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圆桌 | 田园牧歌的现代处境与创作主体的三种姿态——“湖泊同题”的叙事伦理分析

田园牧歌的现代处境与创作主体的三种姿态

——“湖泊同题”的叙事伦理分析

方维保

提要：余同友的《湖泊》、木叶的《野放牛》和李云的《渔光曲》有着共同的事件原型，即环保背景下的“迁牛离岛”的本事。经过作家的工作，不但衍生出了为数众多的故事，也使得本事的主题发生了不同向度的偏移，或为精神疗愈之书，或为爱情神话，或为乡镇工作者的工作记忆。通过对小说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考察，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叙述中都出现了写作赞助人的形象，但处理的方法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或回避，或设法庇护，或化身为代言人；三位作家面对自然环境被现代化“改造”，各人的姿态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或委曲求全，或坚定反抗，或妥协服从。

关键词：同题小说；本事；故事；人事；叙述伦理

1、从“环保”本事衍出的“故事”

从小说学的原理上来说，尽管小说可以充分的虚构，但写实主义小说很多又是有“原型”的。而这所谓的“原型”，也就是作为小说想象的起点和基础的“本事”。而余同友的《湖泊》、木叶的《野放牛》和李云的《渔光曲》三篇小说，就是一个从“环保工作”而衍化和生发出来的“故事”。

最近这几年，因为环境保护、旅游开发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长江沿岸的很少省市都出台了将江心洲、湖心岛上的居民或牲畜，搬离江心洲和湖心岛的政策和措施。诗人和小说家木叶的家乡——安徽省宿松县，估计也有类似的政策措施。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岛上或江心洲的原有居民，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心态，可能有人很兴奋，可能有人热土难离无比留念，也有人可能心情矛盾复杂。余同友、李云和木叶，曾于2022年7月一起从他们工作的城市去到木叶的老家宿松县，并同游位于下仓镇附近的黄湖，以及靠近下仓镇的湖心洲“上马墩岛”“下马墩岛”。其时，下仓镇政府正在落实“搬离荒岛”的环保计划，即将原来生活在上马墩岛上的散养牛群搬离到陆地上重新安置，以避免大规模的养牛所造成的牛粪污染，而在落实政策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余同友、木叶、李云三位特别敏感于“荒岛”“迁徙”以及“湖泊”的文人骚客，访问了乡镇工作者和居民，了解到了以上的这些工作内容，并将这些工作内容作为小说创作的“本事”，并进而创作出了以牛群和居民撤离荒岛为主题的小说《湖泊》、《野放牛》和《渔光曲》等三部小说。

中国文人的佳话之一，就是同游同题吟诗作赋。1924年朱自清和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就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分别写了一篇散文，人文俱佳，一时佳话。余同友、木叶和李云皆兼具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所写的三篇小说虽不是“同题”，但小说的“本事”却是一样的（“同题材”），——湖泊中的孤岛上马墩上的牛群撤离到陆地上。湖泊环保“本事”在三部小说中的“留痕”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共同讲到“大湖”（李云小说中称为“蓝湖”，实际由“黄湖”化来）、“上马墩岛”、“岛上的牛群”、政府环保目的的牛群撤离工作和牛群所有人的思想疏通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环境——湖泊的叙述等。创作主体出于对“本事”的尊重而让历史文本涉入文学叙事，既是为了给自己的想象找到一个蹦跳的起点，也是为了对历史场景背后的人有所交代，当然也是为了迎合国人的历史癖好。正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对“本事”的尊重，使得笔者能够将这三篇小说放到一起来加以研究，并在“互文”语境中对其进行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解读。

虽然余同友、木叶和李云所面对着的“历史本事”是相同的，并且三位都具有诗人身份，但各自的创作个性、生活阅历和个人癖好的差异，却使得他们讲出了三个差异很大的“故事”。

小说家不是历史家，他只需要对“本事”做基本的尊重，而不需要拘泥于“本事”，他有权力根据自己对“本事”的理解，以自己的情感价值为指针，对“本事”中所潜藏着的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动用个人的经验在想象中来完成重新编码和叙述，并进而讲出具有独立个性的故事。也就是说，《湖泊》《野放牛》《渔光曲》三部小说虽然有着“原型”的影子，但它们并不是历史文本而是小说文本。由此，我们在研究小说的时候，在考察小说的“本事”之外，还要考察小说的“故事”，考察小说在“本事”的基础之上，衍生了多少层次的“故事”。

