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我被关在北京以北的山里评审鲁迅文学奖，忽然接到徐贵祥的电话。他问，干大事呢？我笑着问，有什么吩咐？他也笑着说，没什么事儿，找时间吃个饭吧。我说，那得等到月底放出来了。他说，有段时间不见你了。我说，是啊，老不见，还挺惦记的。

我跟徐贵祥的交情是打出来的。他是个大作家，中国作协的副主席，茅奖得主，按理说，我跟他是不会有什么交集的，可是命运却让我们撞在了一起。

此话要从十年前说起。

2012年7月31日，在北戴河，我接到一个消息灵通人士的电话，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徐贵祥要到军艺文学系了。我说，不可能吧，徐贵祥刚刚当上专业作家，怎么会愿意趟文学系这道浑水呢？朋友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院首长已经跟徐贵祥谈过话了，先来过渡几个月，接任文学系主任。

对于文学系来说，这可是个重大的消息。这消息象一枚炸弹，立即在我心头引燃。我的心情实在不能平静，原因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曾经辉煌灿烂、英才辈出的“军事文学的黄埔”“军队作家的摇篮”的文学系，自2000年招收本科创作学员以来，12年间换了7位系主任。

就在2012年5月，也就是我听到那个消息的3个月前，彭院长上任了，大兴调研之风，她到文学系调研时让我谈文学系现状与想法，在谈了许多情况后我有些激动，眼含热泪地对她说，院长你知道吗，文学系再这样折腾下去就完了！我们不希望它完。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文学系当主任的是个优秀的后勤专业领导，我问院长，您说说看，一群码字儿的人被一位码砖的人领导着合适吗？

我想，徐贵祥的到任可能与院长那次调研有关。

此前，我和徐贵祥并不熟悉，但我对他是有心理期待的。我想，至少他是位作家，他懂得创作，有一个作家应当具备的素质和眼光，是可以与之共事的。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尽力支持他的准备。因为我是教创作的，而他最需要的，就是在创作教学上的支持，我认为我应该成为他最早的也是最得力的助手。

可惜我自作多情了，徐贵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礼贤下士，或许他在上任之前就对文学系的老师有了成见，他对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似乎都采取了公事公办的态度，并且暗暗地有了自己施政的套路。这让我有点失落。于是，我的内心便有了“怀才不遇”之感。其实，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想法真是可笑，就我一介卑微俗人，何才之有？！苟安便好。

徐贵祥上任之初，掌管教学的副院长向他转达了院长对他的期望，希望文学系“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

我的天哪！徐怀中的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一个名家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那个时代培养出了名满中外的李存葆、莫言、王海鸰、苗长水、钱钢、何继青、宋学武、雷铎的时代啊。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领导的文学系，可以说是中国院校培养作家的第一系。

我不知道当时徐贵祥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猜想，他应当是“大胆地接受了任务。”我们无法想像这个土生土长的业余作家、原基层连队的干部如何在这片文学沙场上点兵派将，摇旗呐喊，杀出一个“徐怀中时代”的水平。

“徐怀中时代”的学员都是成熟的作家。可是，现在的文学系，面对的却是一群前高中生啊。这批学员阅历简单，却个性十足。他们虽然是“凭写作”考进军艺，其实他们的写作底子几乎是零，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同时，他们对文学没有那么虔诚，他们对待名作家的态度也没那么热烈。尽管徐贵祥已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大作家”，可是我们的学生，多数都没读过他的作品。学生们不靠文学吃饭，他们进入大学后，甚至对写作也没太大的热情，他们是按照“完成作业”的态度来创作作品的。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除了面对这样一些前高中生外，徐贵祥的困境或许来自于他必须面对的老师们。目前的教员队伍与徐怀中时代相比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教员们清一色来自地方院校，有“两高两缺”的特点：学历高，理论水平高，缺乏部队基层工作经验、缺乏创作经验。这些教员多数是具有强烈民主思想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学院派”。从来没有教学经历的徐贵祥如何让这些人心悦诚服，还真是一个问题。

我不得不承认，面对如此巨大的困境，徐贵祥确实有点“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为了能由一个专业作家转入专业教育者，他的确是下了大功夫。到文学系3年的时间，他虽然偶有作品发表，与此前相比却大大减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他常常对人慨叹“再也没有时间写小说了”。

