错，有一定的质地，是脆的，因为父亲翻书我能听到书页的声音，很响。父亲年轻时，据说睡眠不好，常常早醒，于是就爬起来看书，唰唰唰，这个声音一响，影子就在墙上晃一晃，我躺在床上看他在墙上的影子晃啊晃的，有很多联想，有时会把那些联想带进梦乡……不过有时候，我不看影子，从床上爬起来说我饿了。父亲就弄一碗糖水，哦，也许是蜂蜜水，那时我们家还在新疆伊犁，那里好像盛产蜂蜜。他在水里面泡上馕，干硬的馕吸饱了蜜汁，边上有结晶，碗里就开出一朵朵漂亮的“雪莲花”。

我吃完了，父亲就合上书，起身，他要去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担水。我也要去。他肩上担着空水桶，有时候牵着我，有时候我拉着他的衣角，我们踏进夜色里，世界变得阔大，自由，无边际。那一大一小的影子在星空下，两只水桶在影子边轻微地摇摆。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宫崎骏，但是现在我回忆起来，就是那样的，那个画面，是宫崎骏式的，那充满了爱的天空很童年很典雅。何况夜色一点都不黑，戈壁的星星是巨大的，比梵高的星星还要炫目，仿佛你只要找一架梯子，就可以把它们轻易摘下来，带回家，挂在屋里当灯。    

那本书是医学书。父母亲是从内地选调的援疆干部，父亲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当领导，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在遥远的戈壁，身边一半人讲维吾尔语，人际环境和生存环境，无疑是有一点严酷的，他必须努力适应，学习一些最实用的生存本领，比如掌握一些医疗常识和技术，当半个医生，来应对一个家庭的健康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父亲读那本医书的缘由，我一直长到十七八岁，我都没有踏过医院的大门，十岁那年，摔断了胳膊，也没有去医院。看来，父亲不仅熟读医书，也一定有着相当高超的医术呢。关乎身体，更关乎生命，治病救人，装假不得。

我和妹妹仅差一岁，父母分工，妹妹由妈妈带，我自然就归爸爸管。他给我取名叫沈军。这可不是随便取的名字，明显带了他的自信，谁知那名字里面还承载着他的期盼，他的心思里，觉得自己只当了半个没有资质的医生，他巴望着他带大的这个孩子，将来至少成为一名军医吧。我猜想那时，父亲对军医一定神往，甚或有可能，他自己就想当一名军医。

我对这些一点不知情，但我偷看过那本书。之所以说偷看，是父亲说这不是小孩子看的书。越是不让看，越是诱惑人，想要看。那本书里有许多人体解剖图（我是女孩子，这可能是父亲不让看的主要原因），都是手绘的，那些图片把人的身体肢解成一个个独立的小部分。有一张非常奇怪，是一个圆东西，里面一个小人儿头朝下，蜷缩着。我像远古的人面对一个图腾，带着无尽的崇拜、敬畏和一种莫名的痛感，一次又一次去探望这个头朝下的小人儿，这种痛感没有启发我去探索医术，它似乎更像是对生命意识的最初唤醒和启蒙，在以后的岁月，它总是让我思考生命的痛感从何而来？这种思考最终变成了某种特质融进我的身体，虽然表面上无迹可寻，可这一生却注定了我要带着这样的印记活着。

像一个影子。

“2号床的家属来一下。”病房的门开了，医生喊我过去。

“治疗效果还是有的，但是白细胞还是很低，因为年龄比较大，我们不敢太冒险，你看治疗方案这样调整，你们是不是可以接受……”

医生说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问题。你知道那种不在你能力范围内的无助吗？我甚至不敢直视医生的眼睛，我只能无比谦卑地聆听，我觉得似乎我们必须低到尘埃里去，他们才会救我和我的家人。

回到病房，父亲不在床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沮丧袭上心头，如果能够重活一次，我愿意实现父亲未能实现的那个愿望，去做一名军医，说不定我正好是一名血液科的医生，哪怕普通，医术一般，那么至少，此刻我不会如此无助。

“多少？”父亲的声音软软的，吓了我一跳，他轻飘飘地从卫生间移步过来，他现在真像一个影子，行动没有声音，走路没有声音。他期待的眼光从老花镜架上方盯着我，他对白细胞的高低异常敏感，一旦突破他的心理底线，他就会明显的焦虑。我知道，那是恐惧。

其实我们也为他体内的这个“白队长”而焦虑。白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厌倦了队长的职责，它不再对体内的各种有害物质进行防范，它甚至打开城门放它们进入父亲的身体，它和它们沆瀣一气。我们一遍又一遍派遣那个叫做“增白针”的使者去告知它，它要记得自己的使命。

有时候我们无法判断是白队长疏于职守，还是增白使者压根是个见风使舵的胆小鬼。总之，它练就了高超的隐形术，它常常进入父亲的体内，就立刻消失无踪。这一次又是这样。

“还不错，主要告诉我下午没什么大的检查。”我假装轻快地对父亲说。“那你快走吧，别老在病房待着。你怎么还喜欢在书上乱画。”他重新靠在床上看书，“你这个孩子。”病房重新安静下来。

我其实没有乱画，我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旁边做了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明白的注解而已。因为那之前我刚看完了美国电影《房间》，我发现了“洞穴理论”与《房间》之间的联系。