余同友的《湖泊》①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木匠汪长松、打鱼女王翠花夫妇，在他们患抑郁症的养女红波去世之后，王翠花也罹患抑郁症；一个是长江禁渔后无事可做的汪长松、王翠花在上马墩岛上养牛，以及汪长松和王翠花与岛上的牛群建立了亲密的情感，在汪长松撤离岛上牛群的过程中，疯癫的王翠花蓦然清醒，驾船救出丈夫和最后一头调皮的牛“黄毛”。这是两条近乎独立的线索和故事，但余同友却通过“患病”和“病愈”的前后排列结构了一种因果关系，更是建立了调皮的黄毛和养女红波之间模糊的对应关系。木叶的《野放牛》②也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一姝和一丁年轻时代的恋爱故事，交代了上马墩岛上牛群的由来。但是，这个故事却不是故事的正面，而是通过补叙来完成的；一个是报友兄弟以及六七利欲熏心试图谋取岛上牛群的利益，并与一姝构成了对抗关系。而牛群大概率是要被屠宰了，但也不能确定。李云的《渔光曲》③则讲述了三个故事，一个阿香婆在上马墩岛上养牛，给城里的儿子买房；一个是镇上的女干部杨瑶瑶带着男朋友到岛上拍视屏，导致小岛和牛群出名和小镇成为旅游热点；一个是杨瑶瑶接受镇书记的任务动员阿香婆将牛群从岛上撤离。《渔光曲》的故事较《湖泊》和《放野牛》要复杂得多，原因在于镇政府在奉命撤离岛上牛群的同时，又要铲除候鸟的栖息地黑树林，转而又要重新开发荒岛。但，《渔光曲》的主叙述人却是下乡挂职干部杨瑶瑶，副叙述人才是牛群的主人阿香婆。《渔光曲》有“下乡”叙事的基本构型，即串起三组人物和三个故事的是杨瑶瑶这个人物和她的工作，整个故事实际上就是由阿香婆和杨瑶瑶之间的冲突而构成的。《渔光曲》的结尾，与《湖泊》《放野牛》都不同，原因就在于镇政府最后给岛上引进污水池处理厂，也就是说岛上的牛群也就不用撤离了，黑树林也不用被砍伐了，甚至连杨瑶瑶和男朋友刚子的爱情在经历挫折之后又重归于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团圆”的结尾。

从故事层面来看，动员岛上居民和牲畜搬离荒岛的工作，在落实到小说的故事层面的时候，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都被有倾向性地具体化了，一是核心主人公都被落实为女性，而且都是年老女性；二是故事都围绕着牛与人的关系而展开；三是“本事”介入文本有远有近，《湖泊》最远最模糊，《野放牛》次之，而《渔光曲》最近，涉入也最深；特别是四，叙述重心发生了变化，《湖泊》的重点在于讲述牛对人的疗愈，假如从第二部分看，近乎是一篇动物小说；《野放牛》主体部分都是围绕一姝过去的爱情故事展开的，近乎是一篇爱情小说；只有《渔光曲》最为切近“本事”，但也有向阿香婆这个人物身上溜的趋势（她本来就是李云的目标主人公）。由上可见，虽然具有共同的“本事”，三位小说家所讲述的故事却发生极大的变异，甚至离开了“环保”主题。

2、小说文本之内的解读——形象主体的“人事”纠葛

文学皆是人学。所有的小说不管故事怎样的精彩，但精彩的故事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标。《湖泊》《野放牛》和《渔光曲》最终都还是围绕着“人事”而展开的。而正是在“人事”的管理中，三部小说在故事叙述中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人”的关怀。由此，三部小说几乎共同地将一个“社会事件”转化为关涉“人”的命运的文学叙述。

