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青瓦之上：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

青瓦之上：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

周东升

初读王太贵的诗集《青瓦之上》，是在酷夏，因为之前并不了解，也就没抱太多期待，只是闲散地翻阅。但翻着翻着，诗行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植物形象，令我骤然兴奋起来。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植物，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而在阅读中偶遇一位同样爱好植物的诗人，实在太难得。《青瓦之上》写到几十种“有名有姓”的植物，俨然一座花园，诗意葱茏。当然，我和诗人一样，并非出于植物学的兴趣，也没有多少猎奇心理，我们的认知默契地指向了一个事实：植物时刻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生活的趣味与意义。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写作若是离开了植物，将意味着某种巨大的缺失。

植物既不是生活的点缀，也不是诗歌中的修辞。正面来说，植物是我们生命存在的伴侣，是诗歌中另一个主体。正如杜诗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与“百年多病独登台”，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前者烘托后者，而是并置关系。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场景，在与衰老多病的诗人的登台场景相互呼应。物我之间平等相待又相通，才会有浑融的感觉。是的，在太贵的诗中，我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物我关系，请看诗集的前三首，每首都写到具体的植物：

榆树卷起叶片，萱花藏起影子

我们注定狭路相逢，你带着泥泞和笔芯

我两手空空，背负云朵的虚名

——《我有我的深蓝》

山峦多雾，菜园丰腴，青色花椒正在成长

死亡像溪水，离我们既遥远又熟悉

——《溪水终结的地方》

昨天夜里，月季和白皮松

在花坛边低声思辨，千里之外的雨

穿过诡秘的腔调，在我疲惫的眼帘上

汇聚成小溪和大海……

——《凌晨两点，看见月亮》

无论是这里的榆树、萱花，青色花椒，还是月季和白皮松，或是其他诗中写到的桑葚树、核桃树、紫薇、岩茴香、石榴、槐树、葡萄、海棠、柿子树、杨柳、香樟树、梅花、玉兰、桂花树、紫荆、紫叶李、银杏、构树、女贞、栾树、爬山虎、白杨树、夹竹桃、香菇草、三色堇、鸡冠花、羽衣甘蓝、苋菜、蒜苗、稗草等等，它们都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存在，既独立于“我”，又与“我”和谐共生。这种多元主体共存的物-物、物-我关系，因为折射了世界的真实状况，也就把真实世界的勃勃生机注入到文本世界，一首诗因此有了生命活力，有了个性品格。王太贵并没有从观念出发，在诗歌中刻意强调这种共主体的存在方式，而是理所当然地下笔，令人感觉世界原本如此，万物平等，和谐而美好。正是这种共主体的植物书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太贵诗歌的契机和路径。

在王太贵诗歌中，植物名称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更像是一个魔咒，能把具体的植物形象召唤到文本世界。而这些植物，与动物、人类一样，既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主人公。因此，诗歌中植物形象的出现，并不是所谓的咏物，而是我们所赖以存在的世界的本真呈现。在王太贵的笔下，植物是其自身，不作为人的喻体存在，它们可以被拟人化，但绝不会降格为人，而丧失植物的固有属性。这不仅体现了一种生态主义的视角，也是诗人置身万物之中最得体的姿态。对于某些诗歌读者，比如我，这样的植物就是诗意世界的使者，引领我开启诗的想象，这样的诗才是生态之诗，带我回到世界的绿色中。

我们生存的世界不只是个空间，它是由万物构成的多维世界。假如从人的视角看，它包含着无穷多的关系，诸如我-植物的关系，我-动物的关系，我-物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他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一种关系都可以生成一个存在的维度。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建立的有效关系越丰富，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就越显得充盈多彩。在王太贵的诗歌中，这些纷繁的关系和谐共存，相互保持着平衡，共同编织出一个丰富的诗性空间。因此，在我看来，太贵的写作更像是对诗性空间的动态建模，他创造的是一个个活动的纸上建筑。这些“纸上建筑”难以被简化为单一的抽象概念，因为王太贵的表达刻意回避了判断，他致力于展现的是人与万物相遇的喜悦场景，以及个体跻身于这个多元世界的状态。

探究王太贵“建模”式的写作和他的“纸上建筑”，我们不妨以《往返礼堂路》这首诗作为切入点。如诗题所示，王太贵从平凡日常中撷取了“往返礼堂路”这一特定的时空切片，“我”在此段时空中的“行走”，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诗歌通过“行走”搭建空间结构，从礼堂路的起点走到终点，便是对诗性时空体的初步建模。另一方面，它为诗歌的想象提供动态的观察视点。诗中描绘的景物都遵循着空间上的秩序，这一秩序正是通过这一移动的视点得以展现。而每天的“往返”行为，仿佛是一种技术性的渲染，使得这个时空体及其内部的复杂关系被塑造成一座高度逼真的诗性建筑。

这个诗性建筑的精髓就在于其内部关系的布置。王太贵在处理这种关系时，总是能展现出他作为诗人的优秀与独异。《往返礼堂路》开篇便通过“围墙的坍塌”巧妙地打破了“城市的对称性”，而“小诊所”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救治了这一场意外“伤害”。诗人即便是写无生命之物，也包含着善意。铺垫到此，就开始进入礼堂路，各种关系一一展开：

