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蒯子生要回来的消息传开后，犁下人的脑壳里就像有无数只破茧而出的蝴蝶扑腾出来，那些纷乱的蝴蝶迅即就把昏沉的村巷给扇醒了。这些年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被什么共同的话题拢在一起了，但这次是个例外。稍稍遗憾的是，由于蒯子生和家乡联系较少，大家聚在一起谈论他的时候，记忆大都停留在他上大学之前的事上，至于他后来怎么出国留学、怎么成了北京的科学家，大家知之甚少。这样一来，我便忙了起来，大家都来找我打听他的事，理由是我和他从小是同学，现在又是乡里中学的教师，是为数不多的有可能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事实上，我和蒯子生也没什么联系，只是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他在美国留学没能赶回来，是我帮着料理后事的，事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寥寥数语中，有感谢的意思。
周末的晚上，我从镇上赶回村里看望父亲，没想到一进门就给人缠上了。第一个来的是顾得来。他现在办了一家沥青搅拌站，生意不错，算得上犁下村的首富了。顾得来一见我就笑出两排牙花，说：“春阳啊，听说蒯教授就要回来了，我想请他吃个饭，你能帮我约一下吗？”
“你自个不能约他？”
“我哪有那面子哟，听说市里和县里的领导都排着队要请他吃饭呐。”
“你这大老板都没面子，我就更靠边站喽。”
我一边推辞，一边估摸着顾得来要请蒯子生的用意。这时候，父亲在一旁威严地咳嗽了一声，浑浊的眼睛里极其少有地闪出两道冷光，就像一把剪刀剪向了顾得来。他对顾得来一向印象不好，直到老迈还顽固地保持着这种印象。从小他就把顾得来当成反面典型教育我，让我远离这纰漏筒子。通常情况下，他在列举了顾得来的种种不齿行径后，就会提到先进典型蒯生子（后来他上大学后改名叫蒯子生）。提起他，父亲的脸上立马就有了云开日出的意味。我的少年时代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的撕扯下，一度变得非常分裂。我想学蒯生子，但太难了，因为他是个天才。天才蒯生子和我是一道入学的，但他很快就不断地跳起级来，等我上初二的时候，他已经上了高中。拿我们家乡的话说，蒯生子念书很松快，松快得就像是嗑瓜子。他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并不是埋头苦读，更多的是抬头发呆的样子。和这样的“先进”在一起，我感到压抑而自卑，我就像一棵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开始自暴自弃地放任枯荣。好在还有“落后”的顾得来在那等着我，让我在“比下有余”中聊以自慰。
好不容易打发走顾得来，又来了更多的人，都是来谈蒯子生的。我慢慢发现，这些人除了对蒯子生有些好奇，其实和顾得来一样，心里都还打着各自的小九九：有人想请蒯子生给自己刚生的娃起个名，有人想请他给村里的祠堂题个字，还有人甚至想请他帮着看看自家宅基地的风水……
就在我不胜其烦的时候，村长开乐来了，一看屋里挤了那么多人，他像驱赶稻田里的鹅鸭一样张开双臂挥了挥，将众人轰走了。他自作主张地把大门给关上了，回头对我说：“春阳啊，这些个鬼都是想把子生当唐僧肉哦，你别把他们那些狗屁倒灶的事当回事，我可有正事找你商量呐……”开乐说上面传来消息，犁下村要和相邻的犁上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村名要改成“双犁村”。开乐越说越激动，用握紧的左拳狠狠地砸向肥厚的右掌，然后对“并村”的严重后果做了如下描述：“春阳啊，这就相当于你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你的冤家一头钻到你被筒里，还立马打上呼噜了，你受得了么？”
犁上村和我们犁下村似乎有一种祖传的怨气，犁上人仗着他们村子大，总想压我们一头，但我们村的人也不认怂，总是针尖对麦芒地和他们较着劲。最近几年，双方的肢体冲突少了，但嘴仗却打得火爆。而作为一村之长的开乐，吐沫星费得是最多的。有一次，开乐和犁上村的村长老赵在酒桌上杠上了，当时老赵正大肆吹嘘他们村里的那个研究沼气的土专家，吹得嘴丫子都起了沫。开乐就有些不高兴，说：“不就是一个搞沼气的么，咱村的蒯子生还是搞大气的呢，大气你懂不？那可是要命的大事哦。”他的话得到了大家的附和，从而有效地压制住了老赵的火，让老赵突然没了底气。开乐回到村里后，把“大气打败沼气”的事一说，全村人都欢欣鼓舞。
开乐和我商量的结果是，等蒯子生回来，要请他出面阻止并村的事。
在我们犁下村，过去每年都有“出菩萨”的习惯，就是农闲的时候，一群人抬着木制或泥塑的菩萨巡游，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后来上面抓得紧，不让出菩萨，村民们白天不敢出，就改成晚上透着出了。而依我看，蒯子生也成了犁下人心中的一尊菩萨了，这尊菩萨却是任何时候都能搬出来的。比方说，我们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总会顺口说上一句“犁下的，和蒯生子同村呢”。
当天晚上，我睡在父亲的屋里，听着院子里那棵老红杨年迈的枝丫在风中嘎吱作响，突然就想起多年前蒯子生爬到树上的样子：他总是喜欢靠在它粗壮的枝干上对天发呆。我在想，蒯子生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故乡的“菩萨”，和这种“对天发呆”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他上大学时选择大气科学专业和这种“爱好”有关吗？想了许久，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来，但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本人是沾了这尊“菩萨”的光。