余同友的《湖泊》虽然叙述撤离岛上牛群的本事，但其重心似乎更在于强调牛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造船木匠汪长松和打鱼人王翠花，因为禁渔而丧失了职业，并导致精神忧郁。因为王翠花一句溺死小猫的实话，诱发了患有抑郁症的养女红波的自杀。虽然红波的死亡，主要源于她的爱情挫折和抑郁症，但追溯起来，还在于其母亲的抑郁症的诱发；而母亲之所以患上了忧郁症，而在于其职业的丧失。如此追溯的最后结果，都归咎于“禁渔政策”。如此作者不但解释了上马墩岛上的牛群的来处，即汪长松和王翠花夫妇养的，而且，给养牛人找到了一个利益之外的理由，即汪长松和王翠花夫妇对爱女红波的情感寄托。小说的后半部分几乎完全沉浸于书写汪长松、王翠花夫妇与牛群的交往，以及在迁移政策逼近（倒计时）的情况下，人与牛之间的神奇的配合。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疗愈王翠花精神疾病的目的而设计的情节，但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和牛之间的惺惺相惜，心灵相通。小说利用汪长松的幻觉，在调皮的犍牛黄毛和养女红波之间建立了神秘的隐喻，牛就是人，人也就是牛。牛群安慰了汪长松和王翠花夫妇受伤的心灵，而他们夫妇也将牛群当作女儿一样来养。既然牛就是家庭里的成员，当然不可能被送去屠宰场，而是要被养起来，所以小说给了可爱的结尾，即牛群似乎要被带回去当“宠物”养。小说《湖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疗愈之书，也是一部动物主义小说。《湖泊》中汪长松遭遇暴风雨的情节，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作者写了两个出人意外的场景，一个是疯癫的王翠花的突然清醒和驾船来救丈夫和牛，一个是犍牛黄毛始而拒绝离岛终而在暴风雨之中前来救助主人，并跟随主人夫妇离开上马墩岛。汪长松、王翠花和骚牯牛黄毛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情感达到了顶点，很好地诠释了人与牛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王翠花的抑郁症的治愈，正是来自于岛上的牛群。余同友试图在论证，焦虑的现代社会的拯救者，恰恰就是他所试图屠戮的对象——动物。

木叶的《野放牛》的叙述重心几乎完全不在牛群的身上，假如说余同友的《湖泊》中还有一头名字叫黄毛的牛犊的话，而《野放牛》中的牛群则完全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存在。整个故事实际上是将上马墩岛上的牛群作为一个揭秘叙事的入口和考验人心的试金石。与《湖泊》对人与牛之间关系的详尽的叙述不同，木叶只是借用搬迁岛上牛群的事件，来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小说通过上马墩岛上牛群的由来，揭秘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非法爱情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已经人老珠黄还对一丁心存幻想的一姝，与其说是在守护岛上的牛群，不如说是在守护她自己的青春梦想，守护一姝和一丁当年浓情蜜意的爱情的证物。当作为那场爱情的当事人的一丁，前去劝说一姝卖掉牛群时，无疑就是说他对那场爱情和随后的背叛，完全不认账了。当然一姝受到的打击的并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亲情。两个姨侄儿报友兄弟，为了从岛上牛群获得利益，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整个叙述围绕着是否撤离牛群这一事件，形成了对核心人物一姝的“围攻”的态势。当六七派人上岛考察牛群的时候，这一围攻就从口舌之争上升到了实际行动。当一姝因为六七上岛立即精神疾病发作以后，故事随即戛然而止。在《野放牛》这部小说中，一姝代表的是一种精神梦想，而一丁、六七和报友兄弟所代表的是横流的物欲。诸如一丁、报友兄弟以及六镇长等人物，作者虽然尽力为他们开脱，比如一丁因为不出五服而移情别恋，比如六镇长批评了六七的莽撞行为，但总体上都属于形象晦暗的势力，都是侵害者。