有一个情况我们始料不及，徐贵祥是带着光环来的，他一上任就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位“无畏者”一上会就发微博说，“从今天开始，中国的教育就与我有关了”。这话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不过，这解决了我们的一个担忧：据说，政协委员可以干满一届，也就是说，徐贵祥可以突破年龄的阻碍，只要他想，他就能多干几年。

我们的第二个担忧也被徐贵祥轻而易举地破解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打算依赖如我等自以为是的“老文学系”，而是另辟思路，仰仗外援开展“八面来风”的讲座式教学。他快速实施，先是请同学、师兄弟，而后是各种各样的作家学者。一时间，军艺文学系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欢天喜地，一派繁荣之象。

我本以为徐贵祥一来，我们会象以前那样要忙一阵子，调课改案。但是，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成了闲人！人家没理我，甚至我的一门颇受学生拥戴的《中国话剧文学》课程，居然被他毫不客气地挥挥手抹掉了。我在大惑不解之后变成了“逍遥派”，这虽然与我追求的“与世无争”的想法相合，却让我很不舒服。

徐贵祥是位行动者，他的精力旺盛得惊人，在文学系除了“八面来风”式的徐怀中教学法外，还实施了许多创作教学的行动。比如，向报刊杂志强力推荐学员作品，开辟“文学系”专栏、把报刊编辑拉进来参与教学、在史论课堂上“用创作教学的思路讲课”试验，等等。特别是他津津乐道的“第二课堂”，即课后进行创作训练，他甚至把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在创作中的关系作了区分，认为第二课堂在创作教学中要占80%的比例，甚至还要高。他说大量的时间要花在第二课堂去辅导学员创作。

从一个即是局内人又是局外客的角度来看，在此之前，我觉得徐贵祥的许多方法思路都是12年来被一一尝试过的，并不新鲜。他惟一优于别个主任的就是真干，而他人可能只是落在纸上。但同时，他表现出了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虑。他的方法一个接着一个，上一个还没有完全落实，下一个又“任性”地出台了。前一个想法还没有被认可，后一个冲动就来了，我感觉，他在用灵感来指挥教学。

私以为，本科教学，即使是创作教学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要领，一是系统，二是稳定。并且，我认为，创作教学是一个逐步的、慢慢累积的过程。

但是，徐贵祥压根儿不理会我们的意见，他要“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他需要的是不断发表作品，让学生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作家”。这思路虽然正确，但却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学员有没有能力提供拿得出手的作品。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徐贵祥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2013级的同学写开学典礼，要将7个刚刚离开中学校门的学生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这其实难度很大，因为，学生们还没有从中学作文的习惯思路中走出来，一下就让他们“创作文学作品”，纯属揠苗助长。事实是，在实际的操作中，那些文章被改了无数遍还都差强人意。当第7稿拿给我看并要开一个“改稿会”的时候，一翻那些稿子，我的脸都红了。我悄悄地跟杂志社的编辑说，真是不好意思，稿子写成这个样子。至此，徐贵祥不得不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他和拟调作家、鲁奖得主李浩亲自上阵，捉刀修改，虽然最终发表，文稿质量也说得过去，但是，这次写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小视的。以至于，后来再组织创作训练的时候，某些学员还心有余悸地记起了那次经历――揠苗助长，揠苗者费力，被揠的苗何尝不是苦不堪言。

徐贵祥说过一句有些老庄哲学味道的经典话，他说“聪明的人经常反思自己，愚蠢的人总是埋怨别人。”

显然，徐贵祥属于前者。从不断的试验、与各种观念的交锋中，甚至在激烈的对抗过后，他开始理性地反思与总结。对于创作教学，他的思路也在不断碰撞与交锋中变得成熟而渐渐“靠谱”了。渐渐地，我发现他不再那么极端，那么固执，有时面对面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某种霸气，但是过后他能够放下身架来思考。一句话，他变得不那么武断了。他开始倾听我们的想法，他的注意力也在由外而内，他开始接近我们，开始注意到我们这些在编老师们的价值。

公正地说，徐贵祥还是有胸襟和肚量的。虽然我对他的某些作法时不时地表示出某种程度的质疑，但在他积极主动的沟通后发现，他其实并不难相处。他曾扬言，亲不亲工作分，谁把事情做好，谁就是我的盟友；不落实我的意图，说得再好听也没有用。