当年，蒯生子轻松一跃便跃出了“农门”，留给了我一个靓丽的身影，这身影对我多多少少有些激励。由于我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临走的时候，就把他在高中用过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丢给了我。我就一边感受着他的气息，一边学习起来。有时候，我也会学着他的样子，爬到那棵老红杨上对天发呆。透过枝丫和树叶看上去，天空变得支离破碎，总是让我莫名地心慌。于是便想，蒯子生眼里的天空是个什么样子呢？他那么痴迷于天空，难道他把变幻着的云彩看成了七仙女？把空中飞着的大雁看成了一盘菜？我读不懂蒯子生眼里的天空，但不管怎么说，我能够考上省城的师范学院，多少还得要感谢蒯生子。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沉木中学当起了教书匠，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2
迎接蒯子生的到来成了犁下村的一件大事。蒯子生在村里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他这次回来是给父母扫墓的。开乐考虑得很周到，不但安排人将蒯家的老屋拾掇干净，甚至还将蒯子生父母坟头的草都拔干净了。
清明前一天的下午，村口的井台旁挤满了人，我也站在那儿和大家一道等候着阔别多年的蒯子生。那条村道在阳光下白生生地伸展着，在经过一片树林时甩出一个弧度，就像是一段弯曲的尾巴隐匿起来。多少年前，我也是站在这里，看着蒯子生在一片同样热烈的气氛中消失在那截“尾巴”里。
那是一个秋天的晌午，我正在家承受着父亲的枪林弹雨。父亲发火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初三毕业后的这个暑假根本就没摸过一次书本。父亲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说你看看人家生子，一个没爹的孩子，还那么成器。我差点脱口回了一句不孝的话：没爹说不定还好些呢。但我忍住了，装着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心里是在默念着数字，我希望在我数到五百的时候，父亲会消停下来，因为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是五百年，所以我莫名其妙地认为“五百”是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数字了。就在我默数到四百多点的时候，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鞭炮声，接下来，锣鼓声也开始喧闹起来。父亲愣了一下，立马结束了他的训诫，跑了出去。我缓过神来，也跟在他后面跑。等我们跑到村口的时候，戴着大红花的蒯子生正被大家簇拥着走向路边的一辆拖拉机。等他上了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开乐突然喊了一句，乡亲们，请全县的高考状元给我们说几句好不好？人群中立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蒯子生憋出一头的汗，也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只是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这副窘态多少让大家有些失望，但村里的一位老夫子当即引经据典给予了正面的解释，说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这孩子，干大事的呐。
拖拉机冒着黑烟亢奋地开走了，拐过那片树林就不见了。那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犁下人都流下了热泪。后来我细细想了一下，才理解了这泪水的真正含义。说老实话，我们村子在四乡八里的名声不大好，人们都说我们犁下出懒汉。周边的村子流传着这样的话：太阳三杆，犁下无人。太阳都那么高了，犁下的人都到哪去了呢？原来是都在床上赖着哩。还有更歹毒的话：姑娘出嫁，不嫁犁下。不过，这些成见和歧视很快就会见鬼去了，因为犁下出了一个蒯生子。蒯生子就像被困的孤军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位盖世战将，他将带领着我们冲锋陷阵，一洗犁下的污名……
鞭炮声响了起来，我脑海里送别的记忆切换成迎接的场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从“尾巴”处闪了出来，不一会就到了村口。车子停稳后，副驾驶上下来一个年轻人，他迅速拉开后面的车门，然后便欠着身子站在一旁。不一会，一颗略显荒芜的脑壳伸了出来。愣了一会，有人还是认出蒯子生来，很冲动地喊了一声“生子回来啦”，这声喊听起来很别扭，因为在犁下人的口音中，“生子”和“孙子”是一样的。但此刻已经没人去计较了，人群就像漩涡一样漩了过去。蒯子生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一些，脑壳显得更大了，发际线退得毫无节制，一副卓尔不群的样子。他用一口京腔很麻溜地和大家打着招呼，让人很难联系起当年那个口讷的“蒯生子”。
晚餐是在蒯子生家老屋里吃的，饭菜都是村里安排人做的，我和开乐还有村里几个有些名望的长者作陪。我本来还想喊顾得来过来陪一下的，但蒯生子一听他现在做的营生，立马就反对，说自己是研究大气的，怎么能和一个搞大气污染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呢？我看他这么较真，只好作罢。