在李云的小说《渔光曲》中，阿香婆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所有的人物都围绕她转，所有的故事也都由她而起。镇书记和杨瑶瑶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阿香婆自己又忙着养牛和教育孙子刚子。由挂职干部杨瑶瑶的工作，牵扯出杨瑶瑶的男朋友以及他的拍视屏的故事，由岛上所养的牛又牵扯出环保问题，由阿香婆所占据的上马墩岛而牵扯出黑树林以及候鸟栖息地等故事，由阿香婆的介绍而带出了她的孙子和远在北京的儿子的故事，由阿香婆的不愿意下岛而牵扯出镇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中首鼠两端。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李云展现了现代性和田园牧歌的复杂纠缠，政府工作动摇在撤出牛群保护环境和保留岛上牛群建设污水处理厂并进行旅游开发的两难之中；阿香婆也动摇在固守上马墩岛守望田园牧歌和利用上马墩岛养牛发财之间。在有关阿香婆的叙述中，现代化的政府工作方式，新闻传播和工业资本等，非常强悍地主宰着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符号的阿香婆的命运，她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被作为一个等待处理的“问题”，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当小说叙述人杨瑶瑶被镇书记分配工作，专门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时候，就逻辑上决定了阿香婆的被动地位和最终离开她的岛和她的牛群，还有她的生活方式的命运。阿香婆，被动地被一次次“发现”，比如她被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民歌手，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一座适合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适合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基地，还比如她的岛被发现是一座候鸟的栖息地。同时，作者也并不如《湖泊》《放野牛》的作者那样将阿香婆写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中的人，也没有将岛写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之所，而是将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放置于现实生活之中，她养牛是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子，她在与公职人员杨瑶瑶的沟通中也懂得妥协；虽然对刚子拍视屏具有本能的排斥，对刚子的视屏导致的游人如织打破生活宁静心存不满，但也并没有决然拒绝和反抗。她在退让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她的领地。小说围绕着阿香婆和她的牛群是否被处理，可以说一波三折，而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建污水处理厂和留下黑树林。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变化，一方面表现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与所谓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发生了交流和冲撞，另一方面又表现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交流和协商中被改造、修改。而在这样的交流和冲撞中，阿香婆也不是一个尴尬的应对者，而是一个应付裕如的老练的政治家。也与《湖泊》《野放牛》不同，《渔光曲》对上马墩岛上牛群的搬离的理由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说明，那就是牛粪污染损害了长江生态保护。假如说《湖泊》《野放牛》都是悲剧结尾的话，而《渔光曲》却是一个大团圆，牛群主人阿香婆两次唱歌，更是增添了小说的喜悦气氛。对照“本事”，可以说《渔光曲》是最为切题的一部。

3、文本边缘的解读——创作主体的叙述伦理

创作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文本的主宰者。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故事的叙述之中。哪怕就是那些主张零度介入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是如此。《湖泊》《野放牛》《渔光曲》的三位作者余同友、木叶、李云，不但以故事的编制，情感的抒发，而且以叙述人的身份深度介入了小说叙述，并且以他们各自介入方式和程度的不同，而体现了不同的叙述风格。

余同友在小说《湖泊》中显然是一个持有原始理想主义的诗人。在小说《湖泊》中，余同友通过王翠花的患病和她的被牛群所治愈，很明显地表明了她对原始渔业和木匠生活方式失去的痛惜，和他对于导致精神疾病的各种政策的忧虑，以及他对原始生活方式的认同和追思。一方面，小说采用了“倒计时”的手法，让屠户老刘口中的“环保需要”，不断给予主人公汪长松、王翠花夫妇增加压力，以渲染汪长松夫妇与“环保需要”之间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作者又显然既不愿意养牛人与“环保需要”之间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使自己的原始自然伦理与“环保需要”之间发生冲突，因此，他将“环保需要”处理为刘屠户口中的“谣言”，就在汪长松夫妇和刚性权力之间加上了一个楔子或防火隔离带，因为“环保需要”“限期迁移牛群”的政策，是通过屠户老刘转述给汪长松的，这就使得政策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变得捉摸不定和令人怀疑。政策的如此送达方式，显然极大弱化了汪长松夫妇与镇政府及其限期迁移牛群政策之间的对立，也弱化了其在执行限期迁移牛群的过程中所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因为都转嫁给了屠户老刘），也弱化了创作主体与赞助人之间的对抗，当然也使得小说的主题变成了物质欲望与自然伦理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刚性权力与自然伦理之间的对立。