不过我的童年倒是从涂鸦开始的。我画一个小姑娘穿着洋衫子（新疆话，即连衣裙）双手高举过头，捧着一朵向日葵，有时我觉得老是画向日葵好像我不会画画似的，我就改画大丽菊，你知道，新疆的大丽菊和向日葵是很像的。反正这个主题我画了好几年，后来父亲也养成一个习惯，他随手在我的涂鸦上题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哇，一个小姑娘扎着羊角辫，捧着一朵向日葵，她向全世界呼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我不懂这个境界，但是童年像向日葵一样充满了力量。

父亲的字非常漂亮，人也英俊多才，他长得有七八分像后来的表演艺术家陈道明。我妈说：“你爸爸啊，那年轻的时候，开会时穿一条有笔直的缝的西裤，戴平光眼镜，胸前别一杆钢笔，给一群年轻的干部讲哲学，形而上啊形而下的别提多有派头了。他有许多崇拜者，甚至有一个女崇拜者在生活中也学他走路的样子。哦，她现在可是合肥某某公司的大老板。”现在回忆一下，我妈说这话时居然一点吃醋的意思都没有。

名字是人宿命的一部分。不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喊我军（君）娃，我上学了才发现自己的大名不对，我和父亲的对抗始于这个名字。我执意要改名字，以一个七八岁孩子能够掌握的知识，“沈君”，至少是模棱两可的中性的，而“沈军”硬邦邦分明就是个男子，我打小在书中看见那个蜷缩的胎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打哪来的，人家是女孩好不好？

我赢了。我和父亲的对抗也开始了。

“这道题你算错几次了？”父亲生气的时候就不像后来的陈道明。

我讨厌上学，上了学后，我就得搬去和姐姐们住一个房间，父亲在墙上的影子消失了，不能再和他一起在星空下担水了，也不能随便画向日葵了，还要做许多许多算术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考一百分才高于一切！

二年级的算术大概不会超过三位数吧？问题是在一边监督我做题的父亲，为什么手里要拿一个锥子？我应该把这个事情说完整，父亲那时不仅掌握了医术，还掌握了很多生存本领，我记得，他大概除了织毛衣不会，什么家务都会。你看这会儿，他左手拿着母亲纳了一半的鞋底，右手拿了一个锥子，他坐在我旁边，用锥子在鞋底扎一个洞，好让针带着线从鞋底穿过去。我现在当然知道他不可能用锥子扎我胖乎乎的小脸蛋儿，可那时候，我吃不准，因为做不对题是一定要受罚的。我被打过好多次屁股了。我屏住呼吸，心怦怦直跳，全部的心思都在那个锥子的动态上。夕阳钻进我家的窗，照在书桌上，锥子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光芒没有在我脸上停留，它扎进了鞋底，我松了一口气，可是父亲却把锥子放在桌上，又伸手去摸索长长的线带着的那根粗壮的针……那根针若是扎在脸上，也是够受的，我握笔的手里都是汗，眼前的数字变成了狰狞的小鬼，3，扭成了麻花，6和9一直咧着嘴笑，它们究竟有什么分别……

啪，是一记耳光，我出生以来从未经历这样的恐惧和震惊，但是千真万确，那是父亲的手去“触碰”我的脸蛋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并不疼，但有足够杀伤力。

“就一道题，你居然算了有一节课时间，也没有算对！”

父亲无法相信，他比我更加震惊，几乎有点悲愤了，我猜他对我设想了种种可能，但唯独没有猜到罪魁祸首是他手中的锥子。就如同如今我们猜想了白细胞无法增高的种种原因，却唯独没有猜对“白队长”为什么要对那些敌人妥协。

父亲马上后悔了，他让我放下手中的作业，“你去大院门口吹吹风，出去玩一玩，脑子清醒了再回来做题。”

那是1978年的夏天，我伫立在特克斯八卦街毛主席语录塔的外围，夕阳里，勺子（新疆话，在这里代表这个人是精神病患者）毫无悬念的也在那里，勺子是这个世界上最落魄的巫师，他弄丢了自己的魔杖，他的胡子乱糟糟的，在脸上长成一朵巨大的花，嘴唇是花心，乌紫的花心蠕动着，从里面发射出来许多如同咒语般的维吾尔语。他围着八卦街中心的栏杆，一边打自己的大腿一边转圈，转无数的圈，说无数的咒语，打无数次自己，啪……啪……啪……一个节奏，无限单曲循环，这是他唯一可以给自己的惩罚，这惩罚支撑着他活了许多年。他的裤子被完全打烂了，破烂的裤子在大腿根也形成一朵巨大的花。一大群老鸹（新疆话，即乌鸦）从杨树上空飞过，老鸹的聒噪声盖住了勺子击打自己的啪啪声，天空有瞬间的黑，哗……哗哗，白杨树突然唱起歌来，我哭了，对着毛主席语录塔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题词，哭的稀里哗啦。

“君君，雨停了吧？你出去吹吹风，病房空气不好，把住宿落实好，下午没有事情。”

是的，窗外的雨停了。在我的位置，在楼与楼之间，居然可以看见那个著名的建筑——东方明珠塔。它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缝隙里探着上半个身子，尖锐的塔尖是锥子的形状，仿佛它一直试图要去戳一个说不出的痛处，以及隐于我生命深处几十年关于影子的秘密。。

父亲关了床头灯，他的影子“噗”的一下，隐匿在病房的空间里。而另一处随之亮起，是记忆的幕墙，是时间和心的照壁，父亲的影子投射其上，并和我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