整个饭局几乎都是蒯子生一个人在说，好不容易等他接个电话，我在开乐的暗示下，准备提一下并村的话题。这时候，一群人闹哄哄地涌了进来，也不顾开乐的劝阻，就七嘴八舌地向蒯子生问这问那，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老婆是哪儿的？孩子几岁了？在北京住多大的房子？这些年你到底干些啥？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蒯子生对前面几个简单的问答没做任何解答，倒是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说他现在专门研究厄尔尼诺。一个老妇女困惑地打断他：“生子，你说‘你惹我了’，我们都十几年没见面了，你这话咋说的。”我赶紧向她解释：“蒯教授说的是‘厄尔尼诺’，不是‘我惹你了’，厄尔尼诺是一种灾害性天气。”蒯子生可能是觉得我说得不够专业，便侃侃道来，从赤道暖流说到东南信风，最后说到海水变暖和大气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影响。但大家却听得云里雾里，有人甚至打起了哈欠。蒯子生好像对大家的漠然很是不满，激动起来，声音也随之拔高：“地球都要毁灭啦，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他说着话，额头上的汗珠就渗了出来，头发上也开始冒着汗气。我看着他那颗热气腾腾的“蒸笼头”，突然就想到了他刚才说的“全球气候变暖”。
当天晚上，蒯子生竟然留我在他家老屋里住，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靠在他母亲睡过的那张床上，主动和我聊了起来，而且一聊就是大半夜。看得出来，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和人这样聊过天了。在聊天中，我得知他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进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后来还担纲起某种灾害性天气的研究……在他谈起他的专业时，我感觉特别累，我的脑筋紧张地跟着他的话题转，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跟车一样，生怕一不小心跟丢了，但他一口京腔里时不时蹦出来的的英文单词，就像减速带一样把我的思维咯得一顿一顿的。好在他侃侃而谈的样子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能听得进去。后来我干脆随他说去，脑海里开始搜索起当年那个叫“蒯生子”的男孩。蒯生子是蒯家唯一的男孩，他上面有三个姐姐，他出生后，父母对他并没有寄予什么厚望，唯一的心愿就是指望他将来早点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一点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但他大学毕业后，却擅自将名字改成了“蒯子生”，而且还把父母“快生子”的心愿变成了“慢生子”的现实。他三十出头才结婚，儿子才七岁，而我和他一样大，儿子已经十三岁了……和记忆中的“蒯生子”一比，眼前的蒯子生越发显得陌生了。
但陌生归陌生，我还是没忘开乐交给我的任务，终于瞅准机会向他说出了并村的事。他听了以后，直起腰坐了起来，开始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为什么要并村、是不是征求了民意、并村的负面清单是不是事先列出来了……我被他问得有些烦，说：”大教授，你问这么多干吗？这又不是你们搞科学实验，在当官的眼里，并个村就像是拼个车，太简单了。”他缄默了一会，自言自语起来：“怎么能这样，唉，怎么能这样呢？”
第二天早上，我陪蒯子生到山上给他父母上了坟。他上坟的方式很特别，没有烧纸钱，也没有磕头，而是在父母的坟前种上了一棵苦楝。在用锹给树苗培土的时候，他问我：“春阳，一棵楝树能结多少果子呢？”我愣了一下，说：“结再多的果子也没用，也不能当水果吃。”他说：“不能吃的果子才是纯粹的果子啊……”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就想，做大学问的人，是不能以常人的标准来评判的。又想到她母亲生前经常对村里人说过的话：“生子是国家的人，你们没有塌天的事就不要惊动他哦。”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东西在蠕动。
下了山往村里走的时候，就见开乐领着几个人迎了过来来，老远就喜滋滋地打招呼。原来，那几个人都是县里和乡里的头头脑脑，听说蒯子生回来了，都来拜访。当天中午，他就被接到县城去了。
后来几天，他的行程就被上面安排的满满当当，我也没再见到他的影了。他什么时候回的北京，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蒯子生这次回来，也算是菩萨显了一回灵，在他走后，并村的事便不了了之。
村里人都把功劳记在了蒯子生的头上，都琢磨着要为他做点什么。就在这时，开乐想到一个主意，村里通往外面的那座石桥已经年久失修了，他想造一座新桥，取名“状元桥”，桥名想请蒯子生题写。大家一听，都说他不愧为村长，这个主意出得好。顾得来知道了，自告奋勇要出资造桥。我也只好自觉承担起请蒯子生题字的差事，不过我在打电话向他讨字的时候，隐去了顾得来造桥的功劳。
半年后，这座小桥就造好了，桥拱上面蒯子生题的“状元桥”几个红字非常醒目。从此，犁下人就开始喜欢站在这坐桥上照相了，不仅是上学的要去照，连做生意的，甚至是打工的也要去照（可能是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在我们犁下人看来，蒯子生不仅成了自己的面子，还成了一道护身符。