但是，虽然作者采用模棱两可的暧昧叙事，试图减缓或弱化现实政策在传统生活方式失落中的责任，但政府的“环保需要”无论是否通过屠户老刘转述（屠户老刘转述更具有威慑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压力。这种倒计时的压力机制，为整个叙事营造了一种焦虑气氛和危机感。余同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王翠花抑郁症发作的原因。很显然，王翠花之所以发病的直接原因在于“长江禁渔”，作为渔民的她丧失了她赖以寄托的生活方式；女儿红波的自杀则源于王翠花道出了杀猫崽的事实，而王翠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抑郁症发作。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穿透叙事，作者将病因直接指向了“长江禁渔”等政策。创作主体显然不能也不愿意将小说中的人和牛塑造为直接的对抗者和保卫者，他所能够做的只能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将外在的危机内化为自己的内在焦虑。当然人物内心的焦虑不能向外在社会寻找到释放和纾解之时，就只能转向善良的牛群诉说，向动物寻求精神支援。余同友从疾病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汪长松王翠花夫妇的忧郁症的病因，并探讨了其治愈之道；余同友更从情感角度，表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沉浸在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人们，面对现代化冲击时内心的不安、委屈和无奈。余同友对这些人精神的流离失所充满了同情，并为他们唱了一曲挽歌。而正是这曲挽歌，暴露了作者的反现代性的原始主义立场和对于原始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从叙述策略的角度来说，这种倒计时的压力机制其实只不过是作者沟通养牛人与牛群之间关系的加速器。正是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之下，人与牛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并最终成为命运的共同体。由此可见，余同友的原始主义表现得十分狡猾。

小说《野放牛》中所讲述的将牛群撤离上马墩岛的理由似乎是六镇长的突发奇想，但导致的后果很严重，那就是一姝的抑郁症发作。不过，木叶同样对六镇长的责任进行了能够实现免责的“隔离”。六镇长只是让六七去劝说，但六七又找来报友兄弟，而报友兄弟劝说无效，六七就私自派人上岛察看。而这一切都是“瞒着”镇长私下行为。当镇长被堵在办公室以后，就立即批评了六七的胡作非为。镇长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将他自己置身于事件之外，获得了责任的豁免。与余同友的《湖泊》一样，木叶很好地处理了他的故事与赞助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但笔者不管怎么看又都有点反讽的味道。好在小说《野放牛》只是将撤离岛上的牛群作为一个借用的故事套，以达到对一姝隐秘的非法爱情的讲述。虽然如此，作者还是很好表现了主人公一姝对上马墩岛和牛群的守护。疯子一姝周围的亲人们，对她的“围猎”，不仅是对她所保存的爱情梦想的“围猎”，也是对养活了这场爱情神话的上马墩岛的“围猎”，当然也是对能够寄存人类爱情神话的世外桃源的“围猎”。当一姝被送往精神病医院之时，上马墩岛及其上的牛群，就失去了它们的守护神，其命运可想而知。作者几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日益膨胀的欲望，才导致了浪漫之地的被毁灭。作者几乎将自己寄身于女主人公一姝的身上，被动地感受着精神尊严遭受物欲戕害所带来的痛苦，无可奈何，只能发疯。作者虽然以报友兄弟们的角度在叙述，但实际却寄身于一姝这个形象之上，通过一姝的痛苦乃至发疯，表现了物欲与美好人性的尖锐的对立。总之，在余同友和木叶的笔下，强迫迁移都是一种反自然也是一种反人性的力量。而岛屿、牛群以及它的主人，恰恰是美好的自然人性的象征。与《湖泊》中的汪长松和王翠花夫妇的隐忍不同，木叶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反抗者。尽管这个反抗者并不是为了岛上的牛群，但在撤离岛上牛群的大背景下，一姝的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抗拒搬离牛群的转喻。同时，小说中一姝对垒一丁、六七、报友兄弟和六镇长等众人的失败，实际就被表述为精神梦想被横流的物欲所淹没。由此，一姝当得上是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了，而这正是“岛”最为常见的象征意蕴，可以说一姝就是那座孤独的“岛”。此外，《野放牛》所讲述的爱情故事，由于作者将其作为一个秘密来叙述，因此，很有神话原型的味道，或者说作者在不自觉之中激活了神话原型，即兄妹创造人类的创世神话。通过一姝这一形象及其与众人之间的关系，笔者也可以看到作者木叶内心中流动的血性和激烈之处，以及字里行间的宗教意味。