另一个发现是，徐贵祥虽然在文学系没有担任任何一门具体的课，但却能在所有的课上滔滔不绝地发言。他说他愿意给每个老师当助教。他常常坐在课堂上，特别是组织讨论的时候，他就会积极地参与，并且引导、激发同学们各抒己见。只要能在场，他一定是瞪着眼睛全神贯注地思考，适时插入。他才思敏捷，经常突发奇想，展示出一个作家的敏感与见识。只要老师们提供一个话题，他就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他是那种特别善于临场发挥式的人。我曾经想，他如果能够担任一门课程，会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但是他明确表示，他不能被一门课捆住手脚。他还公开说过，他特别讨厌那种过于形式化的、表演似的教学评价机制。如果让他担负一门课，他不会按照教学管理部门的要求填写各种文案，也不会按照规定的时间讲授规定的内容，他会信马由缰，他认为什么重要就讲什么，他认为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哪里知道，他作为系主任可以“逍遥法外”，而我们这些老师，都快被各种教条逼疯了。

实话实说，在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徐贵祥为老师“减负”，确实做了不少事情。上级机关一位干部说，他们到文学系搞教学评价，最怕徐主任那张阴阳怪气的脸。徐主任说，文无定法，文学创作教学要用文学的方式，不要给我搞什么前半节课讲什么，后半节课讲什么，老子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据说，徐贵祥的这种“梁大牙似的阴阳怪气”，让上级机关不少人都对文学系的门槛望而却步。

2015年暑假的一天夜里，徐贵祥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是创作教研室的主任，我是文学系的主任，我的目标是培养写作人才，你的目标是落实这个目标。我问他具体想法，他说他要搞“牵引式”教学，用自己的作品“牵引”着学员们去创作、再创作。

一听这话我就乐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痛快地回答他，这事我想干！在心里我甚至叫了一声：你这才干对了一件正经事——此前，我真的认为，徐作家没有把心思放在教学上，而是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天马行空地“放卫星”。

“八月策反”——我这样称呼那次电话长谈，让我惊讶地发现我和徐贵祥在创作教学的方法与观念上其实是惊人的一致！徐贵祥曾经说过，“把学生变成学者是一个遥远的工程，但把作业变成作品是完全可能的”，“哪怕是零点零一的成功，也是成功。零点零一乘以一百等于一，零乘以一万还是零。”在这一点上，我与徐贵祥的看法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一起干吧，从零点零一开始。

那天在电话里，他告诉我，他写了一个小说《好一朵茉莉花》，是专门为教学写的，结构半明半暗，情节时续时断，人物性格和命运有很多不确定性，正好可以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仿写、补写、改写。后来得知，一位学员把这篇作品带回家去，被她的母亲、东方出版社编辑简以宁看见了，她阅读后产生了浓厚兴趣，就跟徐贵祥联系，想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这个作品。徐贵祥说，一个中篇，才五六万字，出一本书太薄了，能不能把我们学生的改写、扩写、续写的作业也加到这本书里？简以宁一听就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啊，一定能从创作教学的角度带出一个好的卖点。

这以后，就有了那个电话，徐贵祥跟我讲，学生的作品他看不过来，指导不过来，他需要我的帮助。

那个火热的夏天，我的身体神奇般地硬朗起来，我一遍一遍地阅读《好一朵茉莉花》，读同学们“节外生枝”的作品，和同学们讨论修改意见，甚至亲自修枝剪叶，在20多天的时间里编出一本近30万字的师生作品合集《好一朵茉莉花》。我甚至从《好一朵茉莉花》里找到灵感，创作了一篇小说《十字街之光》，写了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对此次创作行动进行鼓吹与分析。这部师生合集后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封底印了这么两句话：小说之树开放的小说之花，作家之手托举的作家之星。2015年9月18日印出了样书，这一天是军艺的校庆日。