3
尽管梨下人大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还是无法想象出蒯子生在北京的真实生活状态。在他们眼里，他比那些做大官的挣大钱的神秘多了，做官的眼睛盯的是位子，挣钱的眼睛盯的是票子，而他眼里盯的却是天空。这种神秘感造就了对蒯子生的神圣感。而我的一次北京之行，却在无意中窥破了他云遮雾绕的真身。
我之所以去北京，是因为我父亲病了。父亲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省城医院的医生建议去北京的大医院去做手术。放寒假的时候，我带父亲去了北京。临行前，我想打个电话给蒯子生，因为上次他回来，我无意中听说他老婆就是个医生。父亲阻止了我，他说人家那么忙，就别添乱了。到了北京，找了一家小旅社住下来后，就开始找医院，但连续跑了几家医院都没能挂上专家号。第二天晚上吃完饭，我还是给蒯子生打电话了。打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接，只好发了一条信息给他，把我们来北京的事说了，但他还是没回，我心就有些凉了。到了晚上八点多，他突然打来电话，问我们住在哪儿，我就把旅社的地址告诉了他，他说他马上就到。我的心骤然又暖了起来，人家这样一个大忙人竟然能屈尊来看我们。
九点多，我在旅社门口等到了蒯子生。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羽绒服，样子显得很普通。见了我，他很抱歉地说：“春阳，真不好意思，晚上在钓鱼台有个应酬，脱不开身哦。”我一听“钓鱼台”，肃然起敬，赶紧说：“那是那是，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哟。”寒暄了一番后，他就要去见我父亲。我说他已经睡了，他想了一会，指着街对面那片霓虹闪烁的店面，说：“那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说完，也没等我答应，就往马路对面走。我跟在他后面，突然看到他垂在背后的羽绒服帽口有一些异物挂在那儿，仔细一看竟然是粘着一些面条。我没好意思提醒他，但对他说的刚刚在钓鱼台的应酬产生了一丝怀疑。
进了一家羊肉馆，里面的温度很高，他就把羽绒服脱了下来，就在这时，他也发现了帽子里的面条，睃了我一眼，赶紧拿起衣服去了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他把羽绒服挂在椅背上，我看见帽子里的面条已经没有了。羊肉火锅上来后，他要了一瓶百年牛栏山，可就在快要开吃的时候，他把服务员喊了过来，指着桌上的筷子说：“你们的筷子消过毒吗？”看服务员有些支支吾吾，又说：“你们这样，往小里说是不负责任，往大里说，是草菅人命啊。”服务员一听，赶紧把桌上的筷子换成了一次性筷子。蒯子生更不高兴了，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说：“这是森林啊，全国人要是都用这样的筷子，一年下来，大兴安岭就没啦……灾害性天气就是这样形成的呀……”说到老本行，他的话就有些收不住了。我赶紧把服务员打发走，又把原先的筷子换回来，用开水烫了一遍，才使他有所平息。喝酒的时候，他竟然很主动，这让我有些意外，因为那次回村他几乎滴酒不沾。等到我们把一瓶酒喝得差不多时，他说的话就更加让我意外了，他说：“春阳啊，你知道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吗？”
“你说是啥？”我被他突然一问，有些懵。
“那就是——你懂得本质，却没有人不懂你。当年的哥白尼和布鲁诺就是这样……我也和他们一样啊……罗马鲜花广场的烈焰正等着我呢……”
“蒯教授，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就拿治理北京雾霾来说吧，我早就说过要西平太行，北破燕山，让空气流通起来，不然极涡就会迟滞呀……可没人听得进去哟。”
“那动作也太大了吧。”
“你也这么认为？”蒯子生有些不满，“难道万里长城、三峡大坝动作小了吗？照你这么说，就没了精卫填海的梦想了，就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了……”
他的思维很跳跃，我有些跟不上他的节奏，只好点点头，没敢和他抬杠。我知道他从小就喜欢抬杠，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和语文老师抬过一次杠，差点把那位女老师气背过去了。那天，老师在课堂上说起了蚂蚁的勤劳，并让大家围绕蚂蚁的勤劳发言。同学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只有他没有举手，坐在那儿发呆。在几个同学讲完后，老师点名让他发言。他站起来憋了半天，竟然和老师唱起了对台戏，他说绝大多数蚂蚁其实是很懒的，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它们勤劳，是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多，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蚂蚁在干活，也会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他这一说，同学们也开始议论起来，原本安静的课堂乱成了一锅粥，老师就有些下不了台了。下课铃还没响，老师就拔腿而走，但他却追出了教室，还想继续和老师探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这一根筋的脾气倒是没怎么变。