李云在写作《渔光曲》时，与《湖泊》《野放牛》一样，面临着平衡人物形象、作品主题与赞助人关系的问题。在《渔光曲》中，在《湖泊》中压根就没有出场的镇干部，在《野放牛》中只是出个身影的六镇长，在《渔光曲》中却显出了完整的身影，而且成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那就是被乡书记派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挂职女干部杨瑶瑶。在《野放牛》和《湖泊》中，“我”是作为一个隐形的“他者”而存在于叙事之中的，“我”虽然看上去对乡镇干部提供了叙述庇护，但“我”跟他们并不是一伙的。而当杨瑶瑶成为《渔光曲》的叙述者之时，创作主体就已经附灵于这个人物的身上，“我”的他者地位也便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杨瑶瑶的意志就是“我”之意志的代言。

这是一种典型的“下乡工作队队员”叙事。因为杨瑶瑶是受镇书记的指派去做阿香婆的工作，镇书记的指示就成为她的工作目标。而政府的日常工作形态就是解决问题。所以，在杨瑶瑶的视野之中，阿香婆及其养在上马墩岛上的牛，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杨瑶瑶的男朋友刚子拍视频导致上马墩岛成为旅游打卡地，造成环保压力而受到上级的批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小说的出奇之处在于，在“环保”线索之外，另立了一个“开发”的线索。这看上去与“环保”相冲突，但也是地方政府不得不为的一项工作。怎样在“环保”和“开发”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这当然是地方政府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始而“环保”终而“开发”却使得基层工作者杨瑶瑶疲于奔命。这种“环保”与“开发”的矛盾，在造成杨瑶瑶工作难以笃定的同时，也造成了阿香婆和她的牛群命运的动荡不居。当然，最后实现了神奇的妥协，即在岛上建设污水处理厂保留牛群、保留黑树林保持岛上生态，同时又另外建设游乐设施。杨瑶瑶的这些日常工作，看上去事事处处关联着阿香婆，但其实是与阿香婆没有多少干系，她和她的牛群只不过被动地等待处理而已。小说以杨瑶瑶为视角的叙述，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以“服从”为基调的下乡工作队队员的工作特色。而这正体现了被杨瑶瑶代言的“我”的对待“环保”和“开发”并举的工作态度，也体现了“我”对于阿香婆及其所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改造”“利用”的态度。创作主体的此种姿态，是社会工作层面上，它与余同友、木叶面对现代化所持有的消极抵抗或委曲求全的态度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使得《渔光曲》成为一个与“本事”最为接近的一个文本。

从《渔光曲》可以看到，作为实际工作者的小说李云的叙述风格。正是创作主体的化身为挂职女干部杨瑶瑶的叙述，从而导致了叙述内容（也是女主人公的工作内容）的繁多。杨瑶瑶不但要劝阿香婆离开上马墩岛，要考虑这些牛屠宰了以后价值几何，要考虑对上马墩岛进行旅游开发，还要考虑建设污水处理厂，要考虑保护鸟类栖息地黑树林，更要考虑利用新媒体让岛和牛声名远扬，要考虑阿香婆不养牛以后的出路问题，当然还有考虑杨瑶瑶的婚姻问题，以及考虑上级的指示，等等。基层干部日常工作形态式的叙述，使得《渔光曲》的叙述很是“热闹”，线索也十分繁多。但是，在热闹的叙述中，笔者却嗅到了某种闹剧的味道。阿香婆、上马墩岛及其上的牛群、黑树林，正在被以各种名义反复折腾，不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化的试验场。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理解作者在“题记”中的有关“田园牧歌”消失的感叹。但是，李云的《渔光曲》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浪漫主义文本，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本。李云几乎是以一个实务工作者的姿态，而不是余同友和木叶的浪漫诗人的心态，写出了基层工作的现实，就是这么的热闹，就是这样的务实，就是这么的风风火火的工作。尽管他也如余同友和木叶一样多少迷恋着原始的田园牧歌，但他又必须面对着现代化的现实，不断地工作着，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李云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小说中的杨瑶瑶也是。但是，我想应该给小说主人公杨瑶瑶减轻工作压力，也给小说的叙述增加点闲笔。

注：

①余同友《湖泊》，《星火》2022年第6期。

②木叶《野放牛》，《山西文学》2023年第7期。

③李云《渔光曲》，《北京文学》2023年第6期。

——本文原载于《新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