在完成了《好一朵茉莉花》的编辑出版之后，徐贵祥的思路继续拓展，他对我说，既然东方出版社看好，可以继续扩大战果，他想搞三本书形成一个“创作教学系列”，做中国式的“创意写作”教学示范。第二本可以搞一次“大批判”运动。我问，“大批判”批谁？他挺着胸脯说，批我，把我当作靶子，以我刚刚发表的三篇作品为目标，让同学们去“找毛病”发现问题，而且必须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即“假如我来做”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发现创作中的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鉴赏力。而“假如是我”的命题，则是一个创造性的牵引缆索，可以大大激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何况，作者是学生身边的人，不再是获奖作家，不再戴着神秘的面纱，学生有亲切感和直接感受。只是，我有些隐隐的担心，毕竟，徐贵祥是文学系主任，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军队著名作家，让一群初出茅庐的学生评头论足，有点不成体统，万一学生口无遮拦……我把我的担忧对他说了，他哈哈大笑说，君子坦荡荡，我的学生敢批评我，说明什么，一是说明我的学生牛气，他们连老师都敢批评，二是说明我本人牛气，敢让学生批评。童言无忌，怎么说都不过分。这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果然，此风一经放出，学生们摩拳擦掌，那真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有个同学居然一口气写了三篇批评文章，还有个同学直言不讳，“像徐贵祥这样的作家，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当我把稿子发给徐贵祥之后，没有想到，他在凌晨一点看完，第二天上午便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两句话，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一个文学教育工作者真实的内心，“说高说低都是真，说对说错皆用心……”，不能不说，徐贵祥强力推进文学创作训练，是用心良苦的。

那天在电话里，他再次对我说，作家有肚量，学生有胆量，你的任务就是指导学生，提高批评文章的质量。

于是，一场文学围猎开始了，短兵相接，飞沙走石。我成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有个同学把这次行动概括为“文坛老兵苦心孤诣导演草船借箭，沙场新秀将计就计谱写四面楚歌”，可以说是真实写照。在读了若干遍批评文章后，我可以负责任地用三个词语总结一下这次批评活动的特点：干净、技术、非功利。这部师生合集很快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书名为《背锅人》。

接触多了，我发现徐贵祥还有一个特点，善于一箭双雕甚至三雕。当《背锅人》成形之后，他又给我布置任务，以他的成名作《弹道无痕》为基础，发动学生逆向思维，从原著中任意拎出一个人物，并以这个人物为主角，改写他们的命运。

这又是一个新的创意，当然难度更大，为此他将教学对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和在职进修班的学员。他的同学、著名诗人殷实和新调来的蔡静平老师都参与其中，研究生王龙、胥得意、雷从俊、纵华政等都被赋予了创作任务。“无中生有”这个行动，可以说是对军艺文学系创作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不难想象，这个创意很快就实现了，还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命名为《弹道有痕》――真正的“从无到有”。

　可以说，我和徐贵祥从互不了解到互相认可，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是从这三本书开始的。而且，也就是从这三本书开始，我们惨淡经营的“文学创作训练”，才真正地形成了气候，终于蔚然成风。

非常遗憾地是，我和徐贵祥真正合作只有两年多的时间，2017年，解放军艺术学院被整编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四个专业的师资力量整合成文艺创演系，徐贵祥担任这个系的主任。他的队伍倒是扩大了，有一百多个老师，仅大校就有二十多人。我呢，虽然挂着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的头衔，可是整编以后，严重缺编，一度只有我这一个光杆司令。记得有一天，徐贵祥到文学创作教研室，看着两边空空荡荡的几间空办公室，半天不语，直到离开时才低沉地说了一句，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还跟着我啊。

那句话，把我的眼泪差点儿引出来了。

2019年10月14日晚，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历史在这个时刻安排了一个颇耐寻味的场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茅奖评委徐贵祥给获奖作品《牵风记》宣读颁奖词，而作者正是已经90高龄的徐怀中。文学系的最后一届主任和第一任主任相遇在文学的盛典上，并肩眺望渐行渐远的军艺文学系，成为意蕴辽远的定格。

说话间，又过了几年，如今，徐贵祥退休了，我也退休了。他终于回到了作家的状态，先后创作了《英雄山》《琴声飞过旷野》等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小说，正在风风火火地实现他的“退而不休”梦想。我呢，也没有闲着，我写剧本，写小说，也写评论。当然，我也在密切关注徐贵祥的创作情况，就他的新作，先后发表《穿插在生死之间，伏击于心物化境》《＜英雄山＞的叙事艺术》《桃木匣子、桃花诗及其他》等文章。见面虽然少了，反倒觉得在我们之间，更有默契了。

回过头来再说前几天的那个电话，他找我并非因为我是鲁迅文学奖评委而来替别人说项，而是因为他应约要写一篇文章。他说已经想好了，就写在军艺工作期间的人和事，文章暂名为《重读十年书》，要我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回忆一下，帮他充实素材。这下好，他的回忆引起了我的回忆，因此也就有了这篇《永远的文学系》。