那天晚上，蒯子生喝多了，没有回家，而是随我去旅社开了一间房住了下来。我怕他出事，只好陪着他。他去卫生间吐了好几次，每次吐回来，说话就显得愈加亢奋。从他那些半醉半醒的话里，我开始意识到，他在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和犁下人所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
这些年，蒯子生在单位的人缘一直不太好。起初他并没太在意，因为他是院长一手从美国挖回来的，院长对他还是比较赏识和包容的。而正是这种来自一把手的温暖让他忽视了周围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直到后来院长突然病逝了，他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认识，他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看着远去的雁阵，他只能发出几声孤鸣。而问题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后，他并没有下力气去追赶雁阵，而是在自我的空间里自顾盘旋着，这就使孤独变成了孤立。
蒯子生在说到自己的遭遇时忿忿不平，他站在那儿不停地划拉着双手，就像个作法的巫师，“春阳，我告诉你，他们想孤立我，太可笑了，一个追求独立的人怕被孤立吗？”我只好劝他：“没那么严重吧？大教授，你得学会融入哟。”他瞪了我一眼，说：“我是绝不会妥协的，让他们都放马过来吧！”他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就像是打开城门准备去迎战围城重兵的孤军将领。北京寒夜的街头冷冷清清，惨白的灯光如同照着一个刚刚谢幕的舞台，没有来来往往的人，也没有堵在路上的车，偶然有一辆小车驶过，就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老鼠仓皇而去。这一切，给人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蒯子生就是面对着这样的场景，一层层剥去他心中的茧。他向我吐露了许多烦心事，其中有一件事我认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他的一位女助手为了评职称，想在国家级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就找到了他。他没有多想，就答应和她共同写篇论文——即由他来提供观点和部分研究成果，女助手负责执笔，然后共同署名。论文写好后，他修改了一遍，就给了一家杂志。主编很快就打来电话，说只要对有关章节稍作修改，便可发表。但他却不答应，语气中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换了一家杂志，同样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可他还是不答应。这下女助手急了，求他变通一下，但他这次没给她面子，说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改，我就不信杠不过他们。他这一抬杠，女助手就撂下杠子，带着他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投奔了院里的另一位专家。结果这篇论文经过改头换面后，竟然在国外的一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他知道后，怒不可遏，要去告那位专家和女助手，但却苦于找不到证据（就连先前他投稿的那两家杂志也不愿给他作证）。有一次院里开总结大会，院领导还特意表扬了那位专家和女助手。他在下面坐不住了，突然发作起来，站起来大骂那位专家和女助手是小偷，窃取他的科研成果。大家一看，都过来劝他，但他骂得更欢了，骂着骂着收不住嘴，就把在场的人也都骂了。这下大家不乐意了，纷纷站起来指责他，场面闹得不可收拾。这事很快传得沸沸扬扬，到后来竟然传出是他和那位专家为女助手争风吃醋弄出的闹剧。他的老婆严寒雨知道后，果断提出和他离婚。两人本来就过得磕磕绊绊，现在严雨寒终于有了借口。他一听要离婚，就拉开架势和严雨寒理论起来，说离婚没什么大不了，但我必须证明我的清白。他花了好多天时间，反复向严雨寒说明他是怎么被人窃取劳动成果、又是怎么沦为桃色传闻的受害者的。严雨寒烦透了，把话挑明了说，我相信你被人耍了，也相信你不会有什么花花事，但我就是要和你离婚。他听了有些懵圈，说你不把话讲清楚，我是不会答应离婚的。婚虽然暂时没有离成，但家里就开始席卷起厄尔尼诺了。
他告诉我，昨天晚上，他来见我之前，根本就没去什么钓鱼台，而是在家里和老婆大吵一场。事情的起因和一截玉米棒有关。他下班回家，看到儿子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啃着玉米棒，就十分严肃地指出，谁让你吃那玩意的？那是转基因食品，吃了会后患无穷的。儿子瞄了他一眼，没搭理他，自顾啃着。他较上了真，开始站在儿子跟前喋喋不休。这时候，老婆正好从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炸酱面出来，说蒯子生你发什么疯，你一个农村人，刚刚解决了温饱就挑食啦，什么转基因呀，我一个医生都不怕，你还怕？蒯子生立马就把怨气转向老婆，说严寒雨，你们医生就是没安好心，希望病人越多越好，可你也不能拿我儿子的健康开玩笑呀……在美国，孩子是不吃这种垃圾食品的，会造成人体基因突变，严重的还会影响今后的生育呢。严寒雨的话也变得更加刻薄了，说姓蒯的，我看你倒像是个转基因的怪胎，你赶紧去安定医院去挂个好吧，就你这种灾害性人格，还想研究灾害性天气，笑话。蒯子生身上的血呼呼地涌向脑门，说既然你说我是疯子，我就疯给你看。说完，一把夺过儿子手里的玉米棒，狠狠地砸到墙上，结果刚巧砸到挂在那儿的一张全家福上。严寒雨也气极了，就手把那碗炸酱面砸到他背上…….