……孩子的书包里，塞满了昨晚

熬夜制作的贺卡。幼儿园门口的菠萝

格外香甜。母语多么亲热，老师和春天

垂丝海棠与三色堇……

初读之下，几乎全是片断，零散无章，缺乏逻辑上的联系，难以捉摸。然而，当我们从关系的角度看，这些片段恰恰构成了“礼堂路”丰富多彩的存在。诸多形象并列呈现，是诗人边走边看、边感受的结果，它们相互之间确实没有逻辑，但在“礼堂路”的空间里，本来如此，恰恰是井然有序的。诗歌后面还写到“青瓦屋顶”“灰色鸽子”“浴室、早点摊和棋牌室”“树”以及正在行走的“我”，人与万物各自独立，各行其是，又在同一段时空中相互关联、相互映照，“礼堂路”这个诗性的时空体就此生成了。这并非简单的罗列，诗人是从人的视点出发，来构建这个时空体的。因此，在众多关系中，“我”与万物的关系才是诗歌的主线和凝聚力所在。

尽管王太贵的叙述在尽量地保持冷静，但关系中的“我”却时刻流露出惊喜，仿佛 “武陵人”意外闯入了“桃花源”，又像陆忆敏发现了“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不同之处在于，“武陵人”或陆忆敏的惊喜源于初遇，而王太贵的惊喜则是在日复一日的“往返”中发现的。优秀的诗人不会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更擅长在熟悉的景致中捕捉到初遇般的惊喜。这种将熟悉转化为陌生的能力，王太贵似乎尤为精通。显然，王太贵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陆忆敏那样激动和“低声尖叫”，但在《往返礼堂路》的字里行间和节奏中，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诗人的情感和态度：他热爱这个世界。而热爱这个世界，我以为，是一切诗人最珍贵的品质。

以“礼堂路”为时空框架，王太贵完成了一个个诗性时空体的建模。如《四月的礼堂路》《礼堂路札记》《鞋子消失在礼堂路》《雨中的礼堂路》《礼堂路春花图》《从礼堂路到芍药居》等，加上《往返礼堂路》，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诗歌系列，我想，这些作品不仅给这座小城里不起眼的街道命名，也会使它成为当代诗歌地图上的一个标志。

《往返礼堂路》这个系列的写作，又可以归入一个更大的题材类型，那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就诗集《青瓦之上》言，王太贵的写作有两副笔墨：一是书写日常生活，二是玄想思辨。玄想思辨一路的诗歌充斥着隐喻，语象繁复，有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这或许是诗人近年来在创作转型上的探索之作。相比之下，王太贵更擅于写日常、写平凡，即便是早期的作品，也不乏令人赞叹的佳作。例如，早期的《大雪记忆》便通过寻常小事和惯见景象写出了冰天雪地里的人世之美。这首诗在我看来，是最具“画中有诗”效果的新诗之一：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山岚、树枝、村庄和道路

提前消失在昨夜的风雪里

打谷场上，一双打着补丁的胶靴

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腾挪着

小奶怀里揣着升，向母亲

借回一升白米，她循着来时的脚印

又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回去

打谷场上，白得只剩下两行

黑乎乎的窟窿，从远处看去

像一根襻带，将两家人扣在一起

不至于在冰冷的大雪里，走散

在王太贵的笔下，日常生活的书写往往不涉及评判或逻辑推演，而是专注于捕捉那些常被人忽视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原本就是诗意的凝结点，一旦被诉诸文字，便会迸发诗意。《大雪记忆》中雪地上的脚印连接着两家人，就是这样的细节，不仅有水墨画的效果，也把世俗人情上升到美与善的境界。加之太贵怀有万物平等的意识，他笔下的生活场景总是温和、友善的，其中的花草树木与日常事物，彼此相安，各得其所，诗中的人物置身于万物之间，便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悠然。因此，读王太贵这些诗，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得到安顿的喜悦与温暖。我想，这正是王太贵诗歌最独特、最珍贵的品质所在。

读王太贵诗，我常常想起两位诗人。一个是杜甫，自他起，中国诗歌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然而，后人往往只关注杜甫的“诗史”，却忽略了这些“诗史”同样是对诗人日常生活的记录。这提醒我们，环绕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一个阵地，对它的书写和诗化同样是一种深刻地介入。另一位诗人是拉金，他也执着于日常生活的书写。这位被誉为“写平凡的大师”的诗人反对歇斯底里的诗歌和装腔作势的诗歌。他说：“诗是一桩理智的事，是如实看待事物的事。”这与王太贵的态度不谋而合。我并不是想通过提及这两位大诗人来过分夸饰王太贵，而是想指出：王太贵反复书写的日常生活，并不像当代一些酷爱宏大题材、动辄要写史诗的诗人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狭小的领域。实际上，它是一个拥有深厚传统的广阔天地，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地。尤其是在当下，日常生活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特别需要诗的救赎和净化。因此，反复读过《青瓦之上》，我又期待着王太贵下一部诗集。

——本文原载于《星星·诗歌理论》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