说起老婆，蒯子生余怒未消，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嘛，你看看现在的中南海里，有几个是老北京人？离就离，她还别以为我离开她就不得活了。”
蒯子生的倾诉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多，他后来中断倾诉是因为他不停地打喷嚏，这可能是他在窗口站久了受凉所致。我关上窗户，劝他上床睡觉。这次他听了我的，疲软地往床上一躺，不再言语。我本来还想提一下替父亲找医生的事，但听了他刚才倒的那番苦水，再看看他头上那几根不听摆布的头发，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早上他醒来后，似乎有些失忆，竟然问我到北京来干嘛的。我只好把父亲看病的事又说了一遍。他拍了一下脑门，说：“哎呀，想起来了，你昨天发信息就告诉我了，唉，我从来就没喝过这么多酒哟，误事啊。”接下来，他好像又想起什么，说：“春阳啊，我昨天没说什么错话吧？”我摇摇头，不知道他所谓的“错话”是指什么。
洗漱完了，我陪蒯子生去对面的房间看望父亲。父亲正靠在床上咳嗽，看见他来，赶紧把身子坐直了，说：“生子（父亲还习惯叫他过去的名字），你咋来了？我让春阳别惊动你，他就是不听哟。”
“叔啊，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不和我说一声呢，我小时候可是经常吃你捕的鱼哟。”
“你是干大事的，我们不能给你添麻烦啊。”
“现在帮你治病就是大事，春阳和我说了你的病，正好我老婆那个医院的脑科就是全国有名的。”
蒯子生主动说到了他老婆的那家医院，这让我替他捏着一把汗，就目前的情况看，他老婆会帮这个忙吗？这时候，父亲可能是因为激动，咳得更加厉害了，我赶紧过去给他轻轻地捶起背来。蒯子生看帮不上什么忙，就转身离开了房间。等我走出房间的时候，就见他背对着我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渐渐有些高，“……那好，只要你帮我把这个病人的事搞定，我答应你，一周内就在协议书上签字……我也想通了，人就像天上的气流，有些气流之间注定是相互排斥的，相遇后，只会是电闪雷鸣……”我站在那儿，进退无措。
当天下午，父亲就住进了严寒雨所在的那家医院。几天后，一位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为父亲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父亲住院期间，严寒雨来看过一次。她看上去温文尔雅，很难想象她会是一个把一碗面条砸向人的人。那天，我送她到走廊上的时候，不断说着一些感谢的话。她突然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你和你父亲真不简单，这么多年了，蒯子生可从来没求我办过事啊。”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拜访了正在病区值班的严寒雨。我去的时候，她刚刚查完房，在医生值班室里看着一本医学杂志。见了我，并不觉得奇怪，说：“你是来和我说蒯子生的吧？”我愣了一下，就省了穿靴戴帽的过程，说起了蒯子生当年的聪颖和家乡人对他的评价。她打断我：“我知道你说得是实话，我也承认他是条龙，我曾经在想象中把他当成了白马王子，但我最终还是成了叶公……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叶公吗？”看我摇头，她接着说：“那是因为那条龙太怪了，怪得连它自己都认不清自己，它张牙舞爪的样子，其实不过是一种挣扎的姿势，可他自己却偏偏觉得是在呼风唤雨……”说起蒯子生，她的情绪有些波动。
在严寒雨眼里，蒯子生就是个超级“杠王”，他抬起杠来无边无际，没完没了。在学术上，他总是不断地和同行们发生争论，对观点相左的人，他通过网络、杂志、会议等多种平台，对人家狂轰乱炸，但结果往往导致自己被围攻。如果这种在学术上的抬杠，严寒雨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抬杠，却让她有些受不了了。对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他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他的这些“主见”往往是家人难以接受的。他不喝牛奶，也不让家人喝，原因是除了怀疑牛奶的质量，还在于，他认为喝牛奶会助长奶牛养殖的泛滥，而更多的奶牛排泄物会影响大气环境。他要求家人在吃苹果的时候，一定要连着皮吃。老婆孩子要是不肯吃皮，他就会大谈苹果皮的妙处，直到他们把皮吃下去。严寒雨节假日就怕和他出门，因为他一出门就有可能“惹事”。见到有人站在马路牙上抽烟，他会去劝阻，但往往因为言辞生硬，会造成纷争。见到招牌上有错别字，他马上就要找人家去纠正。有一次，夫妻俩去路过一家空调专卖店，蒯子生看见门口的宣传牌上写着“一朝拥有，终生无‘汗’”，他气呼呼地找到正在店里的女店主，指责她不该为了搞噱头而乱造词。女店主平时可能也是个狠角色，眼睛一瞪，说老娘高兴写错字，你管得着吗？他毫不相让，说你干脆把出汗的‘汗’改成汉子的‘汉’吧，我看你这样的女人就该是终生无‘汉’哦。女店主气得要扇他，多亏严寒雨上来好言相劝。
蒯子生还有个怪习惯，逮住机会就要说自己的专业，有时候把工作和生活搅和在了一起，弄得很别扭。前不久，夫妻俩带儿子到一家饭店吃饭，菜上来了，他人却不见了。不一会，饭店后厨传来了吵闹声，原来他跑到后厨查看油烟的排放情况，和人家发生了争执，他说人家的油烟净化装置落后，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吵着要去告饭店。饭店老板一个电话喊来几个身上雕龙画凤的人，将他围住了。最后还是严寒雨悄悄把饭钱给了人家钱，才把事情了了……
我知道蒯子生从小就喜认死理，但没想到他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听了严寒雨的叙述后，我有了想进一步了解蒯子生的想法，就问她蒯子生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有人认为业余爱好是最能体现一个人个性的）。她苦笑了一下，说：“他的业余爱好也是钻一些问题的牛角尖，和别人，甚至是和自己过不去。”
自去年以来，蒯子生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查阅了很多资料，还在网上和人探讨。有一天夜里，严寒雨正睡得迷迷糊糊，就听见书房里传来一阵欢叫声，她翻个身正准备继续睡去，蒯子生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严寒雨，终于弄明白啦，世界上是先有蛋才有鸡的，我的发现和世界权威的专家不谋而合呀……严寒雨闭着眼睛不想理他，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论证：首先鸡是恐龙进化而成的，这已经是得到确认的的事实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简单了，恐龙是通过什么进化成鸡的呢？当然是通过恐龙蛋。那就是说，在白垩纪时代稍后的某一天，终于有一只完成进化的恐龙蛋，孵出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鸡……所以说是有蛋才有鸡的。严寒雨实在困的架不住，闭着眼睛应付他，说好啦，既然有了结果，就上床睡觉吧。但蒯子生却站在那儿不动，突然变得心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不幸的是，新的问题又来啦，你说，到底是先有恐龙呢，还是先有蛋呢？
听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就问严寒雨，蒯子生现在的业余爱好是不是在研究“恐龙与蛋”的关系了。严寒雨说：“他现在研究什么都和我无关了，就在前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
就在我准备向严寒雨告辞时时，她突然想起什么，对我说：“不管怎么说，蒯子生对家乡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起过家乡的人和事，在你们面前，他还是很要面子的，这就是他奇怪的地方。”
往回走的时候，我一直在回味着严寒雨说过的话，特别是那最后一番话，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父亲出院回到村里后，逢人就夸蒯子生的法道大。村民们煞是羡慕，都找我来验证父亲的话，希望从我嘴里得到关于蒯子生更神奇的故事，我心里不是滋味，一般不予回答，逼急了，就说上一句：“蒯子生也不容易啊！”
4
从北京回来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我一直非常纠结，我怕村里人纷纷到北京去找蒯子生办事，让他招架不住；又怕村里人知道他在北京的现状，从而失望；还怕别的村里的人知道他的情况后，会幸灾乐祸……我守着这个秘密，就像是守着一个神秘的皇陵，希望它永远都不被发掘。
我想方设法阻止着家乡人和蒯子生的联系，我希望蒯子生是犁下村人、乃至是沉木乡人一个永远的美梦。这个梦就就像是一个五彩的泡泡，只能远看，不可触摸，一旦触摸，就会破灭。所以一听说有人要到北京找他办事，我就会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跑去对人家说他如何如何重任在肩（说他的研究关乎着和地球的寿命），如何如何日理万机（说他忙得恨不得三天才解一次大便）。不少人听了我的介绍后，便不好意思去找他了。但还是有些事还是出乎我意料的。
县里要修一条连接几个偏远乡镇的公路，每个受益的乡镇都希望这条路在本乡镇境内的里程要长一些。方案出来后，沉木乡的上上下下都很失望，原来，这条路在跨过一条叫云溪的小河后，竟然朝相邻的清水乡境内拐去。沉木乡的领导很不服气，认为清水乡肯定是在上面找了人，就决定如法炮制，找人想办法把方案改过来。乡里在集思广益后，想到要找的人就是蒯子生。而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泡了一杯安吉白茶，然后就和我聊了起来。我一听他要让我去找蒯子生，赶紧就把蒯子生重任在肩和日理万机的话又说了一遍，企图打消他的念头。但他却说：“这样的人才有分量嘛，没事干的人，我们去找他也没用。”看我面露难色，一再推托，他说：“王老师，既然你不愿去，我自己去找蒯教授，你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吧。”我的头突然嗡地一声，心想，如果乡长要去北京找蒯子生的话，他的秘密很可能就会暴露的，于是只好勉强说了一句：“乡长，还是让我去试试吧。”
接受任务后，我感到压力很大。以蒯子生目前的情况看，我是不忍心去打搅他的，何况就是他答应帮忙，也不一定管用。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二舅家的儿子到学校来找我，说是二舅马上要做六十大寿，让我去热闹热闹。我想到他家就住在清水乡的云溪岸边，就顺便问起了修路的事。表弟告诉我，拆迁就要开始了，村里人现在是七个和尚八样腔。我突然有了某种灵感，冒出一句说：“拆迁迟一步，多个富裕户。”表弟说：“哥，你是让我们当钉子户吧？”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几天后，在二舅的寿宴上，我因为多喝了几杯，就当着大舅二舅及几个表兄弟的面，进一步阐明了当钉子户的重大意义。二舅表扬我说：“春阳不亏读的书多，就是有见识，听他的没错。”那天晚上酒劲下去后，我开始自责起来，我一个人民教师，怎么能唆使自家的亲戚做那种拖公家后腿的事呢。但转念一想，我又原谅了自己，我也是出于无奈呀，谁叫我头脑一热，领了乡长交办的任务呢。
由于大舅二舅及几个表兄弟拧成一股绳做起了钉子户，造成了清水乡境内的拆迁无法进行下去。县里只好回避矛盾，临时修改道路建设方案，把那条路改向沉木乡境内。
乡长得到这个好消息后，专门请我吃了一餐饭。喝酒的时候，他说：“王老师啊，这次多亏了蒯教授啊，当然了，也得感谢你呀，这样吧，蒯教授远在京城，你就替他多喝几杯吧。”于是，我便稀里糊涂地喝多了，颠三倒四地嚷着：“多大事呀，也就是蒯教授一句话的事。”乡长也喝多了，一个劲地说：“这年头，上面有人就是不一样哦。”在座的其他人也都喝得声情并茂，盲目地夸着蒯子生。我们大家都为了一个和这事毫不相干的人生喝得东倒西歪。
那天晚上我刚踏进家门，顾得来跟身就进来了，手里还拎着两瓶五粮液。我说：“顾总，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看是什么样的鸡，我这鸡可是得了禽流感的哦。”
“春阳啊，你现在可不是鸡喽，是凤凰哟，你让蒯子生打了个招呼，一条大路就修到咱门口啦。”
“你小子鼻子够灵啊，咋啦，想学蒯教授做好事呀，这样吧，我给你给机会，我们班上有个学生得了白血病，你给捐点钱呗。”
“既然你开了口，我照办，不过我今个来，也确实有事要找你帮忙。”
顾得来说的事也和那条路有关，他让我找蒯子生给县公路局打个招呼，让公路局向施工单位推荐一下他的沥青。我一听就摇头，说：“这点小事还要惊动人家蒯教授？得来啊，等你哪天修长安街的时候，再去麻烦人家吧。”
顾得来嬉笑着说：“你就别寒碜我了，我的意思是，蒯教授反正为路的事打过招呼了，再多说上一句呗，烧香看和尚，不就顺带一下嘛。”
“你说得到轻巧，那你顺带让我也成为百万富翁，中吗？”我戗了他一句。
他并不生气，还想和我磨叽下去，幸亏我酒劲上来了，跑到水池旁，哇地一声吐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顾得来真的来学校送了一万块钱，说是捐给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我知道他这是在变着法子逼我去找蒯子生，感到左右为难。拖了一个星期，顾得来又来找我。我以为他是来催我去找蒯子生的，没想到他竟喜笑颜开地告诉我，说事情办妥了，公路局已经推荐了他的沥青，施工单位也同意用了。他还说要好好地感谢我和蒯子生。我一下子懵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他的话茬。事后我分析，可能是因为顾得来找的人太多了，也不知道那根线起了作用，就把功劳稀里糊涂地记在了我和蒯子生的头上了。
就在我为上述两件事被我蒙过去而庆幸的时候，麻烦事也来了，我的大舅和二舅竟然联手来学校找我兴师问罪了。原来，他们因为当了钉子户，导致修路改道，村民们都责怪他们，他们自己的拆迁梦也泡了汤。大舅一见我就说：“春阳啊，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当了钉子户呀，现在这钉子锈死了也没人问，不但错过了致富的机会，还把名声搞臭了，你也不能指呆子上当呀。”
二舅说：“春阳啊，你小时候得伤寒，还是我背你去医院抢救的，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我解释说：“大舅二舅，我也不知道政府说改道就改道哟。”
大舅又说：“那你能不能找找人，让政府把路再改回去呢。”
我说：“这又不是我在黑板上写粉笔字，能擦了重来。”
二舅脾气暴一点，说：“那好，从今往后我们就没你这个外甥了。”
大舅和二舅气呼呼地走了，看着两位老人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本来这件事何我毫不相干，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搅了进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远在北京的蒯子生如果知道了我在家乡因为他做的这些事，会怎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